极致传奇下的故事书写

摘 要： 严歌苓新作《床畔》的诞生又一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但从内容来看，她的小说过度追求极致而导致逻辑的断裂，并且只是在不断地自我重复中进行自动化写作。那么问题便会出现：是什么审美追求和动机导致严歌苓在源源不断的创作中失掉了写作的“初心”和“难度”？文章就这一问题展开探究。

关键词： 严歌苓 《床畔》 传奇 美学 模式化

严歌苓作为一位高产作家，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作面世。去年，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护士万红》开始在《收获》杂志上连载，后单行本改名为《床畔》出版。按照严歌苓在《床畔》后记中所写“这是一篇象征主义的小说”[1]、“这也是一个美人救英雄的故事”[2]，这一主题是她之前不曾涉及过的，让我们这个时代重新审视对于“英雄”的定义，坚守内心的信仰。但可惜的是严歌苓又重复了她写“极端环境中的人性”的套路――给一个女性安上一个身份，将她放置在某种边缘化的环境里去救赎别人亦或是救赎自己。不可否认，严歌苓是个很好的说故事的人，小说中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奇特情节或转折，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和剖析格外细腻。但我认为一个优秀的故事并不等同于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远？我想这取决于作者创作的叙事策略和个性品格。

一、传奇化故事与极致化叙事

由于作者的成长和生活经历，严歌苓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大多以“”为背景的中国故事，例如《雌性的草地》、《天浴》、《小姨多鹤》、“穗子系列”、《床畔》等等，还有一种是移民题材，如《扶桑》、《少女小渔》、《花儿与少年》。当然，近几年来她也拓宽了故事背景，如《寄居者》、《赴宴者》、《金陵十三钗》等。但不管是哪一种题材，严歌苓都很少严格地遵守写实小说或现实主义创作的各种叙事规则，而愿意从写实的边缘切入生活的底子，用人事的另类和新奇来呈现非常态的人生体会，即以一种异乎寻常、超越日常的传奇格调，带给人们强烈的精神震撼。《雌性的草地》写时期女子牧马班的故事，将人物放置在西北荒凉的大草原上，在小说的最后，出其不意的以“没有这个编制”[3]结束了女子牧马班的存在，“而沈红霞却在说使命、信仰、责任，它们存在我们就存在”[4]。正如《床畔》的最后，张谷雨究竟是不是植物人作者根本没有交代，只说万红主动请缨又去照顾另一个植物人“英雄”。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并不在乎事件本身的前因后果，她感兴趣的是这些具体的、历史的事件所提供的独特的、极致的情境，她自己就说过：“作为女人我不是一个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感兴趣的人……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既然我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不在这里，那么历史只是我所写的故事的一个背景而已，我不想对历史的功过是非做什么价值判断。”[5]所以她设置的故事背景只是为了触摸到她的意义上的人性，建构属于她的美学，因为她认为：“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有趣的故事说到底，都是能最深地体现人性的故事。或许正是因为它揭示人性，我才认为它是个有趣的故事。一个表面上体现文化冲突的故事，也许根底还在人性上。”[6]而这样的人性与美学和由它们所出的具体的、历史的事件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关联。

由于对故事背景本身的挖掘并不是纵向性的，故事背景只是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因此为了使故事好看，严歌苓必不可少地会努力将故事讲得“精彩”、“传奇”。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就是三个关于“藏匿”的、充满悬念的离奇故事；《床畔》中将植物人张谷雨塑造地似乎有自我意识。情节的“突转”也是严歌苓惯常运用的手段，《白蛇》讲述女舞蹈家爱上的“徐群山”实则是一位女孩“徐群珊”；《天浴》中文秀最终没能用身体打开回城的道路，死在了老金的枪下。这种努力对情节的营造必然导致严歌苓在写作中会放弃对日常生活的用心描写，因为日常生活无非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吃饭、睡觉，一地的“鸡零狗碎”，难以从中提炼出她所追求的特殊的、极端的情境。她一定要到荒野、到边陲、到异域、到抗战、到、到“”，到一切能够让日常生活的逻辑发生错乱，于人非人、物非物起来的地点和时刻去建构她的传奇。当然，她的小说中也不是全无日常生活的描写，《小姨多鹤》里的多鹤和二孩一家的生活看似平静和隐秘，但平静之下多鹤的日本人身份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爆炸，就等着这样一个揭露去让有序的生活脱轨。再比如《床畔》，小说中写“床畔的一切都在流动，护士万红是艄公，摆渡在床上的英雄与流动的世人间……”[7]这也是小说由《护士万红》改名为《床畔》的原因。看似缓缓的叙述，但仅仅因为谷米哥半夜一身是汗，使快要被吴医生打动的万红又重新进入了她和张连长不为人知的世界。就算暂时人物不得不生活在平静之中，也就像暗流涌樱总会掀起巨浪，正常终归要回复原初的不正常。严歌苓追求好听好看的故事，“我感兴趣的，能引发我激情的，我都喜欢。我刚到美国时，对异域的一切都感到陌生、新鲜，眼光格外敏锐，所以写移民题材多一些。这些年，回到祖国，感觉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真的感觉好像又成了外国人，对许多事感到好奇、敏感，如对足浴、对很多事都未弄清楚”[8]。正因为这样，她近几年又重新将目光聚焦到国内故事中来，从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中挖掘新的原材料。

“传奇的故事并不是仅靠情节营造就可以完成的，叙事的视角和人称等也决定着故事的吸引力度。”[9]严歌苓深知这一法则，从她的新作《床畔》的后记中也能看出，这篇小说就“视角”确定就改了两三稿。“第一次铺开稿纸，到最后完成，经过了三次颠覆性的重写”[10]；“父亲认为，小说应该以两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写……”[11]；“用两个人的叙事视角，读者会认为万红是一个科学先知，有特异功能……”[12]严歌苓料到如果使用上帝式的全知视角，那么读者一开始就知道了张谷雨的内心活动和他究竟是不是植物人这一根本性问题，文章的最大疑惑没有了，就不能够吸引读者将小说好好地看下去。并且如果把张连长的视角也作为第一人称，张连长必定是非植物人，那么万红坚持的力量感就会被削弱。同理，在《白蛇》这部作品中，出现了“官方版本”、“民间版本”和“不为人知的版本”，首先这一叙事模式就非常惊奇，用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填补彼此的空白使读者弄清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再次，由于视角在革委会、徐群珊、第三人称之间不停地转换，读者只能窥见冰山一角，似乎徐群珊与这整件事有关联但又游离在边缘，这样读者无法料到突然出现的“徐群山”就是“徐群珊”，但随着情节的推进又有一种逐渐明朗的感觉。除了情节、视角的变化，对时空的调度也会出现在严歌苓的作品中。《雌性的草地》中沈红霞作为女子牧马班的一员，每每在产生迷茫之时竟然能和过草地时牺牲在这片草原的芳姐子、陈黎明这两个女红军产生交流。隔着三十年的时光，她们奇怪的表情，穿越时空的对话，都会给人一种历史错乱的感觉。但正因为有些荒诞和魔幻，才能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错穿插中，使一个多重隐喻的文本得以形成，让沈红霞完成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后还能保留人性特征的真实写照。

二、断裂的逻辑与流水化写作

写传奇不是不可以，张爱玲也爱写传奇。但严歌苓的传奇不同之处在于她追求的极致化，尤其是近年来的作品，总会发现逻辑的错位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局面。因为她根本不在乎，只在乎我们能否从她的作品中获得最大的。但作为一个小说家，或者要求更高一点，作为一个文学家，怎么能不把人物身份和所处情景之间的关系理顺。如《床畔》写植物人，一位在大家眼中与植物无异，在护士万红看来却正在以一种敏感、纤细的方式活着的英雄连长。如此设置人物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一具“无法动弹、欲喊不能”的躯壳同时困住了连长和万红，万红这一个能呼喊、会动弹的大活人也注定要慢慢地长成一株植物。这又是严歌苓的审美趣味：动物性属于肉，是脏的，无欲无求的植物性才属于灵，是干净的，万红这一株美丽的植物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矗立着，远离一切饮食男女的日子。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种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万红就是这么一个品行高洁的人，但是小说中的吴医生作为一个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对众多爱慕眼光熟视无睹的情况下毫无一点征兆莫名其妙地和别的女人订了婚，并且还将一切过错推在万红身上，“你毁了我，万红！我糊里糊涂找个女人，跟她糊里糊涂就上了床！”[13]这和他之前塑造起来的冷静聪明的形象产生了剧烈反差，这就造成了人物性格的前后不一致。我猜想其实严歌苓是想用吴医生的“出轨”来反衬万红对孤独和信念的坚守，并且为万红的行为寻找借口。但前后的无法连结使小说的完整性被撕裂。

由于严歌苓的美学追求是将极端的人放入极致的环境。这样一来，严歌苓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就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不过，这种竭力挣脱日常生活，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极致情境能够包蕴多少真切的人性？《金陵十三钗》中的教堂成为窑姐和女学生们最后的栖身之所；《白蛇》中的孙丽坤在歌舞剧院的布景仓库和徐群山展开隐秘的爱恋；《床畔》中的万红更是在川滇小城的医院中完成她的守候。这些情境看起来千差万别，其实只是一些足够“极致”的情境，因为缺少具体可感的历史差异。而在此之上塑造的人物也一定缺乏坚实的根基，没有人物形象自然发展的依据，就像万红最终成了一位圣母玛利亚一样的人物。这种背负着巨大光环力量的人性并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真正的人性。我同意欧阳光明所说：“于是，在这种‘传奇性’的推动下，严歌苓不再考虑人物的身份与性格相统一的问题，只要情节发展得离奇、好看，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足够了。”[14]所有的女性都被严歌苓用一种苦难中成长和坚守的性格一言以敝之。

作为一个或者小说家，只追求故事的好看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对严歌苓的要求不应仅限于此。严歌苓出道成名很早，并且自幼受到文学家族的影响，早期《雌性的草地》在语言的运用和人物刻画上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由于偏爱“精彩故事”和“传奇”使她在追求极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渐渐丧失了早期作品中的灵性，仅仅给敏感的主人公安一个身份再将她放置在一个有冲突的环境中去发酵一场传奇。就像《床畔》虽然旨在拾起被人们遗忘的英雄主义，但万红的言行缺少其发展的必然过程，所以给人的带来的感受不并深刻。最后，严歌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好在我写什么都很快，《扶桑》写了两个月，英文小说也只写了两个半月。最近完成的长篇《第九个寡妇》篇幅较长，我写了两个月也就完成了。”[15]总之，希望严歌苓能放这么“快”的写作，利用自己的创作才能进行“独一无二”的书写。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床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237.

[2]严歌苓.床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235.

[3]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3：369.

[4]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3：372.

[5]严歌苓，罗鑫，金理，等.王葡萄：女人是第二性吗？――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的对话[J].上海文学，2006（5）：4-7.

[6][15]庄园.严歌苓访谈[J].华文文学，2006（1）：100-102.

[7]严歌苓.床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8]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3）：48-52.

[9]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J].文艺争鸣，2011（3）：43-47.

[10][11][12]严歌苓.床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239.

[13]严歌苓.床畔[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172.

[14]欧阳光明.严歌苓还要在写作的歧路上狂奔多久――从《护士万红》说开去[J].南方文坛，2015（4）：11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