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征途上的新足迹:先父刘敦桢先生110周年诞辰感言

收到编辑部约稿的电话，虽然自己是在“盛情难却”下作出了许诺但是内心却一直在为“写什么”和“如何写”而犯愁。因为有关父亲的生平事迹与各项成就，从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就已经先后为一些报刊、杂志、书籍、方志……写过不下十来篇短短长长的文稿，它们几乎涉及到一切所能发掘出来的资料和回忆，这就使今天的我已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即使再竭尽心机，绞尽脑汁也写不出什么能够引起大家兴趣的内容了。 过去我就一直认为：父亲的毕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和建筑科研事业，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去但仍然永远都属于这个事业，也永远属于那些过去和今后为此事业奋斗的人们。因此有关他的一切报导、论述、评议和研究，都应当由大家共同进行才是最恰当的。这肯定比我过去20年来的“一言堂”来得更为全面和公允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而我也因此得以“卸释重负”和“避亲脱嫌”了。

登载在《建筑创作》2006年12月期上，由殷力欣先生执笔的《河北正定、保定等地古建筑考察记略》的一篇报导，引起了我的关注和联想。这是由六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建筑文化考察组，刚刚在2006年9月沿着北京――张家口铁路一线的历史建筑遗存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在11月初顺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刘先生等人对河北古建筑进行调查的主要路线作了一次“回访”，涉及到该省的12个市县和40余处古建筑遗构与历史街区范围相当广泛。也许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人要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复70年前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在当前不少人的头脑里“个人利益第一”的人生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对上述行为的确难以理解。然而考察组的成员们却不认为这仅仅是“重蹈故道”，而是从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一次旅程。现在简要转述于下：

首先，由于这次行程是按照了中国营造学社过去的调查路线和参阅了刘先生的调查报告，不但顺利地访问了预定的多座古建筑并了解了它们的目前状况，而且还对当时学社所作出田野工作报告的“标准示范”，以及先辈们在具体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特点，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通过实际调查表明，已知位于河北省内历代的著名遗物(包括寺观、祠庙、塔幢、桥梁、城垣…)，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已有50％遭到损毁甚至完全不存在。

第三，对于在抗日战争以前营造学社未来得及进行调查的大量近、现代建筑，目前尚有不少佳作存留(如直隶总督府、保定天主堂、扬公祠、保定军官学校及各式民居……)。

第四，认为当前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城市新区的发展与旧城区的保存……乃是今后最需要慎重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这也是此行的重点所在。

正如考察组的成员所说，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几天，但得到的收益和感受，则是大大出乎原来的预料，其意义也是十分深刻的。

他们的这次活动，引起了我很大的关注，因为在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是在1985年，我正在整理《刘敦桢文集》第三卷中有关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但手头仅有文字稿和极少数照片。在我前往北京寻找这方面的资料时，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负责管理资料的林洙先生告诉我，与此有关的照片，一部分早已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损失，另一部分则是在“”中，因被雨水冲泡亦已毁坏。于是我不得不在这年的暑假期间，带领着一名研究生前往四川，试图沿着父亲等人40年前考察的路线，努力寻找并再现那些古建筑昔日的风貌。

我们乘坐火车由南京来到成都随即在这里和附近的新都、灌县等地展开了工作。然后折向西南的芦山和雅安，再经过夹江、峨嵋到乐山。从那里江前往宜宾和李庄，再乘船到达重庆。稍作调整后，就由此北上经合川、潼南、遂宁等地抵达南充再过蓬安、南部、间中到广元。从这里转向西南、越剑门关、剑阁。由梓潼、绵阳再回到成都。全部行程都是在四川省的中部地区，由北而西，转南折东，最后再向北，兜了一个大圈子。所考察的县市有二十多座(途经的不算)，共历时一个半月。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文集收集资料、补拍照片。重点仍是汉代的石阙(包括附属的石兽、翁仲和碑碣)及崖墓，唐、宋的摩崖、石窟、佛塔，其余则是各地的寺庙、祠观、民居、桥梁、墓葬……由于手头有了先辈的调查报告，可以“按图索骥”，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我则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南溪李庄和重庆沙坪坝一共生活过6年。解放后又因为进修，参加会议及考察而多次入川，因此对当地情况和环境比较适应。基于上述原因，自己对任务定能顺利完成，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更大的收获，则是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不但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大步提升，并且还从中得到了许多深刻的启发和感受。

通过这次考察，发现40年前经由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调查测绘的古建筑和古遗迹，大约尚有70％存在，但有的已出现不同程度甚至相当严重的损坏(特别是处于露天状况下的摩崖和石窟)，部分出于自然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因为人为的破坏，而且后者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例如绵阳西山观的道教石刻，时代可上溯隋、唐，是我国已知最大的一处，原调查时露出土外的有八十余龛，现仅存十余处。又合川濮岩寺后之唐、宋石窟造像此次发现大部已为开山取石所破坏而此项“发展生产”的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在木构建筑方面，川省之遗物建于明初者已极为稀少(最早实物是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之峨嵋飞来寺大殿)，但总的保存情况尚佳，除了对外开放的寺观祠庙以外，多数都因为是还在为学校、政府机关所使用。例如蓬溪县宝梵寺及合川濮岩寺已分别建为小，中学校，阆中之桓侯祠现为县文化馆，蓬溪鹫峰寺部分用作医院……看来这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最佳保护方式之一。但是在加多年后的今天，它们的情况又有什么变化?则是我至为关心的。

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补拍照片，但事先必须对拍摄对象及其有关情况进行了解，这就需要全面研读先辈的调查报告，并用它和现场的实物进行对比。对自己而言，实在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除了能系统地对四川地区自汉代以来的各类古建筑有一个全面了解，同时还对一些特殊的地方做法有了新的认识。例如因为斗拱的变化，使某些建筑山面和背面的檐柱呈阶梯形的排列，若干文庙的棂星门改用了五间六柱六楼的牌楼式样，某些僧人的墓葬采用与民间同一形式……此外，一些较早的建筑制式仍在被后代所采用，例如，盛行于汉――宋的东、西阶制度，竟然还出现在清代所建的雅安文庙门、殿中，乐山乌尤寺还保存了宋以前罗汉堂五百罗汉的形制(像为清塑)。摩崖石窟的开凿在明、清仍在继续(全国各地于元代起即已鲜见)……这许多事例都是自己过去闻

所未闻，或认为不可能出现的，从而感到十分惊愕和意外。但是也因此得到了教训：自己知道的知识实在太少了，今后还要多下苦功。这使我想到父亲在测绘雅安高颐阙时，认为其母、子阙上的枋和斗拱等分件之间，在尺度上存在着一定的连带关系，因此说“故疑此方形之，枋即宋代“材”之前“身”。他在旅行途中，又发现四川各地计算路程的“里”仅为400m，由于清尺已较汉尺增长了四分之一，故“疑川省各地里数乃秦、汉所定”。虽然以上两个疑问都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但这些“灵光一闪”，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出于有深厚学识基础上的合理推论，因此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过去就有一些人，也包括若干相当著名的建筑史学者，认为营造学社对古建筑的调查过于偏重宫殿、坛庙、寺观、陵墓等官式建筑，而疏于对民居等一般建筑的关注。这批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其偏颇之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前夕调查工作必须为此突出重点。父亲后来在1958年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上讲到：“当时营造学社的组织分文献、法式两组，我和梁(思成)各主持一组。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根据实物搞通《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两部书，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工作。而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关内侵略，更使我感受非赶快调查华北几省的宋、辽、金木构建筑不可。因此，我们不顾社长朱启钤的意见，集中两组的力量从事调查。现在看来，这种主张在当时有它一定的理由”。事实证明，当时已别无选择，两位先辈作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正确的，其后来形成的结果和意义自当无庸再加评述。虽然时间紧迫学社的人力和物力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但是我们从当时的一些调查报告中，仍然可以看到有关河南一带民居的少量照片和描述。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在父亲后来所写的《川、康古建调查日记》里，内中提到沿途所见贵阳、重庆、成都、暴江等地的民居状况，就有五、六次之多，甚至还述及在南部县的郊区，有排列井然的供避战乱者居住的数十处石穴。这些都表明在当时的调查中，并非对民居无动于衷，而是预定的工作重点在不在于此。有朝一日时机与条件成熟，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例如在解放后，父亲对传统民居所及时开展的倡导和大规模研究，虽说主要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也不是在毫无准备的基础上的贸然行动。此外，在《日记》中，还记载了对王府遗址、各地衙署、清真寺、会馆、私家花园，桥梁甚至火葬场的调查，也反映了其工作内容的多样化。同时又提到对川，滇省夯土墙质量的比较，道路铺材的组合成份和比例以及专门请友人聘来木作和泥作工匠以调查当地建筑名称术语等等，表明并未忘记对传统建筑技术的重视。可惜的是，在《日记》中并没有包纳有关上述调研的详细记录，但愿有朝一日，它们还能再现在我们面前。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社会物质条件比起40年代自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旅行仍然很不轻松。因为主要的交通方式还是依靠公共汽车和步行。那时的车辆班次很少，路况也不见佳，同时又常因气候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例如大雨引起的洪水所导致的道路冲毁或轮渡停航，有一次我就是从早上六时(五时开车)等到下午一时才渡过了嘉陵江的。由于一些古建筑地处荒山僻野或遥远的小村落，所以常常要在中途一处几乎不见人迹的小站(那里仅仅树立一根表示地名的站牌)下车，再沿行人稀少的土路走向几里或几十里外的目的地。当时手边没有详细的地图，更没有今天普遍使用的手机，因此只能依靠出行前从当地文物部门了解的讯息和向沿途乡民的打探，幸运的是，每次都没使我落空。这时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名主动要随我来的陪伴者，在到达重庆时突然提出要回去参加一次重要考试。由于他不是我的研究生，对其情况不甚了解，所以只能同意)，背着相当沉重的背囊(里面装着由多层防水布包裹的三台照相机、胶卷、有关的文记和笔记本，以及雨衣、少量的换洗衣服，一双备用的旅游鞋、水壶、电筒和一枚指北针)独自行走在烈日下或小雨中，但自己反而感到越来越高兴。这是因为此行的任务即将顺利完成，而我从中所学习到的大量实际知识和得到的亲身体验，则是在正常工作与生活环境下无从获得的。特别是由剑门关经剑阁至梓潼的途中，从车中和步行所经古道两旁夹峙的连延翠柏，与《日记》中的载述几无二致。回想当年先辈们经过这里的情景，而今天我也有幸步上他们的后尘，顿感意气风发，心潮澎湃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继承先辈事业的信念和决心。

由于当时新的社会变革刚刚开始许多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尚未开始，因此它与历史遗迹保护的矛盾还不太突出，破坏的现象相对也少。加以当时自己的水平和时间都极有限，所以就未能像前述的建筑文化考察小组那样，对建设中产生的问题作出中肯的探讨和建议这也许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吧!但是我觉得那次步先辈征途后尘的工作旅行是一次自己终身难忘的经历，这不仅在于完成了摄影的任务，并大大地提高了专业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自己用实际的行动和心灵上的追随，部分体验到了先辈们为我们这个学科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表现的坚毅精神，而这些则是我们后代所应当永远予以铭记和仿效有。

继承不仅在于它的物质和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精神和实质。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可能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的发扬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