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 百感交集 只说无憾

改革的雏形

尽管朱清时先生早已确定满5年任期后正式退休，但直到正式卸任的9月2日，工作惯性依旧在推搡他。那天他9点准时到达办公室，计划开会讨论学校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的招生情况，不容乐观的实验室建设，以及进度缓慢的研究生办学资格申请。

深圳市领导就在那时去到南方科技大学召集了干部会议，一位副市长在会上宣布：朱清时不再担任校长和法人代表，党委委员的职务也一并免除。“早上一宣布这两个文件，我突然才意识到，哦，我已经免了，我不应该再去开那些会了。”对于紧绷了太久的改革者来说，那个时刻几乎有顿悟之感。他回忆当时“还有个思想准备”，如果学校相关部门坚持要求按原计划开会，“我就还是去”。“但是没有人再来跟我说要我去开会了……”他显得有些惆怅，又有些庆幸，“所以，我真的就放下了。”

2014年，作为中国最具声望的大学校长和教育改革者，朱清时为其坚持十数年的事业画上句号。2009年深圳市政府创办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任创校校长，在他的蓝图中，南科大的目标是成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研究型大学，建校123年来仅仅培养了22000余名学生，其中，却有31人32次获得诺贝尔奖。

人们曾对南科大抱以厚望―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始终未能发展出与其蓬勃崛起的经济体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机制，在USNEWS10月28日最新的全球前百名大学名单中，中国仅占2席。

朱清时的教育思路与中国大部分高校所崇尚的规模发展不同，它要求学校和政府层面的两级改革者都具备充分的耐心和远大的目标。朱清时最初颇具信心。此前他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0年，已因坚定的批判者形象获得盛誉，被称为“中国最牛大学校长”―尽管他发现体制框架内的改革难以触及根本。而南科大从零开始，没有体制的包袱，他提出明确的目标：“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前两个口号帮助他绕开高考，避免学生成为机械的考试机器，葬送自己的创造力。最后一个口号则直指备受诟病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拒绝大学“官本位”，使南科大获得真正的自治和学术自由。2011年12月，美国《科学》杂志将“南方科技大学开学”与“日本大地震”并列选为当年3月份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

赴任之前，朱清时要求同时任校长和党委书记，获得全面掌控改革进程的权力，同时也要求行政权力不介入学校管理，这意味着政府不再拥有对于大学高层人员的任命权。他获得舆论的支持，《科学》杂志将南科大称为中国大学中的“一艘海盗船”，中国学者则更具体地描述它为“几乎是进行实质性的高校体制改革的唯一试点”。

但抛开舆论，朱清时和他领导的南科大一直谨慎而缓慢地在困局中穿行，既有外患―2012年南科大放弃完全的自主招生，高考成绩占录取成绩的60%;今年年初，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接任朱的党委书记之位，标志着行政力量进入学校;亦有内忧―早期与朱清时并肩创校的顶尖华人学者，因各种原因风流云散，其中3位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在《南方周末》发文公开批评朱的改革路径。它们共同证明了人们所期待的用一所大学去挑战整个教育系统可能遭遇的重重困境。

南科大尚未真正为中国高教探索出一种可堪复制的成功。9月这位对改革最强势也最具话语权的校长卸任，学校现状被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从改革者来说是遗憾”。但在南科大，第一届也是唯一一届没有教育部颁发文凭的学生中已有人拿到欧洲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学校也极大程度地实现了远远领先于其他体制内大学的“教授治校”。因此熊丙奇在判断改革充满遗憾的同时也认为，朱清时的真正意义在于以切实、具体的姿态向政府宣告了高教改革的雏形。

朱清时并非未曾预料到这一切。2009年他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已准备好做尝试真正教育改革的第一人，但也许成功的第一人要属于后来者。”卸任后，对于这一切成败评说，朱清时回应，“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正确性

9月24日在南科大的最后一次演讲，朱清时再一次把核心主题定为“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在2005年向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演讲结束，学生们很多都站了起来。朱清时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掌声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工作人员只好上台把他硬搀下来。

朱清时说自己在退休之后压力顿减，“醒来之后我可以享受，我不用看表，我想躺就躺，而且晚上呢，想第二天我可以随便睡到多久。”但他实际上还是保持着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每天早上7点自然醒，失眠的毛病还在，安眠药依旧吃着。

2009年初，为深圳市投入巨资的新大学遴选校长的猎头公司约见朱清时。朱清时拒绝见面，态度鲜明―他正在故宫博物院研究古陶瓷，毫无做校长的意愿。深圳市政府的领导打电话来劝，他这才勉强同意见见。双方约在故宫旁边的红墙宾馆，晚上8点，朱清时留给猎头公司一个钟头时间，一分钟也没有多说。那次谈话没有什么打动他的地方。他“很客气地”答应考虑，心中却无所谓。后来两位老院士来劝他：中国大学校长奋斗了十几年想做教改，条件都不具备，深圳市这次真的下了决心，这个机会你千万不能放弃，否则中国教改又会要停很多年。

2014年5月中旬接受《人物》采访时，朱清时表现得紧张、严肃，蕴藏于教改事业中的障碍很难让他感到愉快，只有提及生活上的爱好―书法、古玩以及科技考古―才会轻松地笑起来。但这一次又问起来，他对那些爱好的兴致明显淡了。他说书法只是偶尔写写，古玩都运回了合肥。只有话题转回南科大，刚刚卸任的校长才重新有了表达欲。

跟着朱清时一起从深圳回到合肥的还有二三十个纸箱子，全部是南科大的相关文件材料，塞满了两辆商务面包车。一位南科大管理人员对《人物》记者说，南科大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一部电视连续剧都讲不完”，并且很多事情现在还“不能拿出来”。朱清时计划用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来整理这些材料，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我想全社会如此高度地关注南科大，我理所当然有责任把我们这5年，把要关注的这些东西整理清楚，给大家交代清楚。”

他主动向《人物》提起南科大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2011年6月，李泽湘、李晓原、厉建书3位前来帮助筹建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在《南方周末》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改革，不要口号》阐述他们与朱对于高等教育的理念分歧，并集体出走。朱清时称之为“南科大最困难的时期”。这一事件也让外界开始重新思考此前对于南科大的浪漫主义美好想象。

如今回忆起来，朱清时承认自己在人际沟通上的短板，“我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很会勾兑，把事情都搞得很圆滑，很平衡。这个呢，也是我的一个缺点。”但是他更坚信南科大改革大方向的正确性，“打个比喻，如果我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要冲刺最后的终点，然后周围的观众有很多人就在抗议、反感、骂。这个时候你停下来跟观众去吵架干什么？你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去理他们……南科大5年，就像赛跑一样，我目标紧紧盯住这个终点，看清这个道路。”

在南科大的最后一天

11月10日，朱清时重新回到南科大，他要在这天清空位于行政楼309的校长办公室。早上9点，工作人员还没有来，朱清时又是最早到的。办公桌上散着没来得及收拾好的文件，其中掩着一封来自广西一所大学大二学生的手写信件：“……幸运的是，中国还有您这一位有强烈的教育改革思想的人。”朱清时说他没有回信，类似的信件太多，精力不够。

这次返校，他最主要的精力用于给教改班的学生写推荐信。教改班是南科大最早、也是承受最大力度改革的一批学生。他们总共45人，在2012年3月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而非统一高考入读南科大，将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获得学校自授学位的本科生。他们正面临毕业，由于没有教育部授权颁发的文凭，大多数人选择出国继续深造。

保安和清洁工陆陆续续进来收拾东西，拖来两辆小推车和若干纸箱，办公室正陷入一片有秩序的混乱。有教改班的男生来找朱清时，他昨天约好了校长修改推荐信。朱清时让学生坐到还没被杂物淹没的沙发上，在人进人出的噪声里强调推荐信必须突出的3个要点：第一，要说明我们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第二，突出南科大是中国教改的试验田;第三，校长自己说自己的学校好是不管用的，要把《科学》杂志的几次报道附在后面，一起寄过去。

“我在南科大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们都推荐出去。”朱清时记得这个他曾亲自面试过的男孩，4年前报到那天，是父亲把他送来的。

在任的最后几个月，舆论希望盖棺定论，评价他的功过成败。在录制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访谈节目时，主持人将出现频率最高的媒体标题收集起来贴在一块白板上，包括“妥协”、“身心俱疲”、“最牛校长”、“遗憾”、“惨胜”等等。他问朱清时，让您选一个，您会选哪个？朱清时一个也没选。他拿起放在面前的马克笔和白板，毫不犹豫地写了两个字，“无憾”。那位主持人在电视圈以洞察和犀利著称，朱清时告诉《人物》记者，他当时感觉到对方不满意，“他觉得我答得不痛快”，“他一再逼问我，但是不可能，我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

时至今日，媒体依旧难以从朱清时处获得毫无负担的自我评价，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并没有随着卸任而减少，“让我的学生、学校老师看见了，我要说学校负面的东西，他们心里头怎么想啊？会想我这一生完了。所以我只能说正面的给他们鼓劲。”他又说，“也许过几十年之后，大家才能都公平地看。”

办公室几乎全部清完后，朱清时打开身后一整面墙那么大的白色立柜，“里面原来全是文件”，但如今柜子中空空如也。他回过身，表情复杂地笑了笑，“你看，这就是我在南科大最后的场景了。”

朱清时还了钥匙，这天他唯一随身带走的东西是一张橘色卡纸，那是2014级6班向他道别的集体签名，朱清时把它平展在胸口展示，“我要留着，万一他们以后有人得了诺贝尔奖呢！”

他回忆起被其奉为老师的南怀瑾曾劝他放弃教改，远离风波。南怀瑾当时讲了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有位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太太每天陪他查账到凌晨三四点，深感生活苦累。他们家的隔壁住着一对以卖豆腐为生的夫妇，日日午夜刚过就要起床磨豆腐，每天那时他们快乐的歌声都会从墙的另一端飘来。太太感到疑惑，为什么那小两口就能过得这么快活？老板回答，你信不信我马上就让他们快活不起来？他回身从保险柜里拿了一大包银子从墙上扔过去，银子落地“咣当”一响，墙那头的歌声立刻消失无踪。小两口捡了银子，以为是天赐的财富，他们开始产生野心，想要做点事业。磨豆腐时那种简单的快活再也没有了。

在采访过程中，朱清时3次提起这个故事，他将南科大比喻为那包银子，“现在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事，就像丢了一包银子一样，是个包袱，守着这包银子，你一生就快活不起来了……深圳市民选南科大校长把我选上，就相当于给我一包银子过来，就变成我的事业，然后这个事业就奋斗了这几年，5年。所以到了该我卸任的时候，该离开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想这包银子终于消失了。”

下午两点二十，车开动了。深圳层叠的高楼从窗外飞掠而过，朱清时目不斜视，一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