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设置的完善

【摘 要】侦查讯问中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我国法制建设和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有一些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是与当前国际人权事业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要在侦查讯问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必须对现行刑事诉讼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尤其是是对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设置的完善。本文详细阐述了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设置完善的构想，以期达到在侦查讯问中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侦查讯问 犯罪嫌疑人 权利设置

侦查讯问是查明犯罪事实和获取证据的侦查方法，它是整个侦查活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自然也就是刑事诉讼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作为可能被国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更应该得到保障。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在有些方面还比较严重，其中突出表现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无论是目的还是任务，反映的都是这么一个理念：惩罚犯罪第一位，保障人权第二位，基于此大前提的指导，侦查讯问作为侦查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当侦查人员面对他们认为是可能的犯罪者时，可以想象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兼顾人权的保障问题。

在侦查讯问程序中，现行刑事诉讼法已规定了许多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制度与措施，例如，犯罪嫌疑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接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但面对着我国侦查阶段中极为强大的侦查权，犯罪嫌疑人的自我保障力量则显得极为弱小，加之在目前立法上还存在诸多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不利甚至相背离的情况下，那就更难以想象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能得到如何的保障了。因此，加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自我保障力量，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制约侦查的权力，已成为时展之不可阻挡的潮流。鉴于我国的司法现状，完善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设置，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程序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沉默权，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追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讯问，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以沉默的方式反对强行要求作可能导致刑罚或者更重刑罚的供述的权利。”美国学者 Christopher Osakwe认为，沉默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其一，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做出供述或提供证据。其二，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院不得把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从17世纪至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关于沉默权的法律规定，如1789年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1912年英国的《1912年法官规程》、及英国1994年颁布的《刑事审判法》和《公共秩序法》等法律都对沉默权做了明确规定。

随着刑事诉讼法律价值观念的转变，我们认识到“法律程序本身是一种法定顺序与法制统一的保障，正义要求给予每个人应得的利益，而程序公正可以实现这一要求，因此程序公正具有自由和合理的内在本质，它渗透于诉讼过程的现实之中，把正义的理性注入程序，使程序和公正联结在一起，正义是法律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法律的最高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证据问题可谓基础和核心，因此在运用证据的价值选择问题上，沉默权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项制度，沉默权制度的建立已成为一种必然。近几年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不断向沉默权靠近，也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1999年12月16日，武汉警方各个派出所的审讯室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个大字已被“遵守留置规定，严格执法，文明办案”十四个字代替。这一举措，标志着公安人员查案取证已不再是以审讯对象的口供为主，开始重视审讯对象的人格。2000年10月，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推动《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按照该规则的精神，“当侦查机关将包括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在内的证据呈送检察院提请批捕或，检察官应视口供为零，然后根据案件中的其他时证据分析判断嫌疑人是否确有犯罪事实，应否批准或”。虽然以上两种做法并不是推行沉默权,但的确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向沉默权靠近而迈出的一大步。“沉默权有助于防止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保证准确地和定罪；沉默权有助于防止官方权力的滥用，维持刑事诉讼的公信力”。我国构建沉默权制度时，应当因地制宜，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借鉴其立法的完善之处，从而达到降低司法成本、少走弯路的事半功倍之效。在构建沉默权制度时，应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现状和社会现实，进行合理的限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将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为宪法原则，这是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宪法保障。从诉讼角度看，无罪推定原则是构筑现代民主诉讼的重要支柱。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修改为无罪推定原则，即明确规定:“任何人在人民法院做出生效判决之前，被视为无罪的人。”由于无罪推定原则，包括有“沉默权”的内容，因此，只有确立无罪推定为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才能使“沉默权”有其理论基础和保障的前提。

第二，在侦查阶段赋予犯罪嫌疑人默示沉默权。在当前法律不健全，讯问还是一种重要取证手段的情况下，不宜给予犯罪嫌疑人明示的沉默权，这样会使本应获得的犯罪证据或侦查破案线索无法取得，必然出现侦查破案效率大为下降的被动局面。因此，为了顾及侦查机关现实性的侦破能力和惩治犯罪的需要，目前在侦查讯问阶段还只能赋予犯罪嫌疑人默示沉默权，其目的也主要是满足遏制侦查讯问过程中“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违法取证现象屡禁不止的需要。同时，为了促使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自愿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还应继续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

第三，审查阶段，审查机关则有义务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保持沉默，检察机关应当立即终止讯问。在这一阶段，检察机关必须强调犯罪嫌疑人回答讯问的自愿性，证实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陈述是否出于自愿，以防止和减少因被追诉人的翻供而使诉讼进程受阻。

第四，在法律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果我国在法律上确立了侦查讯问阶段的沉默权制度作为保障措施，在证据采用标准上，自然要求在立法上确认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即在法律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追诉者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必须是出于自愿而非迫于外在压力或强制作出。非任意的自白不得用于不利于被追诉者的证据。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悉权

知悉权又称知情权、了解权，其基本涵义是指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对犯罪嫌疑人而言，知悉权是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其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知悉权是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被告人的诸多诉讼权利中，知悉权还是最能体现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的意义之一的诉讼权利”。第二，知悉权是充分地行使其他诉讼权利和进行有效防御的前提和基础，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悉权势必会使其实施的防御活动更具有针对性。第三，知悉权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之一。诉讼活动的发展史表明，控辩双方的对抗是发现真实的最佳装置，而有效对抗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能充分地享有知悉权和辩护权。第四，知悉权是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布莱克法律辞典》规定:“程序性正当程序的中心含义是指：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庭审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

因此，在确立我国犯罪嫌疑人的知悉权时，不仅应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并重的原则，以我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条款为指南，而且还要参考他国的先进经验，笔者认为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悉被指控何种罪名的权利。这里所指的罪名应以《刑法》规定的罪名为准，这一权利的行使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来说还能较为充分地享有，而对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则很难保障。笔者建议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在讯问时首先被告知指控何种罪名的权利，然后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对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的数个罪名时应分别进行告知，对没有被告知所指控何种罪名的犯罪嫌疑人亦有权拒绝陈述；对于被告知的方式应当采取明示的方法，即采用书面告知与口头告知相结合的方式。

第二，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悉其被羁押期限及期限是否延长、延长理由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中的羁押期限作了具体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不知道其被羁押的法定期限及出现特殊情况时期限是否被延长及延长的理由，犯罪嫌疑人又如何判断是否超过法定期限及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除呢，那么在受到人身自由剥夺时的权利保障也因此成了一句空话。因此，犯罪嫌疑人有权知悉其被羁押期限及在羁押期限届满之前知悉羁押期限是否被延长以及延长的理由。

第三，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悉对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其身份情况的权利。这里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主要包括执行拘留、逮捕、搜查、拘传或进行讯问的侦查人员和担任本案翻译和鉴定的人，对相关身份情况的知悉范围也仅限于姓名、职务以及所属的机关等内容。应当注意的是，首先，对侦查人员和相关人员的身份情况知悉仅指一般案件，而恐怖性质或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则无权知悉侦查人员身份情况，这主要是从惩罚犯罪的这一诉讼任务考虑的；其次，知悉的时间应当在对其采取侦查措施之前或当场被告知，特殊情况下，可以在事后告知。

第四，赋予犯罪嫌疑人以何种方式知悉的权利。对此，笔者认为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对其享有的所有的诉讼权利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告知，而且还应明确规定违反告知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即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知悉权的方法获得的证据禁止使用，对被追诉人人身造成损害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不仅从程序上使犯罪嫌疑人的知悉权有了较好的保障机制，也从程序上更好地制约了侦查机关较好地履行告知义务。

三、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

从字面意义上看,“在场”指亲自在事情发生、进行的地方。律师在场权，是指律师亲身处于侦查讯问现场，在场见证整个审讯过程，及时为涉嫌犯罪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监督侦查人员依法办案。律师在场权最初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其思想根源是洛克式的国家社会观，其本质上是公民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监督权，反映了刑事诉讼主体性理论、人权保障理论、多元价值平衡的客观要求。而且从国外的刑事立法情况看，许多国家都有律师在场权的规定。例如，在美国，律师在场权被视为犯罪嫌疑人的一项自然权利，只要犯罪嫌疑人坚持要求律师在场的，没有律师在场就不能讯问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先前放弃律师帮助权，在讯问过程中又明确主张律师到场的，讯问必须立即中止，直到律师到场后才能继续讯问，侵犯律师在场权所获取的口供被认为是缺乏任意性的陈述，因而不能被采纳为证据。

因此，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于促进我国刑事司法文明化、民主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构建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对此，笔者认为，该制度构建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讯问前获得告知权。即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有义务告知其享有律师在场权。由于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侦讯时，特别是在被采取了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一般会感到孤立无援、惊恐不安，因为实践中，大多数被追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它需要法律帮助的愿望更加迫切，而侦查人员的权利告知程序，不仅表明侦查人员对其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而且对于平和犯罪嫌疑人心态，客观地接受讯问产生积极作用。为促使侦查人员切实履行告知义务，还应进一步规定违背此项义务的法律后果，即除非嫌疑人书面明确表示放弃律师在场权，没有律师在场的讯问中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律师的记录权。即在场律师有权听取讯问过程，并作必要的记录。但考虑到律师所作笔录的保密性，侦查机关可以对其笔录进行检查，对其中涉及的关键事项，例如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允许作出删节。在场律师在讯问过程中不得干扰办案人员的讯问。

第三，律师的抗辩权。即在讯问时，在场律师如果发现侦查人员讯问程序违法或发现有刑讯逼供等行为，以及问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时，有权及时提出抗辩，提醒侦查人员注意自己的侦讯行为、注意讯问的范围并提出纠正意见，也有权拒绝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或在讯问笔录上记载侦查人员有程序违法或者刑讯逼供的情况后签字。

第四，律师对笔录的确认权。即讯问完毕，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必须在由律师认可签字的情况下，才可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侦查人员讯问过程合法，律师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没有律师签字的讯问笔录不具有合法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效力。有学者认为，律师在场权的行使还应包括律师在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指导。但笔者认为，基于构建形式在场制度的考虑，在犯罪嫌疑人接受侦查讯问时，律师不宜过多地介入到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上。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律师在场能起到防止程序性违法的作用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作者单位：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