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

摘要:通过对黔东南地区清水江与巴拉河流域“独木龙舟文化圈”的田野调查,印证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是研究民族传统身体游戏最适宜的方法。同时,展示体育人类学对民族体育的实证研究案例,也是体育界对保护文化遗产采集科学数据的首次有益尝试。在2008年首次对参赛选手进行体质调查的基础上,2009年对其进行体质人类学的复测,并按照体育人类学方法增加了环境和器物测量,重点进行文化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及深度访谈,完成了对一项古老的身体竞技游戏的全面探索。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民族体育;田野调查;苗族;独木龙舟

中图分类号:G8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2-0001-08

Field investigation of dragon canoe in the Southeast Guizhou region

――Empirical study of sports anthropology (Part 1)

HU Xiao-ming,YANG Shi-ru,XIA Wu-si,WANG Jian-zhong,NI Yi-ke,WANG Guang-jin,

HUANG Yong-sen,YU Yong-hui,DENG Xing-hua,LI Ling,WANG Rui,TAN Guang-xin,

ZHAO Xia,XIANG You-ming,CHEN Qiang,CUI Zhou,CHENG Zhi-li,LI Qing-hui,WEI Jia

Abstract: By carrying out a field investigation on the “cultural circle of dragon canoe” along the Qingshui river and Bala river in the Southeast Guizhou region, the author confirmed that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 working method is the most suitable method for studying traditional national body games, and presented a case of empirical study of national sport by means of sports anthropology, also a useful try made by the sports community to collect scientific data of events belonging to a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first fitness survey conducted on the game players in 2008, the author rechecked the players by means of fitness anthropology, and added environmental and implemental measurements according to sports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mainly focused on the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completed the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an ancient body competition game.

Key words: sports anthropology;national sports;field investigation;Miao nationality;dragon canoe

1研究目的与一般情况

苗族人口近千万,近半数居住在贵州,其余约1/3生活于湖南和云南,少部分分布于重庆、广西、湖北、四川及海南等地及泰国、老挝、越南等国。然而,独木龙舟这项举世罕见的传统竞技活动,开展范围仅存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和施秉县交界的清水江以及其支流巴拉河交界处,活动人群仅限于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水江是贵州省第2大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清水江的支流巴拉河,起源于黔东南雷山县,于台江县巴拉河村融入清水江。

独木龙舟原始古朴,与其他地方龙舟有许多不同之处。就人类学研究而言,独木龙舟最宝贵之处是保存了相当浓郁而完整的传统仪式。从制作龙舟,到龙舟下水、出发比赛前及赛后“吃龙肉”,都有一系列祭祀性巫术活动;停放龙舟的龙舟棚旁边,常见到小土地庙;颇为独特的还有划着龙舟到各村寨通知亲戚们送鸭鹅猪牛等的“接龙”仪式:比赛前一艘艘的龙舟在鞭炮声中划到沿途码头,接受本艘龙舟所代表的姓氏或村寨联姻的亲家送礼和敬酒。此时,健儿们会表演“花式划船”,并向岸上围观的群众撩拨水花,休闲娱乐味道十足。

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具有与现代体育活动类似的竞技形式,长期以来被人们视为民族体育。然而,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身体活动、是否具有体育的目的和功效、它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需要研究。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在古代典籍中屡有记载,半个世纪以前就被国外影视机构拍摄,近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章成百上千,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我们认为,独木龙舟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非常典型的例证,通过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可以为身体文化的探索开拓新的空间。

本次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竞赛调查活动由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简称华南师大体院)及贵州民族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简称贵州民院体院)联合发起,贵州民院提供部分经费,组织数名教师并由体院院长带队,自驾车搭载人员、仪器和物资长途跋涉参与调查活动;华南师大把本次调查视为支援西部开发和扶持民族院校科研工作,故提供较多的研究人员和经费。本次田野调查经验表明,优势互补、共促互惠,是院校间进行体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最佳途径。

联合调查队部分成员,过去曾多次深入黔东南苗族村寨,在艰苦的条件下对苗族独木龙舟竞赛进行前期考察。但碍于人力、物力,过去一直未能进行大规模调查。经过1年多准备,并制定详尽计划,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保障。考虑到独木龙舟竞渡活动是2009年6月14～19日(农历5月22～27日),调查队需要考察活动前后的情况,所以联合调查时间确定在2009年6月12～22日(农历5月20～29日),总计11天。

考虑到调查队成员大部分为高校体育教师(其中5人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多数没有经历人类学训练,因此特别向队员交待的注意事项包括:阅读人类学书籍、学习田野工作方法、互相主动交流;参与性观察方法需要获得客观准确的信息,调查活动尽量避免主观介入;每天晚上必须将当天工作记录完毕,并准备好次日所需物品;外出队员所有活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特别注意在山崖和河边活动的安全;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适应艰苦生活环境,注意饮食卫生。

2调查的方法及内容

采集最原始、最可靠、最真实、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我国体育界已经借鉴了各种各样可以用来研究体育活动的科研方法,但恰恰长期缺少研究人类体质和文化方面独具优势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有自己一套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由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著名人类学家创立的田野调查方法,即在实地调查中,集中在某一地点或区域居住一段时间,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各种活动,从中了解其文化行为。田野工作的基本内容为“参与观察”。依靠这种方法搜集上来的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称为“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这种方法的训练几乎成为一种制度,以至于真正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有多年的田野工作经历。

过去在研究民族体育方面,习惯照搬历史学或民族学的方法,结果多停留于对奇特身体活动状态的表面描述或历史典籍零星资料的简单编纂;借助一些哲学观点或思想流派的晦涩术语及表达方式对传统文化哲理的论述,不仅理论上难以超越几十年前的豪依津哈等大师,而且离实际活动太远也难免隔靴搔痒;而运用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要么停留在简单的数理统计层面,要么模仿西方的研究,借用别人的命题设计进行填充,得到的结果脱离中国民俗游戏实际,这使民族体育的研究踯躅不前。

多年来,对体育的研究中极少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原因主要是研究对象仅仅是一些短期的身体活动事件,获得资助少、工作条件艰苦、出成果周期很长。一般体育研究者不能忍受孤寂,乐意寻找一些“短平快”的方法――选定问题、设计问卷、发收问卷、统计分析问卷、提出对策。这种研究思路的最大不足,是横切面的问卷调查忽视了被调查者回答问题时,在时间和环境条件上的不一致性,舍去许多细节,放弃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尤其对局限于偏远地区的缺少记载的历史文化内容,更是鞭长莫及。而人类学参与性观察的小样本量的深入访谈,使获得的调查资料远比其他方法翔实,取得人类学调研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通行的认可度。人类学的小样本量虽然在反映宏观整体的研究中不具备优势,但田野工作中的测量记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却是研究孤立、罕见、奇特的“小众文化”甚至“微众文化”――民族传统身体游戏的最适宜的方法。体育人类学,不能不采用这种基本方法。

体育人类学,是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领域具体问题的一门应用学科。它在方法的运用上不能脱离人类学的基本技术路线,但又要根据自身的研究特点,根据维护人类身心健康的身体运动这样的研究对象的特殊需求加以调整并自成一体,否则体育人类学也没有必要自成一门学科了[1]。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竞技游戏,一般都是在固定的节日进行,前后也不过十天半月,属于时间很短的专题性研究。相对于一般人类学以年为周期的“百科全书式”的田野工作,体育人类学在时间上可以大为压缩,但更为强调结合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考察。针对像独木龙舟这样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的珍稀民俗游戏,本次田野调查前,尽可能广泛参考已有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把体育人类学的田野调点集中到围绕这项活动的体质状况测量、环境器物记录、历史文化的深度访谈3部分。

2.1体质状况测量

体质人类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在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兴盛中显得相当冷清;然而,它在21世纪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中有萌发新生的可能性。体育人类学认为,对体育的一切研究,其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的依托主干都离不开对人类身体的影响,这也是体育学存在的依据。体质测量与评价,是体育专业师生很熟悉的一门课程,对人体形态和机能的了解可能仅次于专业医务人员,这就使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人员比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在判断研究对象体质状况方面更具有优势。

由于生活在水边苗寨的成年男子几乎都可以划龙舟,所以对这一很小人群的体质调查,可以科学直观地反映出独木龙舟活动对他们身体的影响。对体育人类学而言,研究人类的身体形态和机能,是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怎样研究身体状况,都是文化的需要。换言之,体质测量是为了说明人类文化的生物性载体的状况。在交通不便的偏远之地进行体质调查,测试器材及指标必须尽量精简。还要事先考虑到调查对象外出务工、戒备心理,以及农忙与调查时间的矛盾等困难。本次实证研究的测量指标是在国民体质监测指标的基础上加以精简,包括身高、体重、胸围、腰围、臀围、上臂部皮褶厚度、肩胛部皮褶厚度、腹部皮褶厚度、安静脉搏、收缩压、舒张压、安静肺活量、右手握力等,主要目的是为了评估该项活动的体育效果。

调查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贵州省台江县管辖的古镇施洞。施洞,又名施洞口,苗语称“展响”,意为贸易集市,是连接清水江上下游的重要渡口和驿站,位于台江县城以北35 km,凯里东北71 km,镇远以南30 km处。施洞镇有20个村寨,4 045户,总人口16 595人,只有5个村寨不在江边。除了街上村与平兆村的一部分居民外,绝大多数是苗族。不在江边及非苗族人群,不作为测试对象。根据调查队在各乡、镇政府搜集的最新材料,苗族独木龙舟文化圈内调查的乡镇基本情况如下:施秉县双井镇共有10个行政村,61个自然寨,4 850户,22 353人;参加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村寨只有沿清水江而居的平寨、铜鼓2个行政村,约有3 710人。施秉县马号乡邰家寨、廖家寨、潘家寨、大寨、溪口寨、八埂寨、平地营寨、大冲寨等,参加独木龙舟竞赛的有1 061户、5 037人。老屯乡位于台江县西北部,辖20个行政村47个自然村寨,参加独木龙舟竞赛的有白土村、榕山、岩脚、花果山、老屯、槁卯、长滩等村,有970户,4 952人。

本次田野调查,首先需要对2008年独木龙舟选手身体素质指标进行复测。最初受当地民族文化习俗、防御心理的影响工作受阻,许多参赛者拒绝测试,通过耐心说服、简化测试方法,才完成了包括身高、体重、胸围、腰围、臀围、臂围等苗族同胞能接受的最简单的形态指标的测试。结果表明:无论与周边不划龙舟的苗族人群相比,还是与周边其他民族人群相比,独木龙舟文化圈的人群并未显示出因一年一次的划龙舟活动而产生任何体育效果[2]。

2009年调查队在形态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生理(心率、血压、肺活量)和机能(左右手握力)等指标,对所采集的体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为了弥补首次体质测量因条件简陋和指标项目过少的不足,另一方面是需要通过再次复测的数据来证实上次基础性预调查工作的真实可靠。2009年6月13日,调查队到达老屯乡后,首先对老屯乡划龙舟选手进行测量,第2天转移到施洞测量巴拉河村和偏债村的部分龙舟划手,测量60余人。测量的同时,队员还进行了访谈,由于黔东南地区苗赛较为分散,且道路崎岖,调查队不时得分散行动,使用越野车搭载队员到较为偏僻地区调查。而短期分队主要调查了解马号乡参加独木龙舟竞赛的村寨,深入大冲、坪地营、八埂、溪口、大寨、潘家寨、廖家寨、邰家寨、六合小寨进行实地考察和测量工作。最终,调查队完成了苗族独木龙舟竞渡人员的体质形态测试工作,共测试苗族男性竞赛选手227人,有效测试为196人,接近2009年参加龙舟竞赛选手总人数的2/3,收集样本有效数据1 600余个,样本采集科学合理有效。

通过两年采集的苗族独木龙舟选手体质数据的比较,发现竞赛独木龙舟选手体质指标差异没有显著性,再次证实这项活动对身体并无产生明显的体育效果。

2.2环境器物记录及观察

实地观察法,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工作者最重要的田野工作途径,也是收集第一手材料的最基本方式。强调研究者的主动参与性,对一个社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持续的研究,使研究者既作为参与者又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但是,体育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身体活动的短期专题性事件,不同于一般人类学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生活形态的整体调查,因此不需要以全年为周期的方式与被调查人住在一起。时间缩短,但与身体活动处于同时段的环境器物测量与记录,必需事先准备提纲和表格;否则时间将大为延长,又将回到一般人类学调查的长期居住调查模式。

体育人类学特别注重研究人类的一些特殊的身体活动,这些身体活动往往仅存于非常偏远的少数人群聚居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生存状态,形成了特殊的身体活动内容、表现形式和运动器械。对某一项传统身体活动性游戏的调查,体育界如果仍然沿袭过去仅仅只描述活动本身的片面性直观调查的方式,时过境迁,很可能抹去这项活动原生态环境的初始数据,后人无法再对其分析研究,变异后的活动将难以复原。因此,体育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提倡在最短时间尽快了解第一手材料,并与体质评估、环境器物的测量和记录结合起来。

根据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派的圈层理论,本研究首先要通过实地调查确定独木龙舟竞渡活动的范围即清水江、巴拉河“独木龙舟文化圈”,在此范围内全面测量和记录有关龙舟活动地的地理地貌、植被和农作物,龙舟棚及与江边的距离,龙舟和附属器械的详尽尺寸等,气温、水温、江水流速等指标(要在龙舟竞渡的水域测量)。调查队抵达“独木龙舟文化圈”后,先后测量了老屯乡、施洞周边(榕山村、岩脚、老屯、白土、稿仰、花果山、长滩村等)的独木龙舟及龙舟棚,并全程观察偏寨龙舟下水组装过程,通过巴拉河村长请到了主持独木龙舟祭祀仪式的巫师进行专题调查,重点观察巴拉河独木龙舟下水请龙神祭祀及开划仪式。调查队沿清水江实地考查传说中恶龙所居之地“十里龙潭”,返至旧州村(铜鼓码头对岸村寨),观察测量参加独木龙舟竞渡的各村寨环境;水路考察了南哨村、四新、鲤鱼塘等交通不便的村寨。

1)环境器物记录。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的贵州省东南部,东邻湖南,南接广西,境内河流分属两个水系,苗岭以北的清水江属长江水系,苗岭以南的都柳江属珠江水系。清水江自西向东流经丹寨、麻江、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锦屏、天柱9县市,境内河道长376 km,流域面积14 769 km2。由于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一遇暴雨即发山洪,具有洪枯流量瞬息变化,易涨易退形成雨源性河流的水文特征。根据观察,可以想见远古时期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舟船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

苗族居住区峰峦叠嶂、山高水险,历来交通不便。在大小溪沟上修建有拱桥、木桥、石板桥、铁索桥等供人通行,在江河中用小木船运输。近年来,交通大大改善,但在偏僻山区,仍有短途的肩挑、背驮或者马驮的运输方式。独木龙舟文化圈多山峦丘陵,部分乡间公路仍然崎岖。本次调查组曾驱车从马号乡政府到六合村,短短20余公里竟然行驶了2个多小时,路况之差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苗族人民就善于利用水道运输以及加强与外界的联系。1949年以后,经过疏通的清水江可通航4吨的木船直达湖南。近年来,机动船越来越多,势必影响到划龙舟的习惯――原来从下游到上游村寨参与竞渡,用人工划可能需要一整天,而现在多数龙舟都由机动船牵拉,仅需几小时。独木龙舟竞渡的清水江流速为3.18 m/s,宽约130~160 m、水深3~5 m,河段中有不少激流险滩和深潭。

经本次联合调查组测试确定,独木龙舟竞渡范围,仅限于清水江中下游从平寨到六合小寨31.88 km河道以及巴拉河长滩至巴拉河村13.35 km河段。中心施洞镇,位于贵州台江县北部,隔江与施秉县马号乡相望,全镇地势起伏较大,海拔在480~710 m。根据实地测量,与各村寨紧邻的龙舟棚大多建在海拔570～610 m,距河边直线距离约15~50 m,高差约8~20 m。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的特点。年平均气温14～18℃,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5～8℃,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4～28℃。经调查组实地测试,2009年6月13～22日独木龙舟竞渡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6℃,平均30℃,水温平均23℃,很适宜进行户外水上运动。

黔东南耕地面积较小,人均占有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土层肥厚,保水条件好,宜于树木生长,有“杉乡”、“林海”之称,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黔南识略》记载:“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平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荫,栋梁木角之材,靡不具备。”不过,据调查队的观察与测量记录,独木龙舟文化圈方圆数十公里之处很难见到可以制作龙舟的直径超过70 cm的大树。大树的减少,并不能归罪于大量制作独木龙舟,明朝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已十分兴旺。在访谈中得悉有些村寨因为未能找到特大的树干制作龙舟,而迫不得已用了许多块木板组合成舟,表明一些龙舟已不是传统的“独木龙舟”了。

独木龙舟制作与保存,是调查的重要内容。由于伐木制舟的时间一般是龙年10月下旬,且近年来因生态保护规定,如要伐树须经过严格审批,可能数年也很难直接看到砍树的过程。调查队主要对现存独木龙舟进行调查,而对制作部分采用查阅文献资料和通过与老人访谈的途径了解。

据记载,自古以来,苗族造独木龙舟一般用杉木,当选定某座山上某一棵树作为造龙舟木料时,要向山神“买下”这棵树,即在树根脚丢下一元二角钱(沿袭古时丢下12个铜钱之旧俗)。砍树的队伍由鼓头和一个小男孩一路敲着木鼓龙锣在前开道,所过寨子如有亲戚,也要敬献礼物,不许说得罪龙或不吉祥的话。砍树前,将事先准备的青布、丝线或麻线缠在大树干上,表示家族团结齐心,子孙像麻线一样多;还将带来的酒、饭置于树根脚,然后烧香、焚纸、杀绿头公鸭,将鸭血淋在树干上敬神。准备砍树时,由一位父母健在、儿孙满堂的男性族人,向“树神”祈祷后,动手砍第一斧,众人再把树砍倒。砍倒的树一定要倒向东方,以示不忘先祖从遥远的东方迁徙到清水江一带定居。木材在运输过程中,亲朋好友知道后,必须自带米酒给运木料的人员敬酒,同时还要放炮火、赠鸭送鹅等迎接龙木,并在木料上系上一条红布。木料运到寨子里,全寨的人都出来迎接。尔后,大家齐心协力把木料抬到寨子比较宽的场地堆放。开工制作之前,先请本寨一位巫师择选动工日,动工前要杀白公鸡并将鸡血滴在木料上,烧香烧纸祭保护神,由本寨德高望重的木匠用墨斗弹第一根墨线后,其他木匠和男性劳动力才可以动工。独木龙舟制作完毕,要刷三道桐油,最后全村寨踩鼓吹笙喝酒聚餐,欢呼着把制作好的新龙舟抬到龙船棚保存。龙舟的龙头用长3～5 m水柳木制作,如本寨没有此树,要到别的寨子去购买,若主人不愿意卖,便按照当地的习俗去“偷”,但事后一定要在树桩旁放一篮米饭、一只大公鸡、一壶米酒,以示对主人的尊重。龙头制作时龙颈下都掏空,再以小木板钉平(传说如不掏空,龙头将与水中的真龙相斗);颈背部刻龙鳞,施以五色。龙头显得活灵活现,头上还装有一对直角或弯角的水牛角[3]。

苗语称独木龙舟为“量翁”、“量用”或“翁熬”、“用熬”,意译为“划龙”或“划水龙”。龙舟中间粗大的龙苗语称“合迷”意为“母龙”;左右两侧的两只龙,苗语称“嘎呆”,意为“子龙”。据调查队观察和测量,未下水的老屯乡的独木龙舟,全长约26 m,宽度及厚度都约50 cm。母舟平时被倒转放置,两旁伴着两只子舟。子舟的长度为15 m,宽度及厚度都约为30~35 cm。巴拉河村寨的其余龙舟长度为23~26 cm,宽40~60 cm,厚度为30~50 cm。中间舱用来装载节日期间亲朋好友所送的家禽和当日桡手的饭菜。根据估计,母舟重约吨余,需要50多人以上才能搬移。龙头平日则轮流收藏于鼓头家;巴拉河村寨的龙头,长约3 m,放在村公所。独木龙舟的桨,长度为1.6~1.9 m,上部的1/2是3 cm直径的圆木棍,下部为上宽下窄的“菱形”(上宽5~10 cm,下宽在4~6 cm)桨叶,下底部安装一个铁箍,兼有“撑”篙的作用,与中华传统龙舟的桡桨有极大的区别。

调查队观察到,清水河畔划龙舟的苗族村寨,一般一寨一只龙舟,两百户以上的村寨有2～3只。放龙舟的房子形似长廓,称“龙舟棚”,龙舟棚是苗族为长年存放龙舟而建的瓦屋,苗语音为“爹仰勇”,也叫龙船廊。以前是全木质穿斗式结构的瓦屋,近代也有砖柱木顶的瓦屋,上盖歇山式小青瓦,一般为一丈一尺宽七间八柱对称结构,长度在26 m左右。龙舟棚的地点选择要求:一是要求将龙舟棚修建在本村“镇寨树”的旁边;二是要求龙舟棚要建在河边;三是要求在龙舟棚附近建一个土地庙。经过实地测量13个寨子的“龙舟棚”,长短高矮几乎相等。每排柱脚离地面约0.6 m处有圆形穿杠,供搁置船身用。老屯的龙舟都放在村口两旁的龙舟棚内。巴拉河村寨的龙舟棚内有一条新造的龙舟。许多龙舟棚附近有一座土地庙,长阔高约1.8～1.9 m。调查队现场测量了30艘龙舟和龙舟棚,并对少数难以到达的龙舟棚也进行了目测、询问。值得一提的是,施洞镇四新村张姓的一条龙舟据说已有128年历史,是目前所有独木龙舟中年代最古远的龙舟。

现存龙舟数量,是需要调查的最基本数据。经调查队的实地踏勘统计:目前黔东南地区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流域的38个苗族“下游苗”支系村寨共有独木龙舟41条(不包括已损坏或流失的4条)。其中,清水江沿岸20条(不包括已损坏2条及流失1条),巴拉河沿岸15条(不包括已流失1条),归属于张、龙、刘、吴、杨、潘、廖、石、邰、姜诸姓氏(有少数龙舟不归单姓独有),其中张姓最多,为17条。

2)苗乡龙舟节氛围感知。

调查队全体成员全程观察2009年独木龙舟节的盛况,集中体验农历5月24日平寨码头“赛龙头”、农历5月25日塘龙码头“赛龙身”、 农历5月26日铜鼓码头“分龙赛”、农历5月27日施洞码头“赛龙尾”等竞赛活动。

传统的“接龙”仪式,是节日重要内容:一般先鸣放3声土炮,等候已久的亲属抬着礼品(主要为鹅鸭,偶有猪牛等大礼物),放一串鞭炮以示祝贺,然后逐一敬酒,亲朋好友所赠礼物挂在龙颈上,挂得越多,表示“鼓头”亲戚越富足、有脸面。站在龙舟颈上的撑篙人,是声望较高、口碑较好、亲友较广的人,他站在龙舟前跟鼓头在一起,很容易让沿岸寨子的人识别这条龙舟是哪一寨的,如有人要赠送礼物,就拿了鹅鸭之类提前来到河边,鸣放鞭炮示意龙舟靠岸。

调查队成员6月16日早晨到达平寨,远远看到河面赛道用一些塑料浮泡分隔,起点及终点分别设有司线员。附近村寨村民携妻带子或老幼相伴,着节日盛装参与一年一度的龙舟节。正式比赛共8舟参与,每次2舟竞渡,比赛河道长约200 m,规则是谁先到终点谁赢。裁判一声令下,众健儿协调一致奋力前划,并发出雄壮的呐喊,鼓手擂鼓以激励士气,男扮女装的少年负责打锣配合,炮手不时发炮以振声势。一轮轮比试期间,常常发生了一些争执,但令人惊奇的是,只有各龙舟所属姓氏的村民关注,而其他人似乎完全沉浸在节日欢庆的氛围之中。龙舟节庆典活动期间还在小学操场里举行村际篮球比赛,岸边河滩上也有踩鼓舞的表演及斗鸟、斗鸡、吹芦笙、对歌等民间娱乐活动。

6月17日调查队回到施洞,四处弥漫着浓厚的节庆气氛。根据所见大会贴出的告示,每艘参与竞渡的龙舟都获数百元的出场费,并按最后的成绩得到数百至千元的奖金。施洞的龙舟竞渡比平寨的规模大,参与的独木龙舟多,据目测有4.5万人到场,但并没有看到运动竞技性质的正式比赛,龙舟多是两两竞渡,自娱自乐,岸上的观众似乎也并不关心谁输谁赢。

到了龙船节结束时,各村寨都大摆酒席,展现“吃龙肉”的奇特习俗。

整个独木龙舟节,调查队并未感受到现代体育意识,倒是在节日欢乐的氛围中体验到不少原始竞技游戏的独特魅力。2008年当地龙舟协会曾经请外来的体育教师制定苗族独木龙舟比赛规则,结果得不到当地村民的认同;2009年恢复为传统方式,又寻回了皆大欢喜的和谐气氛。尽管当地不时传出有独木龙舟到贵州其他地区甚至到外省进行表演的新闻,甚至有些地方官员谈论如何使苗族独木龙舟比赛的常态化,试图开发常年旅游以造福一方,但并不能代表大众的意愿。值得注意的倒是经济的诱惑:有的村寨开始以龙舟下水为筹码,向可以接触到的相关方面(包括调查队)索要钱财;村民在提及自个寨子的独木龙舟到外地比赛表演时一脸的骄傲,甚至有村民托调查队找相应的关系,以寻求到外地进行比赛表演的机会,渴求高额的物质回报。村民们向往获利,而不是正式的运动竞赛,也与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无关。

2.3深度访谈

以参与式实地研究和深度访谈为田野工作主要方法的文化人类学,适宜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历史文化变迁进行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族体育的挖掘整理以及持续的研究中,由于体育界出现了对“科学”的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胶柱鼓瑟,从而导致研究成果长期低水平重复。传统体育活动大多是有限地域、人群的习俗事件,缺乏深度访谈,资料收集的粗糙和简略,将导致对其历史文化方面基本事实的遗漏,容易滋生后期编造材料的假冒伪劣之风。

体育人类学利用深度访谈的优势,可以了解自己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个过程不能像通常问卷调查那样简单分发、填写和回收,更不能委托非专业人员完成,而是要亲自面谈,根据事先拟好的访问提纲逐一询问填写,一般需要录音,重要访谈还需要摄像,要求当天完成访谈笔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存最原始的真实资料。近年来,我国体育界已出现研究者利用多次深度访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竞技游戏个案进行精心分析的博士论文,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4]。

需要注意的是,访谈对象可能对相关内容仅仅有某一方面的了解,导致调查结果片面;如果被访谈者无法回答提问或给出难以确定的答案,则可以参照其他访谈记录加以对照。为了缩短时间以提高效率,访谈也必需事先准备提纲甚至表格,并一定要留下姓名、苗名(本族称呼)、性别、年龄、身份、村寨、访谈时间、记录人,以保存第一手资料真实性。

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周期长,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人类学家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而在体育人类学面临的专题式研究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本研究涉及的访谈人群中,有寨老、鼓头、锣手、巫师、划手等,鉴于当地苗族中青年基本上都通汉话,只是多数普通话欠标准,因此调查组成员选择大部分能听懂西南方言的研究者参加;针对苗族巫师念咒时必然要使用的苗语,调查组特意聘请了土生土长的苗族教授参与翻译,完全消除了语言交流障碍。

本次田野调查的访谈组于6月13～15日驻扎在巴拉河中游的老屯乡农家,访问了老屯乡的张海乡长以及各村村长和支书,再对鼓头、鬼师、寨老、村长、村支书进行深度访谈,填写访谈表多份;通过巴拉河村长请到主持独木龙舟祭祀仪式的巫师进行专题调查,重点观察巴拉河独木龙舟下水请龙神祭祀及开划仪式。16日对平寨村村长、竞赛组织成员、鼓头、龙舟选手等进行访谈。深度访谈的对象还有:贵州省龙舟协会顾问鲁崇久、施秉县文广局吴光祥、马号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及财政所所长、邰家寨鼓头,六合村支书、独木龙舟划手等,收集到深度访谈表及现场影音材料。

对独木龙舟参与者的深度访谈,涉及的是通过体质测量和直接观测记录所难以得到的历史文化内容,主要分为起源、仪式、活动组织管理3部分。

1)独木龙舟起源的传说。

一说是在远古时,龙王有一次酒后行错了雨步,下雨的时间违反天意,造成大水灾。大怒的天公命雷公把犯错的龙王劈成数段抛入江中,于是当地大旱,人们就造龙船沿清水江划渡敲鼓求雨,象征被雷公劈死的龙王复活了,又开始降雨人间,演变成今天的龙舟节。这很像是按汉族习俗编出来的故事。联系到周边镇远、铜仁已举办过国际龙舟节,信息传递便利;相邻的贵州黄平县百牛寨传说老龙因降错雨水被包公所斩,答应老龙每年划龙舟纪念之,这可能是相邻地区每年端午节划普通龙舟的故事的移花接木。

二说是平寨古代有一个叫洪天刚的人,一天,他的儿子到江边长塘口钓鱼,挂住了出来游玩一条龙崽的“龙袍”,被龙拖入水中吃掉,洪天刚得知后,即潜入江中怒杀龙崽。吓得龙王夫妇及子孙四处逃窜,以至雨无龙管,天旱地裂,人间吃尽了苦头,苗家的巴确、勾当、望波、勾雄(苗族祖先4能人),用吹芦笙划龙的形式,按吃龙肉的先后确定划龙的江段和顺序,划龙到十里长塘口,才把龙王一家接回长塘口。此后平寨为划龙的第一天,形成了今天的清水江平寨至廖洞的苗族独木龙舟节。这个传说符合苗民性格,又有消灾祈福的传承心理,但被访问苗族龙舟参与者很少有人认同,可能与平寨是汉苗混居的村寨有关,也容易联想到蚩尤战皇帝的神话故事。

第3种说法,是大多数人认同的故事:古时老屯榕山(老屯乡叫等虾的寨子)有父子俩在巴拉河打鱼,独生子(苗名叫九保)被恶龙捉去咬死当枕头,父亲(苗名购报,亦称报公或保公)火烧龙洞,怒杀恶龙浮于江中。火在龙洞里烧了3天3夜,天黑了9天9夜。到了第9天,有母子俩点起火把到江边洗衣。天真的孩子将她妈妈的捶衣棒在水里划上划下地嬉戏着,嘴里念叨着:“咚咚多!咚咚多”。随着小孩的喊声,天渐渐地亮了。云消雾散以后,人们发现清水江边躺着一条死龙。消息传出后,施洞地区沿江村寨的村民都前来分割龙肉……晚上,龙托梦给各寨的寨老说:“我杀了老人的独子,已赔了生命。但愿你们行好,用杉树仿照我身躯,在清水江划上几天,就像我活着时一样在江河嬉游,我就能兴云作雨,保你们五谷丰登。”于是各寨的寨老集中商议,确定各村寨都模仿棒槌形状,挖木为船,敲锣打鼓到清水江游弋,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根据各村分得龙肉部位的颜色,打造成象征性的不同颜色的龙舟,并且依各寨所吃龙肉的部位决定划船次序。

杀恶龙食其肉的第3种说法,多数苗民认同,台江县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也采纳了这种说法。经调查队在各村寨反复向多人询问,虽然细节有一些出入(如哪个村寨分到哪个部位、不能用筷子只能手抓等),但苗族杀龙吃龙的基本事实完全一致,且都说是老人口头流传下来的。传说龙尸从江面上飘来,有人尝了龙肉,好吃,纷纷来抢。胜秉寨发现得最早,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口的人去得晚了点,只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仅仅分了点肠子(据说龙的肠子呈深绿色,现在杨家寨的龙舟染成深绿色,称青龙)。

独木龙舟起源的传说关系到活动的日程安排。据说最初各寨商定;按照分龙肉的先后顺序来划。如胜秉分到龙头,排在农历五月初五;平寨分得龙颈,排在五月初六。但此时正值割麦、插秧的农忙季节,为了不误农时,各寨又协商,改在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分期分地举行竞渡。经商议平寨为农历五月廿四,塘龙廿五,榕山廿六,施洞廿七,定在上述4个地点集中。这一规定,相沿成习,直到今日。

2)仪式中的巫师与巫术。

独木龙舟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是仪式和禁忌。砍树制龙舟的时间、祭品、选树、祭礼,砍树、树倒、运送、接龙船木,择日制造、如何请神、请什么样的木匠和雕刻师傅,请龙仪式和开划仪式,乃至鼓头家请何人煮饭与烹肉、食物的存放、如何在龙舟上吃饭、何人可以接近和触碰龙舟等等都有严格的禁忌,其过程包含大量的巫术。在这诸多的龙舟仪式和禁忌中,苗族巫师是倍受关注的重点和核心人物。

苗族对巫师亦称“鬼师”(苗语称为“固相西”)。调查队进入“田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由苗族教授带领的访谈队一行5人进入老屯乡岩脚村,得知妇女主任的父亲是巫师,便约定晚上访谈,并于第3日凌晨4:00～7:30,在村长家观察巫师现场做请龙、接龙的仪式,持续到龙舟停靠的河畔边,搜集了宝贵的录音和影像资料。

调查队在不同村寨数次观察和了解龙舟下水时的“起龙”仪式。在农历5月20日前后,各村寨的独木龙舟纷纷被村中的青壮男人抬到河坝,清洗、捆绑并装上龙头。比赛当天,龙舟出发前,在龙舟附近的河滩上放一张四方桌,桌下烧纸钱,桌上斟上3杯酒,摆上1升白米,米上点有3柱香,放12元钱,巫师穿长袍,面向东方,左手抓着只白公鸡,右手不时抓米向龙舟抛撒,招集山神、树神、祖宗前来保佑龙舟平安。巫词念毕,巫师右手握刀砍下鸡头,高高地把鸡抛向龙舟,用茅草沾河水洒向龙舟,算是祭龙完毕,就可以下水划龙舟了。龙舟比赛结束后,巫师又用同样的方法送山神、树神、祖宗。

至于妇女不能触摸龙舟,家里有妇女坐月子者不能划龙舟等禁忌,显然也和原始宗教观念有联系。

3)组织由传统到现代。

独木龙舟竞渡是苗族男人的节日,划龙人员产生,有一定的规矩。因每只龙舟上都有一个主持人,俗称为“鼓头”。全舟都要听从鼓头指挥,按鼓声节奏挥桨划船。所以,划龙舟首先要从寨中大姓的头面人物中产生“鼓头”(苗语“格略”),然后由鼓头物色请来“撑篙”(船头撑篙者,苗语为“略候”)、掌艄和锣手(苗语“顶妞昌”,头载银饰男扮女装的少年),还有炮手(苗语“榜雄”,当龙船离寨、归寨、过寨及比赛开始时,放3眼土炮),每天以酒肉招待,划龙结束后,各谢鹅、鸭等礼物。龙船所需最多的是桡手,一般每船每侧16人,由本寨家中无妇女刚生小孩的身强体壮识水性的青年男子担任。每年划龙节结束,“鼓头”要杀猪请寨上的人吃酒,由大家推荐来年的“鼓头”

独木龙舟的活动组织管理,属于苗族特殊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苗族认为木鼓为祖先亡灵所居,是血缘家族的纽带与象征。鼓社是以木鼓为核心的祭祀组织,故称鼓社祭,是黔东南苗族最隆重的祭祖仪式。各地祭祀期限不一,一般几年举行一次,由巫师占卜择吉举行,以猪牛为主要祭品。鼓社祭的主持人称“鼓主”或“鼓头”,由选举产生。祭祖结束,职务也就自然解除,下届重选。因此,鼓头作为一艘独木龙舟的组织者。他在竞渡活动中地位最高,禁忌最多,开支最大,还经常耽误生产时间。但既被选中,就不能推辞。每个村寨要划独木龙舟,必须事先推选出鼓头。

受现代社会经济大潮的影响,寻找鼓头越来越难,因为鼓头在划龙舟的这4天里要包船上所有人的吃喝,来往于在清水江沿途向有亲戚的寨子靠岸收礼,一般以鹅居多,也有送现金和活猪的。礼尚往来,今年收的礼来年要还的。此种习俗给“鼓头”造成很大的经济压力。此外,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人很多,青壮年大都在节日期间不回来,从抬龙船下水到划龙船难以集中足够的人力,使许多村寨龙船难以下水。从访谈中得知,下水独木龙舟从20世纪70年代的30余条到2008年的10来条。龙舟节期间,镇政府奖励每条下水的船1 000元,鼓励各村寨都参加,但收效并不显著。

调查队多次确认,参与每年一度独木龙舟赛事的男性村民,完全没有进行任何有组织的训练。原则上每条参赛的龙舟需要进行下水仪式,每一位成年男性都可以划龙舟,如巴拉河村寨的村民就通过会议决定当年是否进行有关仪式。调查组观察到中寨进行了龙舟下水及装饰参赛龙舟的仪式,但在铜鼓村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抬龙下水组装后即进行试划。

考察中得知,苗族独木龙舟节庆典已被俗世的价值观所干扰。最明显不过的是比赛及表演往往受金钱奖赏及报酬的因素所主导。当地基层政府原本希望设立奖金制度,鼓励村民承传苗族独木龙舟这一民族传统活动。可是,有关制度只是实行了两年,村民就已经开始出现“向钱看”的心态。在黔东南独木龙舟竞渡活动中盲目的引入金钱、科技及异文化,很容易侵害苗族传统的淳朴习俗及民族特色。对于它的的保育、承传、延续及发展模式,如何谨慎及有效地利用金钱、科技及异文化的介入,重视生态环境的和谐,促进传统竞技游戏的发展,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田野调查在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中发挥着搜集基本素材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仅仅是搜集资料的方法,同时也是能解析对象的利器。所获得的材料,需要用整体观、相对论进行跨文化比较,才能上升到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层面。

参考文献:

[1] 胡小明,陈华. 体育人类学[M]. 北京:高教出版社,2005.

[2] 杨世如,胡小明. 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体质人类学分析[J]. 体育科学,2009,29(7):78-83.

[3] 紫夏. 龙头上的水牛角[EB/OL]. www.3miao.

net/9319,2009-08-09.

[4] 李志清. 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