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契机 第26期

欧战(1914—1918)对全球影响甚大,2014年为欧战爆发百年,西方学界正在筹备各种纪念及反思活动。事实上,欧战对远东局势及中国外交影响也非常大。然而迄今学界尚未对此课题做全面研究检讨,教科书中仍强调:北洋军阀为遂行武力统一野心,以参战之名对日借款,签订共同防敌协定以及山东问题换文,丧失国家权利。这种对当时参战外交所持的负面评价,欠缺开阔和全面的视野。

欧战之前,列强在远东保持均势,追随英国领导,一致行动维护共同利益。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外交上采取联英方针,压制日本,得以稳固国基。大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在欧洲做殊死斗,日本在远东及西太平洋大肆扩张,中国外交面临强大压力。

1914年8月初,欧洲爆发全面大战,3日北京外交部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6日大总统公布局外中立条规,声明中国严守中立。日本则借口“英日同盟”,于15日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一周内撤回一切军舰,并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付日本,日后交还中国。北京政府与德国交涉直接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或交中立国美国代管,以避免战争,可惜未能成功。

参战争议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登陆龙口,3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声明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地区为各交战国军队必须行用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日军则不顾中国划定区域,径自认定胶济铁路为胶州湾租借地之延伸,占据潍县车站,破坏中国中立,进而一路占领直抵济南车站,北京外交部向日使提出抗议。11月7日,日军占领青岛,战事结束。12月,中国政府向日使声明取消山东战区,要求退兵,日本反而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经过艰苦交涉,被迫签署《中日民四条约》,日本取得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二十一条”交涉后,外交总长陆徵祥即向袁世凯建议:唯有参战,取得参加战后和会资格,才有挽回《中日民四条约》中丧失山东权利的可能。但因日本阻挠,中国内部因帝制而起动乱,此议暂时作罢。待袁氏称帝失败身亡,日本在华势力更加扩张,北京政府亟思有所突破,乃积极寻求参加欧战机会,以摆脱《中日民四条约》束缚。除“保和会准备会”不断开会讨论如何可参战外,有人主张“以工代兵”,争取列强支持。

1917年,美国以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违反国际航海自由为由,宣布与德绝交,并邀请各中立国一同行动。协约各国提出许多优厚条件,劝诱中国参战。日本原来反对中国参战,待袁氏死后大敌已除,又得英、法保证支持日本战时所得成果,乃改为支持中国参战,想乘机进一步控制中国。

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断绝外交关系,仍按照国际公法及惯例,尊重两国现行一般条约,对德人在华之合法权益给予合理之照顾。但在讨论是否对德宣战问题时,争执甚大。总理段祺瑞及梁启超等力主参战,梁启超主张效法意大利加入克里米亚战争的先例,以提高国际地位。他认为,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不乘此时有所表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段祺瑞则欲以参战为名扩张皖系势力,实行武力统一。

大总统黎元洪及国会议员、孙中山等,多以事不关己反对参战,实则担心皖系扩张势力。两派争执不休,国会反对宣战,并罢免段祺瑞职务。段氏下野后,皖系督军纷纷宣布独立,声讨北京政府。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解,张氏则乘机遂其复兴清室之宿愿。黎氏下野前恢复段祺瑞总理职,命其讨伐张勋。段氏原不欲出,在梁启超劝说下方誓师讨伐,张勋复辟失败。共和恢复后,副总统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掌实权,拒绝重开国会,另行改选所谓“安福国会”。孙中山对段氏破坏法统不满,率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集会,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中国南北分裂。

宣战与华工

8月14日,大总统明令与德、奥进入战争状态,宣称中国遵守海牙各公约,以文明国家之姿加入协约国团体。参战后,中国宣布废止德、奥条约特权,收回租界,将德奥侨民纳入管辖。中国宣战后之义务,对外应出兵欧洲助战,对内应铲除德国在华势力。

但北京政府忙于武力统一,并未善尽参战义务,对外未曾派兵赴欧参战,只有大批华工应募到欧洲战地工作;对内在协约各国公使监督下,北京政府除废止中德、中奥间条约、合同及协约,更进一步颁布《处置敌国人民条规》《禁止与敌国通商条例》等,规定在华德侨须向地方官厅登录,在中国各机关任职之德、奥人员一并解职,对德赔款债款均停止还本付息,设立俘虏收容所收容德、奥使馆卫队及德船水兵及各省军事人员。在处置德侨私产方面,颁布《处置敌国人民条规》,并依此办法收管了德华银行、西门子洋行、美最时洋行等,没收大批德国在华企业的产业房舍。

中国参战后,北京政府向日本大借所谓“西原借款”,用以编练参战军。日本则利用借款保障与扩展日本在华利益,借中日经济提携建立日本领导的东亚自给圈。俄国在革命后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局,协约各国纷纷出兵干涉。英美邀日本共同出兵海参崴,日本则乘机与北京政府签订共同防敌协定,进入北满控制中东路,并大举出兵西伯利亚,直抵贝加尔湖。北京政府也利用共同防敌协定得以出兵外蒙古,排除俄国势力,取消外蒙自治。

华工与欧战是近年研究成果较突出的课题,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的专书指出:中国参战前,北洋要人梁士诒等即推动“以工代兵”政策,争取参加战后和会机会。英国原来反对用华工,但到1916年夏天以后,英军损失惨重,人力资源几近崩溃,不得不改变策略招募华工。英、法两国都在华招募工人,前后有约14万名华工赴欧。北京政府则颁布相关法令保护华工在外国的权益,国会也要求设立侨工事务局自行监督。

华工在欧洲受到军事化管理,信件亦受到检查。华工营的军官不足及译员匮乏,导致管理上普遍沟通不畅。英国的华工被派往前线,而法国招募的华工则是派往私人工厂,多数远离前线。英国和法国对待华工态度大不相同,法国人对待中国人较无歧视,使得中国人受到较好的待遇。

当时中国政府外交人员尽力替法国营的华工争取应有的权益。在纪律和管理方面,法国人较少有种族主义倾向,比起英国的管理相对民主。华工在欧洲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隔阂,导致生活上的种种误解。英国华工营中较严重的问题是,而法国华工营则是因嫖妓导致性病问题,也有不少法国女人与华工产生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