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居心叵测的“自杀”

历史总是喜欢给世人留下许多疑问。迄今为止,人们在审视与回顾当年日本战败时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时,显然忽视了一个人和一件事,而这个人和这件事却对日本的走向,甚至对远东的未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东条英机与他非同寻常的“自杀”。

世界法西斯元凶唯一的自杀未死者

世界东西方的法西斯元凶在末日降临时纷纷自杀以逃避罪责,他们采取了一切可靠的手段以保证自杀的成功,但唯独日本的东条英机是个例外,以致他成为世界法西斯元凶接受审判的最高级别的领导成员。那么,东条英机的自杀未遂真是偶然的吗?

1945年9月11日,刚刚占领日本的麦克阿瑟命令,宣布逮捕以东条英机为 首的第一批39名日本战犯。

负责执行逮捕任务的美国宪兵少校保罗・克劳斯率领宪兵进入东条家时听到一声枪响,只见东条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边,鲜血浸透了衬衣。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但随即手枪落到地板上,东条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倒在了椅子上。那时是下午4点17分。但是,东条并没有打中自己的心脏,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

东条自杀未遂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界媒体都以很大篇幅作了非常详细的报道。但日本的报纸大多只以三四段左右的文字将这一消息间断地刊登在第一版最下方的报屁股上。日本社会显然对东条自杀的方式与自杀未死大为不满。

日本的民众多年以后仍然对此耿耿于怀。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方军在《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说的是有一次与一个叫金井的日本老兵聊天。金井说:“我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 ,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这样,东条就成了日本高级领导层众多自杀者中唯一自杀未死的人。仔细推敲一下东条“自杀”的详细过程,再仔细思考一下东条由“懦夫”变为“英雄”的详细过程,不能不使人疑窦丛生,对东条的“自杀”充满疑问。

异乎寻常的“自杀”

疑问之一是东条选择自杀的方式异乎寻常。东条这个最主要的战犯,为何没有像其他那些决心自杀的日本高层次将领一样,遵循传统武士道的精神,或切腹,或服毒?如日本陆相阿南惟几,这个武士道的精神领袖在切腹未死时,又用匕首了自己的咽喉。而且他身边还有侍卫,如果实在死不了,就由侍卫来最后完成,以确保自杀成功。近卫文则使用了氰化钾。

东条却与日本所有领袖人物的自杀方式截然不同,他模仿日本的敌人,非常欧美化地朝自己开了一枪,结果子弹并未击中要害。虽然流了不少血,却并无大碍。如按常理来说,在最后的时刻,为了保持自己身后在日本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东条作为日本政府的领袖,作为武士道精神的鼓吹者与代表者,决不会也不敢与众不同,公开违背传统武士道的传统而采用日本敌人的自杀方式。

疑问之二是东条自杀时选择的枪击部位异乎寻常。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如果东条真的想模仿欧美方式自杀,成功率最高也是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枪口顶住自己的太阳穴,或者把枪管伸进口腔,然后扣动扳机。如日军另一位领袖人物杉山元的自杀就是用一把手枪把子弹射入自己头部右侧的太阳穴而立刻毙命。但东条偏偏选择了成功率相对较低的胸口,这种弃高就低的成功率选择对于一名决心自杀者来说不近情理。对于如此明显的疑问,东条自己也意识到了。于是他努力进行了补救。当他被人从安乐椅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突然小声地对医护人员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这种解释,不仅多余,而且更显得欲盖弥彰。

疑问之三是东条自杀的准备异乎寻常。东条似乎并不知道用枪自杀最成功的是打自己的脑袋,因此一开始就决定打自己的胸口了。此外,作为一名军人的东条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心脏的准确位置,因此事先就早早地让住在他家对门的铃木医生特地在胸口上作出标记,并还经常抚摸示人。这种奇怪而又夸张的做法很有作秀的味道,完全不符合日本社会的规矩与东条的身份,也不符合决心自杀者应有的心理,除非他是在制造舆论,制造假象。

疑问之四是东条自杀的用势异乎寻常。杉山元用右手握枪打自己的右侧太阳穴,这完全合乎自杀的常理。但东条是个左撇子,用左手握枪不打自己左太阳穴而打自己的左胸,其困难与别扭是可想而知的。但如果东条握枪的是右手,又完全违背了其生理习惯。因此,不管东条用哪只手握枪打自己的左胸,都是一种弃易就难的逆向性选择,也都是违背自杀常理的。

疑问之五是东条自杀的时机异乎寻常。当时日本高层的自杀者几乎都是在事先就早早地作了准备,静悄悄地自我了断。唯独东条,当住宅被围后新闻记者云集仍然迟迟不见行动,直至美军宪兵即将破门而入时才朝自己开了枪,让各国众多的记者都能及时拍摄到现场照片。这一刻意制造戏剧性效果的行动,显然也完全违背了决心自杀的正常心理。

疑问之六是东条自杀的伤口异乎寻常。东条既然已经在自己的胸口上作了标记,那按照常理,自杀时显然应该用枪口顶住记号才对。但从当时记者在东京自杀现场的文字报道与拍摄的照片来看,东条前胸的衬衫上有很多鲜血,因为是半躺在安乐椅上,因此血正在向下方两侧斜淌。这正好证明东条并没有用枪抵近射击,否则枪口子弹射出时喷射的高温火焰就会灼焦伤口而阻止鲜血大量外流。

疑问之七是东条自杀的结果异乎寻常。日本在战争过程中,特别在投降时有许多军人自杀。由于自杀未遂对武士道精神而言是一种耻辱,因此鲜有自杀后还存活者,尤其是军政要员。但作为日本政府首脑东条的自杀为何却恰恰例外?

他并不想真正自杀

既然悬疑众多,于理不通,那就换一种思考:东条并不想真正自杀。或者更准确地说,东条并不想白白地自杀。现在看来,当时东条很可能就是想要达到自杀未遂,然后被杀的目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两全其美。

作为日本军政主要的领导人,必须对日本的战败负责,必须向日本的民众作出交待。自杀其实就是一种了断和谢罪,否则就会在日本民众的心目中成为怯者与懦夫。作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代表,东条也必须在日本全体国民面前表现出不屈与无畏,否则,无疑就是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了日本国家和民族。对此,东条心中自然一清二楚。因此,东条必须自杀。

但是东条不想死。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根本不是怕死,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当时东条住宅被围时现场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来看,从窗口向外探头观看的东条笑容可掬,完全是一副无所畏惧胸有成竹的样子。东条准备自杀,但不准备死。

那么,怎样才能既自杀又不死呢?从这一考虑来看,东条在自杀时就必须遵循五项原则:

一是不能切腹和服毒。谁都明白,切腹与服用氢化物都难逃一死,于是用枪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以使自杀未遂的结果不仅说得通,还能搞得鲜血淋漓,产生轰动效应。

二是不能打脑袋和口腔。因为如此一来子弹就必然射入脑袋,东条也就必死无疑。这显然也不能干。

三是必须打胸口。如果不打脑袋,那就必须打胸口,否则世上还有什么人会相信东条真有自杀的决心呢?那戏也就没法继续往下演了。而且,对于用枪自杀未死,东条也完全可以用“左撇子”的失误来解释。事实上日本的许多民众事后也正是用这一理由来解释东条自杀未死原因的。

四是必须要有医生指导。谁都知道用枪打自己的胸口要比打自己的脑袋困难得多,更何况是“左撇子”。为了保证那一枪既射入胸口又不伤及心脏,东条确实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因为这差不得一丝一毫,因此也正好可以解释东条自杀前为什么奇怪地要在胸口作上标记。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在第1138页上说:“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他决不会不知道自己心脏的位置,标记所起的真正作用显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那样,认为是为了对准心脏,而应该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开心脏。或者,东条根本就没有按胸口的记号开枪,就像那位日本老兵金井所说的: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想想也对,作秀的目的早已达到,谁还会检查或在乎记号的作用。

五是必须选择最恰当的时机。一方面是必须制造轰动效应,让世界与国人知道并且也都看到了他的自杀以加深印象,既能展示“英雄“的不屈形象,又能掩护“自杀”的真正目的;另一方面是必须能够得到及时抢救。东条年龄毕竟大了,而且瘦骨嶙峋,伤口必须立刻处理,否则失血一多就难免意外。因此,在美军逮捕现场当众自杀应该最符合东条的需要。

如果事实真是那样,东条为了自己的“自杀”,虽可谓费尽心机,却也完全符合东条本人狡诈多虑的性格。

于是,东条也算已经死过一回,可以向所有看着他将如何动作的人作个交代了。

居心叵测包藏祸心

东条不想白死,他究竟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呢?

东条毕竟是个老谋深算具有战略头脑的战争策划者。德国的投降与希特勒等人的下场使他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日本与他自己的结局。德国战败了,什么也没有留下,第三帝国算是彻底完了。这时,东条恐怕比谁都明白,日本的败局已定。这以后发生的一切,如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出兵等等,其实都是胜券在握者的虚张声势,东条并不感兴趣。作为首相,作为政治家,在日本生死存亡的历史紧急关头,东条必须考虑的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是应该给日本保留些什么最关键的东西,让太阳帝国不会像第三帝国那样彻底灭亡,以便今后有朝一日还能够东山再起。起码,也一定要保存太阳帝国的元气。这就是他的“居心”,是他隐藏内心深处的祸心!那么,究竟该留下些什么呢。

东条显然想到了两样“宝贝”:

一是天皇制度,就是保留日本社会的传统制度与武士道精神,千万不能让美军彻底改造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东条肯定深知,只有民族的文化血脉断了,这个民族才是真正亡了。因为日军在侵华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世界其他战场都截然不同,那就是无论在中国的台湾、东北还是其他占领区,日军都念念不忘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就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那些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无数罪恶,其实也无不透露出这样一个强烈的文化信息,那就是侵略者要让中国人牢记,在“皇军”眼里,中华民族只是一群可以随意杀戮和的贱民,甚至连贱民也不如,“支那猪”就是“皇军”们通常用来称呼中国人的口头禅。因此,当日本面临危亡之际,东条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不能亡国,更不能亡族。

二是军国主义的烈士。军国主义必须人格化,就是给日本留下可以纪念和仿效的军国主义精神的具体榜样。这样,既保留了能够产生军国主义的旧土壤,又树立了军国主义的人格化榜样,以后的日本就不会或难以改变原有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评判,就不会或难以允许翻历史的案,当然也就极有可能继续维持与追求军国主义的精神与理想。

东条确信只要实现这两条,日本帝国就不会真正灭亡。一句话,东条千方百计想要给日本留下的是能够培育军国主义的旧土壤以及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真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为此,东条必须反对所谓的“一亿玉碎”,而决心与美国讨价还价。他相信美国根本不懂东方文化的深邃,也不会在乎日本是否保留天皇,只要能让美国减少伤亡,就很可能接受日本的投降条件。东条不愧是政治家,这一点确实被他料到了。对于保留天皇,作为日本投降的主要筹码,美国很快就答应了。

对于制造烈士,东条决心自己来做。他并不怕死,也知道难逃一死,唯一可做的是选择怎么死法才有价值。不自杀不算“英雄”,但真自杀又是白死。唯有既自杀又被杀,才能两全其美,为战败的日本与未来的日本能够重新崛起制造不可缺少的“英雄”和“烈士”。他显然认为以他的地位和处境来说,是最适合担任这样的角色的。为此,他不得不别出心裁,精心导演了一场有轰动效应的“自杀”秀。在以后的审判中,东条又摆出一副大义凛然、不屑一顾的模样,在法庭上一直闭目养神,不理不睬,在媒体与公众面前极力扮演“英雄”的角色,全力为以后做“烈士”作铺垫。三年后,当他在东京巢鸭监狱,若无其事地饱餐一顿临终饭,然后与其他六名战犯一起被绞索套上脖子,最后又声嘶力竭地领头喊出天皇万岁时,他又导演了一场有轰动效应的“被杀”秀。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死得其所”:不仅像一名“宁死不屈”的真正武士为天皇为国家为民族“战斗”到最后一刻,“英勇壮烈”地死在异族敌国之手,而且死不改悔军国主义的初衷,更不承认军国主义的罪恶,从而完成了他精心设计的“民族英雄”的最终塑造。不出东条所料,那些自杀成功的阿南们落了个灰飞烟灭,而他却在靖国神社被高高供起,树了牌位,为日本后来的某些人奉若神明。

这样,战败的日本不仅保留了滋生军国主义的旧土壤,而且还名正言顺地有了新的精神支柱与精神武器。这正是与德国战败最大的不同点,也应该是战后日本与德国对自身历史有着截然不同认识的主要原因之一。完全可以想象,天皇制度依旧,日本谁敢非议天皇曾经领导的“圣战”?谁又敢非议为天皇为“圣战”捐躯的“民族英雄”?这样一来,帝国的太阳就没有落山,也不会落山。既然如此,日本岂能认罪,又岂肯认罪!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与东条英机的深谋远虑相比,阿南惟几显然只是一介武夫。因为阿南惟几是真的死了,但东条英机却没有死,他的军国主义阴魂依然在日本的某些地方游荡。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