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毛著”收藏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同时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著作，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笔者喜好读书、买书和藏书，将其当作自己最大的乐趣，长期乐此不疲。由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只有省吃俭用，不抽烟、不喝酒，将节省的钱用于买书。

我收藏著作，大体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西安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那年我是19岁的学生。出于对旧社会的憎恨，对新社会的热爱，我渴望学习革命理论，经常去新华书店。秋季开学不久，我在西安市东大街新华书店买到一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杂志英文版，其中登载了著《论人民民主》，如获至宝，便珍藏起来。这是我收藏的第一本“毛著”，从此开始了我收藏著作的漫长道路。我于1950年8月参加铁路工作，曾在宝鸡、天水、兰州工作。在解放初期，收集《论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后来买到新出版的《选集》第一、二、三卷。为了收集著作和文电，我订阅了1949年11月创刊的《新华月报》，一直到1979年。第二阶段，“”前十年。1956年7月我调到北京工作，当时的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琉璃厂、前门大栅栏等处，有许多公私合营书店，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不仅大饱眼福，尽情浏览，而且是大丰收时期，陆续买到抗战初期延安、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出版的著作和访问记，还买到各解放区根据地出版的《选集》等珍稀本和一些革命历史文献。后来这些公私合营书店改组为中国书店多处门市部，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好去处。第三阶段，“”十年。我收集新印的多种版本的《选集》、《语录》、《诗词》解释、题词手迹和照片。各地群众组织所编印的《文选》、《思想万岁》（文件汇编本），收录了早期著作和建国后未公开发表的著作，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也收集了不少。第四阶段，改革开放以来。1976年10月粉碎“”宣告“”结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由于经济放开搞活，社会上出现许多旧货市场，北京潘家园、报国寺、宣武门、后海、海淀体育场、地坛体育场、玉泉路、永定路等地有许多书摊。我1990年10月退休后，有更多闲暇时间经常逛书摊，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尤其是买到多种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著作伪装封面本等革命历史文献，大大丰富了我的藏书。

现在，我家中藏有著作2000多册，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有800本。在这800本中，有467本在1984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中未见列入；有358本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89年11月编印的《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未见列入。

这800本中，包括选集、文集、活页文选、专题著作汇编、与他人著作合刊、单行本、伪装封面本、外文译本（英、日、俄）、注音本、政策汇编本、时事评论本、生平传记本、访问记、思想著作评价等。按装订方式，有平装本、精装本、毛边本、线装本、折页本；按印刷方式，有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版面：大的有对开、四开报纸、16开杂志和精装本，绝大多数版本为32开、大32开、小32开，少数64开。纸质有：陕北马兰草纸、各解放区根据地制造土纸、三色纸、五色纸、雪莲纸、竹纸、通帘纸、再生纸、新闻纸、外国纸等。

珍稀本中有五本伪装封面的著作，将《论新阶段》的封面伪装为南京兴华书店出版《建国真旨》；将晋察冀日报社编印《选集》卷四，改为线装本，封面伪装为刘大白著《红楼梦考证拾遗》；将《时事评论集》（首篇：《苏联对日宣战后发表声明》）封面伪装为正申书局出版《孙中山先生论地方自治》；将香港《群众》周刊（首篇：为新华社写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封面伪装为《谈婚姻道德》；解放前夕湖南省委地下印刷所将《论联合政府》等中共七大文件一书的封面伪装为《和平奋斗救中国》，假托“香港时代出版社”出版。

我收藏的抗战初期出版的著作有：1937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主编《救国时报》出版《言论集》；1938年1月1日上海战时读物编译社出版《抗战言论集》；1938年2月战时出版社出版等著《怎样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15日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周静园著《抗日游击战术》（书中有《晋北游击战争的谈话――先生对英国记者贝特兰的问答》）；1938年3月和4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等著《关于团结救国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二册；1938年5月6日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第7期登载著《辩证法唯物论（二）》；1938年12月及1939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论新阶段》；1938年12月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等著《论游击战》；1939年5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救国言论选集》等。

晋察冀日报社编印《选集》是全国最早出版的选集。我收藏有1944年5月至7月第1次排印的平装五卷分册本；1944年9月第2次排印的精装五卷合订本和平装卷二、三、四；1945年3月第3次排印精装五卷合订本；1945年5月第4次排印用土纸印刷平装卷二和毛边卷二。我还收藏有1945年7月苏中出版社出版《选集》第一卷。

在藏书中有最早的斯诺笔录的《自传》中文译本（上海《文摘》月刊1938年8月1日第2卷第2期吴光译文和《文摘战时旬刊》1937年9月28日至11月8日第1至6号连载汪衡译文）；1937年11月20日文化出版社出版史诺、史沫特莱著，思三、馥泉译《会见记》；1937年12月20日上海进步图书馆出版斯诺著、白华编译《印象记》等。

我利用收藏的著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自1996年起，我曾多次向报社收藏专刊投稿，主要介绍一些珍稀本和伪装封面本。同时，为纪念诞辰100、105、108、109和110周年，在有关单位的帮助支持下，分别举办了收藏展览，包括1993年在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所在地智化寺举办《建国前出版的著作收藏展》，1998年在报国寺举办《著作早期版本收藏展》，2001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中国革命历史文献书报刊展》，2002年在原北大红楼――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著作早期版本收藏展》，2003年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办《著作早期版本收藏展》。通过展览，已引起党史界、出版界和收藏界关注。

自2000年以来，我日益注重版本研究考证工作，先后发表的文章有：《谁是〈毛选〉第一部》（2000年1月8日《中国商报・拍卖收藏周刊》第52期）；《著作出版史上的新发现――晋冀鲁豫版“毛选”清样本和初稿本》（2001年1月7日《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第1期）；《关于〈自传〉最早中译本的再商榷》（2001年12月26日《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第50期）；《〈基础战术〉不是著作》（2002年6月26日《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第75期）；“对《〈自传〉发掘整理出版始末》一文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2002第6期）；《关于〈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一则疑问》（开明出版社《出版史料》丛刊2002年第4期）；《〈自述〉首次发表时间质疑》（《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西安群众日报社何时出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2期）；《关于山东新华书店〈文选〉出版时间的考证》（《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自传〉译者张洛甫是不是?》（《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关于晋察冀日报社〈选集〉出版时间的考证》（《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胶东新华书店〈选集〉的出版问题》（《出版史料》2003年第4期）；《关于〈新民主主义论〉著作日期的考证》（《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大连大众书店〈选集〉翻印晋察冀日报社哪种版本》（《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3期）；《关于以〈文史通义〉伪装的三本著作的考证》（《党的文献》2004年第4期）；《晋冀鲁豫中央局版〈选集〉出版始末》（《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4期）；《渤海新华书店〈选集〉翻印大连大众书店哪种版本？》（《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2期）；《〈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中的讹误》（《出版史料》2005年第4期）。

今后我要继续扩充藏书，同时加强研究考证工作，为著作版本的收藏和考证工作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