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纸,中国书画的柔韧支撑

2009年9月30日，具有千年历史的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一天，宣纸的产地——安徽宣城泾县有许多造纸师傅不约而同地点起鞭炮欢庆，像过年般开心。

凄苦不凋，富贵不炫。千百年来，无论喧嚣与孤寂，宣纸制作都恪守规矩，18道手工工序、108道制作工程，不增不减，不浮不躁。

薄薄的宣纸，以柔韧的姿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记忆，在今天，它又活出了怎样的意境？

宣纸行当里有句老话：“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伢儿不像样。”捞纸技术含量之高，可见一斑。

宣纸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经过对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进行水泡浸渍、石灰发酵、缓和蒸煮、日光漂白、石碓蟆捣、打浆加药等工序，终于可以用纸帘到盛满纸浆的水池中捞纸了。

掌帘师傅与抬帘师傅相对而立，双手各执苦竹做成的竹帘两端，当竹帘从槽中捞取纸浆，浆水滴答伴随着两人左右晃动着“一浸一抬”，一张薄薄的宣纸便在瞬间生成了。继而，被揭下，一张张摞迭于木板之上。湿漉漉的宣纸卧在纸板上，如一片白嫩硕大的绢豆腐。

跨步、弯腰、抬手、侧足……“抬帘要活，掌帘要稳，放帘要简，起帘要平”，心到、眼到、手到，配合得行云流水。

两位师傅彼此之间心领神会充满默契，四只手如同长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般协调一致。“一浸一抬”，看似简单的两个动作，可要能“捞”出一张合格的纸，最起码得学上3年。

纸张的好坏全靠这一“捞”。每种纸的厚薄、连纹不同，分量不一，所以下浆的浆量、水的高度，都有严格的要求。

不仅脑力要高度集中，捞纸更是个辛苦单调的体力活。有人算过这么一笔账，一位捞纸工在不足两平方米的工作空间来回挪步，一天下来，相当于走了几十公里的路程。

和宣纸打了40年交道的邢春荣做梦也想不到，一刀公私合营期间出品的四尺黄料夹宣纸能值38万元。

今年5月14日，首届“中国陈年老宣纸专场拍卖会”在北京开槌。中国宣纸集团因筹建宣纸博物馆要收集藏品，派邢春荣去北京竞拍。尽管这刀“天价”宣纸最终被宣纸集团收入囊中，但价格之高连业内人士都为之咋舌。

当下，艺术品收藏大热，宣纸的人文价值与市场价格，一路飙升，藏界推崇“藏金不如藏纸”。尤其是“老宣纸”，更是“纸比金贵”。清末民初的老宣纸，四尺规格的，一张的价格便早已过万元。

其实，人们对于宣纸的喜爱，已经绵延了千年。

宣纸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

亮相伊始，宣纸便成为稀罕之物。“有钱莫买金，但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理所当然的，宣纸成了向朝廷进贡的宝物，成了朝廷和地方官吏作书绘画、立文书档案的专用纸。

及至宋代，墨客挥毫对一笔一画的深浅浓淡、渗透润化都极其讲究，宣纸的独特润墨性被书画家所青睐，广为应用。

明清年间，浙派、“四僧”、“四王”、“扬州八怪”等一大批书画大师将宣纸和书画的血脉进一步紧密相连。晚清画家松年在《颐园论画》中写道：“宣纸纸性纯熟细腻，水墨落纸如雨入沙。”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宣纸本身就是艺术品。

清朝，宣纸在漫长的竞争中不仅占据了几乎全部的书画舞台，连皇喜欢用它挥毫泼墨。朝廷修《四库全书》用的正是宣纸。

纵观宣纸的历史，“时兴则纸兴，时衰则纸衰”。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段以宣纸来表现中国文化的惊艳亮相，令人激动不已。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纸更以中国“文房四宝”之首的姿态，淋漓尽致地展示着书画史演变的辉煌。薄薄的宣纸，承载着绵韧千载的文化坚守。

与喜相伴的，也有忧。

泾县是全世界唯一的宣纸产地，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宣纸国家标准》规定：“宣纸为产自安徽泾县、采用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皮与高秆沙田稻草及泾县独有的山泉水，按照传统工艺产出的艺术用纸”，与之不符的，业界统称“书画纸”。

中国宣纸集团董事长胡文军向记者介绍，据统计，市场对宣纸的需求每年至少在1200吨以上，而“红星”宣纸目前一年的产能大约640吨。

既然市场需求旺盛，为什么不扩大产能？

“原材料供应日益紧张、新生代从业人员严重匮乏、传统工艺活体传承乏力……”种种原因制约了宣纸的产量增长。

据中国宣纸集团公司宣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黄飞松介绍，作为主料的青檀皮与沙田稻草产量原本有限，沙田稻草近年产量更是锐减。青檀树从栽培到取皮须10年之久，造纸割取的是3年生枝条韧皮，割后3年才能再取，它与制浆辅料杨桃藤都长在深山老林，采伐难度大，工作强度高。现在，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出去到城里打工，很少有人再愿意老老实实在家里种树了。

一张宣纸从原料到成品，时间跨度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宣纸集团目前有近千名一线工人，平均年龄已逾40岁，邢春荣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啊，一看到造纸那么枯燥和辛苦，就吓得逃掉了。”

对那些想学习这门手艺的人，厂里的大门永远敞开着。只要身体好、愿意吃苦，年龄超过30岁也可以，基本是“零门槛”。公司前几年专门到陕西、贵川、四川等地去招工。招来了6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可干了没几天就跑了。邢春荣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晒纸工时一个月工资是16元。而现在，同样的岗位，成熟技师的工资已经达到5000元左右，比一些刚毕业的研究生还高，但厂里依然面临“学徒荒”的窘境。

昆曲，古老歌谣的当代吟唱/吕林荫

为什么要在21世纪的今天，去回望600年昆曲的踪迹？

因为——

中国的历史，充斥着太多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迤逦之声。

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

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

聆听遥远的歌谣。我们的心头也许会装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但遗忘不该成为我们的选择。

这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热闹非凡，180多个国家的教科文组织官员全来了。

为展示不久前认定的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从19项“遗产”中挑选了6项进行展示性表演。这天演出的，是全票当选的中国昆曲。

一出北方昆曲剧院送演的《水浒记·活捉》开演不到5分钟，大会执行主席，一个荷兰人，写了张字条，在周围的观众间传阅。见这番情景，中国常驻教科文组织大使张学忠忐忑不安起来。

直到这张小字条传到他手里，他才松了口气。

字条上写的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艺术，这么漂亮的演员。

—个多月后的2001年11月17日，在昆山市巴城镇——昆曲诞生的地方，也是千人剧场，也是客满，剧场外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连当地警方都被惊动了。

让小镇狂热的，同样是一台昆曲演出，由学戏不到一年的“小昆班”孩子们担纲的演出。

时间已经过去整整10年多，和记者说起当时的情形，年届七旬的“小昆班”创始人黄国杰的眼中闪着光，声音也不由高亢起来。

黄国杰钟爱长笛，擅长谱曲，大学毕业后在戏剧团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小昆班”另一位已故的创始人王业一道编纂昆山戏曲志，越编心中越觉苦闷，昆曲乏人吟唱，无人倾听，这还是昆曲的故乡吗？

昆曲脱胎于昆山腔。大约600多年前，相传由昆山人顾坚创始、流布于吴中一代的昆山腔，因其流丽悠远的特点，被明代戏曲改革家魏良辅、梁辰鱼等人看中，作为改革对象。

魏良辅经十年研磨，改良出一种“功深熔琢，气无烟火”的“水磨调”。并大胆放弃仅仅依赖吴语演唱的传统，吸纳了以北方语言为基础的中州韵，助其流传更为广远。

此时的昆腔，尚是清唱。直到昆山人梁辰鱼写出了传奇剧本《浣纱记》，它才以一种崭新的艺术实体流播开来。优美的唱腔触动了表演的进化，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由此形成，并最终定格为中国戏剧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可是，在黄国杰和王业为昆曲故乡苦闷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们细数昆曲的历史，哪怕在昆山。人们都笑他们傻，死攥着不值钱的玩意儿不放……

周六清晨7点刚过，昆山市中山路上已车水马龙，街边的早餐铺飘出蒸包的清香。

妈妈用电瓶车把念小学四年级的张唐逍送到位于中山路上的玉山医院对面，让唐逍和比她高一个年级的好朋友沈灵韬一起，等待另一位家长开车把她们送往二十多公里外的巴城镇石牌中心校，去学昆曲。

在这样的往返中，“小昆班”的孩子们与昆曲厮磨。他们都是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还不太懂得自己正在奔赴的是一场清苦而寂寞的修炼；他们也还不大知道，昆曲曾经并不像今天这样寂寞，一度拥有任何一种戏曲唱腔都无法企及的社会渗透力。

那是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也就是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乾嘉之交，昆曲酿发了惊人的观赏热潮和参与热潮，在中国制造了长达两百余年的社会性痴迷。

在昆曲兴盛的年代，一大批昆曲传奇剧本应运而生，其中不少唱词段落的文学价值堪比历代著名诗词。

黄国杰带着记者前往新镇幼儿园——历史最久远的“小昆班”而今上课的地方。

一中心小学的“小昆班”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黄国杰和王业不甘心昆曲在昆山民间销声匿迹，想请苏州的戏曲名家来教小孩子唱昆曲。他们与时任昆山市文化局局长的顾鹤冲商量着，一道跑去一中心小学，说服了校长程凤琳，在极度拮据中，把第一个“小昆班”办了起来。后来，学校的领导换了几任，但“小昆班”始终未断。

坚守，难能可贵。几次问起当时的情形，黄国杰想细说，可沉默了一会儿。蹦出来的都是“太苦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都在追赶新潮流，传统戏曲普遍遇冷，昆曲也不例外，常常一台戏演下来，观众还没演员多。

很多演员选择离开，只把背影留给了昆曲。

对于这样的离开，坐镇上海昆剧团的蔡正仁始终安静地看着。

蔡正仁在等，等那些年轻人自己去选择，等真正愿意把青春、把未来交给昆曲的人，自己留下来。

原以为，清苦就是他们的日子。可就在不久后的2001年5月18日，在中国沉寂多年的昆曲入选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亲授证书。

作为昆曲发源地的昆山，政府开始向昆曲事业巨大瞩目，“小昆班”也在那次轰动性演出后，得到了来自官方的支持。一时间，昆山各地，多家“小昆班”纷纷成立。

如今，在唐逍和灵韬正练着倒立的练功房里，铺了绿色的地毯，装了空调，条件大为改善。

但昆曲要脱“困”，光靠政府扶持和硬件改善还不够，黄国杰知道，昆曲人当自有作为，承担起培养“昆虫”的责任。

1998年的上昆“昆三班”，还不足以成为一场演出的绝对台柱，但正是这群年轻人，揣着“孤独”的昆曲，闯进了大学生的世界。

12月19日，一台名为“昆剧走进青年”的晚会在同济大学首演，引来2500多人。讲解和表演交互进行的方式，大受学生欢迎。

那一刻的感动，成就了“昆剧走进青年”在之后十余年走遍申城高校、演出三百余场的奇迹，创下上昆单项演出之最。这样的不遗余力，也换来了一群年轻“昆虫”的悄悄生长。昆曲之“困”，正待醒来。

为了让古老的昆曲艺术重返当下。最近几年创新的气氛在民间涌动，也在全国七大昆剧院团中弥漫。

有人把昆曲引人“厅堂”，有人带昆曲重回“园林”，有人用昆曲混搭摇滚，还有执著的人，撰写全新的传奇剧本，用古老的形式追问当下现实。

每一次创新，都遭到质疑。

然而，就在反复的争论中，昆曲的声音越发响亮起来，走近昆曲的年轻人也多起来。

艺术史上，任何一种范型都不可能永恒不衰，我们大可不必凭着某种使命感和激情去做振兴昆曲的美梦，它既然辉煌过，就会把神秘的遗传留存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为“小昆班”操劳了近30年的黄国杰已白发满头，他相信，昆曲的遗憾或许无法避免，但总会有那样的时刻，在现代都市的某个角落，昆曲的吟唱格外清丽。

就如同水乡石板桥边吕成芳的夜唱，直至午夜，听者未散，唱者不息。

这个时候，整条街都睡了，只有昆曲，还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