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银幕边上的正义

作为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忠实读者，我的理想是四十岁后开一家侦探事务所，孰料造化弄人，我的侦探之梦在翻阅一本电影手册后悄然幻灭――《影像中的正义：从电影故事看美国法律文化》，加州大学两位法学教授对75部法律题材影片的详尽解析，生动传达了一条不成文法：现代法律系统并没有为私家侦探保留席位。

即使福尔摩斯从雪茄烟灰中成功提取了重要物证，那又如何呢？法官一句话就会使他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通过不正当途径调查或没收得来的证据，法庭不予采纳。”影片《地下裁判团》中，警察跟踪一个杀害了五位老太太的歹徒，从他丢掉的垃圾里翻出了作案凶器，但这个案件却被法官驳回，理由是“非法搜查与获取证据”：公民对于自家的垃圾拥有合理的隐私权，若无搜查许可令，警察无权对其进行搜查。

假如波洛试图调动他那些灰色脑细胞，通过盘问当事人、比对证词而还原案情、揭穿真凶，当事人只要搬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人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而拒绝开口，波洛也就无计可施了，况且即使那家伙对所犯罪行供认无讳，也并无把握将其绳之以法：“任何人不得单纯因口供而被定罪，控方必须提供犯罪事实确乎存在的独立证据。”影片《欲网危情》中，妻子最后承认了自己才是真正的凶手，并详细讲述了她是如何巧妙地嫁祸于丈夫的，然而不幸的丈夫却拿她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任何不利于她的证据，而由于夫妻之间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也不能将她对自己的供述作为证词。

也许所谓“程序正义”之类劳什子实在陈腐而低效，但绕开“正当程序”――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寻求律师辩护的权利、与指控者对质和交叉盘问的权利等――而由人民群众自行侦破并审判案件又会如何呢？影片《黄牛惨案》中，一个西部小镇传出噩耗，有人发现最受尊敬的牧场主被谋杀了，他的畜群也被赶走了。一支搜捕队开始追捕盗贼，抓获了三名可疑男子：其中一人正赶着牧场主的畜群，声称是买来的，却拿不出买卖合同，况且牧场主曾说过他本年内不准备卖牲口；第二个人则将牧场主被杀的罪责推到第三个人身上；第三个人是被通缉的逃犯，他握着牧场主的手枪，却声称是半路上捡来的，而且起初还佯装不懂英文妄图蒙混过关，被识破后又想夺路而逃。搜捕队认定他们犯有谋杀罪，迫不及待地将三人就地绞死了。行刑不久，警长策马赶到，原来牧场主根本没被杀死，真正的罪犯也已由警方缉拿归案。根据搜捕队掌握的那些证据，这三人的确有极大嫌疑，似乎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三人有罪，但最终所有的推断都是错误的，原来每一点证据都有可能引伸出被告无罪的结论。

法庭片通常以庭审为中心设计情节，一系列的对抗――律师对质证人，双方律师辩论，法官教训律师，律师对付委托人，陪审团内部争论――不仅令影片充满了戏剧性，而且也使影片富于悬念。侦探片固然紧张刺激，但观众内心其实是放松的，真凶无疑就在出场人物之中，而且最后肯定会被揪出来；法庭片的人物命运与案件结局却具有不确定性，观众往往神经绷紧至最后一个镜头。影片《雷灵顿10号》中，一切证据都对被告不利，他也主动供认自己是两起谋杀案的凶手，而在他上绞架数年之后，真凶才终于落网。影片《豪门孽债》中，案件重新审理后，被告无罪释放，但被告是否真的杀害了妻子呢？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并不一定表示他们相信被告的确是无辜的，也可以表示被告可能有罪、只是检察官未能充分证明而已。

典型的法庭片中，原告被告其实只是充当背景，真正的主角是双方律师，由于法庭片大多表现刑事案件，因此往往围绕检察官（公诉人）与辩护律师（被告人）之间的对抗展开剧情，法官和陪审团在影片中通常只是配角，但也不排除大放异彩的可能。本书不同于一般电影手册的价值就在于以案说法、寓教于乐，作者通过对电影情节进行法理分析并考察其真实案件蓝本，深刻阐释了各个角色――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团等――的行为逻辑、职业准则、内心冲突与道德困境，读者可以从中窥见现代法律系统的运作方式及其体制成本。

在英美法律体制之下，所有的被告都预先被推定无罪，检察官必须证明他们有罪，如果检察官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罪名成立，他便有责任终止诉讼程序。检察官的职责是维护司法公正，而不是不择手段赢得官司。影片《飞去来器》中，检察官顶住了公众的狂热叫嚣，并与政客、警官、技术人员分道扬镳，在进行了充分细致的独立调查之后，当庭逐一批驳了指控被告的证据，被告终获无罪释放。当然，在舆论压力或仕途诱惑之下，检察官也可能滥用权力，冤案往往由此而生。影片《细细的蓝线》中，检察官一心想把杀害警察的暴徒处以死刑，其中一名嫌疑犯哈里斯不足法定的处死年龄，于是他只对另一嫌疑犯亚当斯以谋杀罪提起公诉，而为了巩固与哈里斯的合作，检察官对他犯下的偷窃汽车及手枪的罪行不予追究，只要他同意指证亚当斯是开枪的凶手，检察官还与自称目击者的惯骗达成交易，她做出不利于亚当斯的证词，检察官则放弃对她女儿所犯抢劫罪的指控，如此罗织构陷之下，无辜的亚当斯一审被判死刑。

辩护律师的工作是为被告进行申辩，他对委托人完全负责，至于被告是否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这对律师而言并不重要，他也并不想知道事实真相。即使律师掌握了被告的犯罪证据，他也无须将证明委托人有罪的证据提交给检察官，依据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他甚至不可以透露这一证据的存在。影片《信》中，被告的一封亲笔信表明她并非出于自卫而杀人，而是早有预谋，于是辩护律师面临选择，或者花钱赎买并隐匿这封信件，或者让他的委托人上绞架，律师选择了前者，被告遂无罪开释。影片《真相》中，辩护律师反戈一击，在法庭上直接替他的委托人认了罪，此举不仅损失了律师费，也砸了自己的饭碗。当然，依据“政治正确”理念，好莱坞从不缺少英雄律师形象，他们或力挽狂澜，拯救了无辜者，或孤军奋战，坚持了正义原则。影片《以父亲的名义》中，一位民权律师当庭揭露警方藏匿证据、谎言欺世，蒙冤的“吉尔德符四人”与“马奎尔七人”全部得到昭雪，而涉案警察则以阴谋破坏司法制度的罪名被开除公职。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南方小镇的律师顶住了当地暴民的压力，毫不动摇地为一个被指控白人妇女的卑贱黑人讨还清白，虽然由清一色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对律师的有力辩护置若罔闻，执意宣判被告有罪，但格里高利・派克塑造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律师形象却鼓舞了人们的正义信念。

在英美“对抗式”诉讼体系中，证据是经由对证人的直接盘问与交叉盘问呈现出来的，法官与陪审团始终处于中立的立场，他们通过对抗两方――检察官与辩护律师――针锋相对的法庭陈述了解案情，并最终决定案件的审判结果。法官在审判中本应扮演球赛中裁判的角色，但也难免出现黑哨，影片《裁决》中，法官与被告律师串通一气，裁定有利于原告的证据无效。当然，正面的法官形象并不短缺，影片《对一场谋杀案的分析》中，一位开明通达、智慧圆融的法官在控辩双方猛烈交火之中坚定地把握了审判的方向。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制度具有终极保护能力，陪审团代表了社会的良心，只要陪审团认为被告是无辜的，即可宣布某一法律在本案中无效，无论被告是否犯下了该法律所规定的罪名，而当陪审团同情被告时，自然会做出合乎人情的判决。影片《在法庭上》中，陪审团明知被告杀人，但认为被告是为了替受辱的妻子复仇，于是做出了无罪判决。英美法律要求刑事案件的各位陪审员做出完全一致的决定，即使是11票对1票也意味着陪审团未达成一致意见，该案必须重新审理。影片《12怒汉》中，起初陪审团中11人认为被告有罪，只有亨利・方达饰演的陪审员坚持无罪判决，他强调本案若干疑点未明，并通过深入剖析控方证据，挖掘出不少荒谬之处，促使犹疑不决的陪审员陆续改变立场，最终陪审团发生大逆转，12人全部同意无罪判决。当然，陪审团也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即使有一系列隔离和保护机制，也难以杜绝陪审员被收买或受挟制的可能性。影片《陪审团裁决》中，黑帮组织威胁一位女陪审员，令其从内部搞乱陪审团，让被告黑帮老大无罪开释，否则她全家性命难保，于是她始终坚持无罪判决，声称法庭上的一切都是警方的陷害，她甚至争取到了其他陪审员的支持，当陪审团表决时，共有4位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于是本次审判归于无效。

这是一本难得的枕边读物。不过读者最好先欣赏影片，阅读本书倒在其次，也免得法学家的专业意见削弱了好莱坞奉献的观影乐趣。

《影像中的正义：从电影故事看美国法律文化》

（Reel Justice:The Courtroom Goes To The Movies）

（美）保罗・伯格曼（Paul Bergman）

迈克尔・艾斯默（Michael Asimow） 著

朱靖江 译

海南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