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与逃离

摘 要：詹姆斯·乔伊斯的早期小说《都柏林人》是一部关于关于瘫痪与死亡的系列短篇小说集，作者试图通过一系列故事来揭示城市的精神瘫痪状态，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早已有了不同的定式。本文试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另一种解读。通过揭示其中部分人物内心的冲突，来理解人物所面临的困境与挣扎，以及逃离现实的途径。

关键词：都柏林人；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弗洛姆

《都柏林人》是乔伊斯的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15个故事刻画了爱尔兰首都生活的方方面面。乔伊斯集中笔墨描写了中产阶级边缘的儿童和成人，如女佣、小职员、音乐教师、学生、女店员、骗子和潦倒的商人。乔伊斯将其小说集当成爱尔兰人观察和研究自己的一面镜子。“我的目的是为我国谱写一部道德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对于冷漠的公众，我试图按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这种瘫痪：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社会生活。”在大多数故事中，乔伊斯都运用了一个超然而其具有洞察力又极为敏锐的叙事声音，把都柏林的生活详细的展现给读者。这些看起来很日常的情景，细想之下又体现出强烈的个人和社会悲剧色彩。整个的都柏林的社会气氛死气沉沉，其中的人物犹如被困在围墙之中。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他们想逃出这个牢笼，却已由于精神的瘫痪而失去了逃离的力量。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心理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个部分构成。属潜意识层面的本我是心理能量的初始来源，遵循快乐原则。同属潜意识的超我遵循道德原则，代表社会引发生成的良心，以道德及伦理思想反制本我。大部分属于意识层次的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存于原始需求与道德/伦理信念之间，以为平衡。健康的自我具适应现实的能力，以涵纳本我与超我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互动。自我为解决超我与本我之间产生的冲突，会使用心理防卫机制。若适当使用，防御机制可减缓超我与本我间之冲突，但过度或过当使用，而不正视面对冲突，则会造成焦虑或产生罪疚（guilt），最终将导致如抑郁沮丧的精神失衡。

我们试用此理论分析如下几个人物。

伊芙琳。伊芙琳是这部小说集中同名故事的主人公。她的母亲去世了，她要勉力支撑着家庭，同时面对父亲的暴虐。终于她有了一次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和男友弗兰克一起出逃去阿根廷结婚。在面临出逃还是留下的选择上，她陷入了艰难的内心斗争之中。毫无疑问，面对当下乏味艰难的生活和酗酒的父亲，她是痛苦的；而和心爱的人一起远走他乡，开始新的生活，是她所衷心向往的。“逃吧！她一定要逃！弗兰克会救她。…..她为什么就该没有幸福？她有权获得幸福。”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但是，在码头上，当她必须做出决定性的选择的时候，她退缩了。“不！不！不！这不行。她的双手疯狂的抠住铁栏杆。在海水中她发出一声惨叫！”面对男友的召唤，她“苍白的面孔定定地对着他，满面无奈，像一只无助的动物。”“她看着他的目光中，没有爱的迹象，没有告别的迹象，也没有相识的迹象。”

在伊芙琳的本我中，她试图挣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向往自由美好的生活，向往主宰自己的未来。但是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让她想起了自己答应过母亲的事，要尽力维持这个家。她注意到父亲渐现老态，她认为父亲会想念她的。“有时候他很慈祥。”她改变了对自己家庭生活的看法，想起了一些细微的温情：她生病时父亲对她的关心，母亲生前全家去野餐的经历。这些记忆掩盖了父亲的暴虐和工作的乏味。她猛然间的决断像是来自天启——她必须要留在熟悉的环境里。这是自我对本我和超我调节的结果。这一决定暂时缓解了她内心的剧烈冲突。但是这是否就是她想要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她将继续自己乏味的生活，忍受父亲的暴虐。

法林顿。法林顿是《对手》中的主人公，也是《都柏林人》中最悲惨的人物之一。他强烈地抵触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他日复一日地充当着麻木、机械重复的抄写文书；他那些不用动脑筋的工作和难以相处的上司让他怒火中烧。《对手》中谈论的那天之后，他的怒气再也无法控制，法林顿就把全部火气都撒在他的一个孩子身上，而孩子是世界上最无辜的人。法林顿的问题根源在于他没有办法认识到限定生活的那个让人发疯的怪圈。他划不清不同生活层面之间的界限：他的生活、社交及家庭生活极为相似。哪一部分生活都不能成为其他部分的避风港，因为每一个因素都可能把他激怒。法林顿总是把生活搞的有害于自己而不是有利于自己。只要他高兴就丢下工作溜出去，辱骂上司，而且傻乎乎的当了表去买酒。虽然每次小小的反叛都让他暂时得到快乐，但那股隐忍下去的怒气终究会发泄到别处，而且往往会因他的所作所为而加剧。法林顿不顾及周围的人也使他和伊芙琳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总是担心别人会怎样认为而忽略了自己的想法。作为《都柏林人》中野蛮的持强凌弱者，法林顿向我们揭示出一旦生活中只剩下不用动脑筋的重复将会发生什么：迟早暴力会发生，而且那些目睹暴力或是受暴力威胁的人将来自己也会施暴。

显然法林顿的自我没有协调好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他处理不好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他无意识中所运用的心理防卫机制中可见一斑。面对盛气凌人的上司，他只能忍气吞声，压抑自己，在内心里想象上司的脑袋是一个大鸡蛋，“算计着怎么样轻易地敲破它”。由于受不了上司喋喋不休的责骂，法林顿终于忍不住回了一句，尽管他不得不为此承担代价，面临被辞退的威胁并最后被迫认错，当跟朋友们一起喝酒时，这有成了他炫耀的资本。除了压抑（repression）与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之外，法林顿还用了退化情感（regressive emotionality）与转移（displacement）两种防卫机制。单调乏味的抄写工作让他烦恼之极，在上司的颐指气使面前他又不得不低声下气，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暂时解脱的方法——喝酒，借此逃离让他难以忍受的现实。但是在跟朋友喝酒的过程中，他也没能逃离那种沮丧的情绪。比赛掰手腕的失败更激起了他的怒火。法林顿回到了家里，至此他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在了自己儿子的身上。通过转移自己的失败感，他的儿子成了牺牲品，在哭泣中祈求着“别打我呀，爸！我会为你说《万福玛利亚》那段祷告……”

弗洛姆说，人类人类存在中有一种固有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无法绝对消除，但人能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孤独。通过《都柏林人》乔伊斯展显了由于社会的瘫痪都柏林人所表现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以及他们的排遣方式。人人都有一种出逃的意向，想逃离这瘫痪而又现实世界。伊芙琳的逃离最终失败了，法林顿无处可逃，酗酒、暴力成了他摆脱孤独的方式。这两个人物只是其中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都柏林人所具有的悲剧共性：消极逃避的方法并没有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解放，反而扩大了这种感觉，在他们在更痛苦的深渊中挣扎，找不到出路。

参考文献

[1]Walton Litz， James Joyce， Princeton University， Twayne Publishers， New York， 1966

[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弗洛姆，《弗洛姆文集》，朱明启等译，冯川（编），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4]李维屏，《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姚虹（编），《文学批评方法手册》（第四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6]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徐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