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生存的追寻者

摘 要：诗性生存是指超越日常生活，回归本真生存状态，从而实现诗意栖居的审美化、诗性化人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诉求。诗性生存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上，也体现在人性和人格的正常化发展上。本文以中篇小说《青衣》为研究对象，分析文本中所包含的诗性生存的哲学意蕴，并进一步探讨小说的精神向度和作家的价值立场。

关键词：毕飞宇 《青衣》 诗性生存

在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中，毕飞宇在不断地追求艺术的创新和自我的超越，他的小说创作以《青衣》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前期的创作带有先锋色彩，“在对历史进行话语解构并从中获得叙事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施展了一场肆意的亵渎和语言狂欢表演”[1]。他以形而上的情怀去追问和观照历史，致力于对历史复杂性的体验和思考。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孤岛》、《叙事》、《是谁在深夜说话》等。在中篇小说《青衣》发表后，他开始自觉地向现实主义风格转变。他曾在创作谈上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我就想看看，‘现实主义’到了我的身上会是什么样子。”[2]《玉米》、《平原》等作品显示了他卓越的艺术潜能和创作风格的成功转变。但从总体上看，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仍表现出了较为恒定的倾向性，即作家意在透过历史表象和现实存在，以求达到对世界、人生、人性的哲学把握和人类诗性生存理想的实现。

毕飞宇在访谈录上说自己的写作关注的就是两点：“生存以及诗意地生存”[3]。他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和人的异化现象的关切，对导致人性异化原因的深刻揭示和批判，对人类诗性生存的深切呼唤和孜孜追求。他也曾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追问意义是一个普世的行为，并不是作家所独有。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作家，我觉得你对这一点应该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自觉的努力。这个不需要理由。这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4]毕飞宇对“意义”的迷恋，对哲学趣味的执拗，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因此，他也被认为是一位“感伤的形而上主义者”[5]。弥漫浓郁的悲剧氛围的小说《青衣》，同样是一部具有丰富的内在哲学意蕴的作品。小说通过筱燕秋二十多年的人生遭遇，揭示了追求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诗性生存的困境及其悲剧，作家将饱含人文关怀的目光投向了20世纪人们生存的精神空间，以其冷静的笔调揭示了女性乃至人类灵魂深处的不安和痛楚，以此剖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一、诗性生存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最早提出“人，诗意地栖居”[6]。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一书中，对“诗意栖居”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即人类最本真的生存方式应该是诗意的。人类的栖居并不是单纯地居住在华丽的居室之中，而是居住在理想而诗意的精神世界之中，坚守自己的精神立场，守护精神家园。只有诗意地栖居，才能引导人本质地生存着。在古代中国，诗人和艺术家同样将追求诗意的人生、诗意的性情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和生存智慧。庄子就持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生观。此外，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一不表现着诗人们向往诗意的人生和审美理想的境界，启迪着人们返璞归真、找寻自我，追求自由、诗意的生存方式。这些旨在使人生审美化、诗性化的哲学命题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对生存问题极为关注。20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后，人类主体性的畸形膨胀导致人与自然分离，工业化导致自然生态的急剧恶化，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带来了人类心理的失衡。在这种生存坏境下，人们滋生出一种风雨飘摇、浮生若梦的历史虚无感和生存的荒诞感，他们普遍意识到自身精神家园的丧失。海德格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诗意地栖居”的生存理想。而古代中国追求诗意人生的人生哲学则源于封建文明时期的人们对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物质文明的批判。尽管两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它们都以指向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境为目的，都揭示了人类不断完善自身生存境况的趋优本能。然而，实现诗性生存、寻找精神家园依然是一条无比艰辛的过程，往往在饱经风霜，饱受焦虑、失落的痛苦后才能找到，也只有怀抱虔诚之心、执着追求的人，才能最终找到精神家园。

二、诗性生存的困厄和迷失

《青衣》的主人公筱燕秋是诗性生存的追求者，她的人生带有浓郁的悲剧意味。她是敏锐的人生体验者，其最为关注的并非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是人的本质、生命的意义、生存的境界等与诗性生存有关的问题。她的生存状况，以及她面对的精神困境，揭示了我们共同的生存困境和伤痛。尽管她追寻诗性生存的道路中断了，但她的精神信仰和人生态度却引起了我们的深思。

1.迷恋戏中世界，寻找灵魂居所

要实现诗性的生存，人们要在平常而沉重的人生中保持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心灵的自由，尽力寻找其诗意所在。艺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带到了诗意的状态之中，在此诗意的状态中用作品建立世界，展现大地，进入了生活的无蔽和敞开的境界，进入诗意的澄明。在艺术作品中，人彻底摆脱了非本真的浑浑噩噩的生存方式，世界才真正进入了存在的光亮之中，人生诗意般地彰显出来。对筱燕秋来说，京剧艺术就是她的精神家园，是完美的诗性生存理想之境，她把自己的诗性生存理想寄托在青衣的表演艺术中。

筱燕秋痴迷京剧，是个天生的青衣，也是个天生的嫦娥。“十九岁的筱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除了青山隐隐，就是此恨悠悠”，她表演精湛、炉火纯青，如痴如醉、淋漓尽致地演绎嫦娥的爱憎和命运。小说中多次描绘了她出神入化的表演场景和她在戏中的生命体验。在20年后重新登台的那次演出，她又一次表现了自我，实现了生命的张扬和狂欢：

她开始了抒发，开始了倾诉，她彻底忘记了自己，甚至彻底忘记了嫦娥，她把满腔的块垒抽成了一根绵延的细长的丝，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缠绕了起来，挥洒了起来。她在世界的面前袒露出了她自己，满世界都在为她喝彩。她越来越投入，越来越痴迷，筱燕秋越来越痴迷。这是喜悦的两小时，哭泣的两个小时，五味俱全的两个小时，缤纷飞扬的两个小时，畅酣的两个小时，凄艳的两个小时，悠意的两个小时，迷乱的两个小时，这还是类似于床笫之欢的两个小时。筱燕秋的身体连同她的心窍，一起全都打开了，舒张了，延展了，了，柔软了，自在了，饱满了，接近于透明，接近于自溢，处在了亢奋的临界点。

自我生命体验，是对生命本身最真切的把握，具有毫不做作、毫无矫情的纯真性。在这种与自我生命体验相契合的戏里，她情感任意伸张，得到了完全的释放、全部的耗尽、彻底的满足。在唱戏时，她寻找到本真的自我，实现了内心的自我回归。通过表演，她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那在生活中难以言说的深沉体验和巨大痛苦。她在表演时，摆脱了世俗功利的羁绊，进入了一个自由忘我的审美境地，暂时生存在一个美好的属人的情感世界中，使她感到作为人的存在，认识到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京剧艺术本身的魅力所在。源于京剧艺术的魅力，她处于一种感情极度狂热和激动的特殊精神状态，才成功地完成了出色的表演，给观众带来一场场艺术盛宴。她迷恋戏中的世界，享受着这一片心灵的乐土，从而构筑充满诗意的栖居之所。

2.执着艺术，维护本真生存状态

无论是在70年代那种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还是在充斥着90年代市场经济下唯利务实主义的社会，筱燕秋始终尊重京剧艺术，尊重青衣角色，恪守“嫦娥”的艺术灵性。小说多次写到“她漂亮得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那绝对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女人。但是筱燕秋坚信，那个女人才是筱燕秋，才是她自己”。筱燕秋觉得戏里的嫦娥就是她，一个更本真的自我，唱戏就是她存在的理由，生存的方式。筱燕秋始终把塑造一个真正的嫦娥当作自己最高的追求，甚至当作不可亵渎的人生信念，在现实压抑的生存环境中，她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以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

在一次“奔月”剧组慰问部队的演出中，当师傅李雪芬把原该满腹哀怨的嫦娥塑造成了慷慨赴死的女战士、英姿飒爽的女民兵、豪情中天的女知青、须眉不让的女支书时，筱燕秋不自觉地把沸水泼到了她身上。这明显是筱燕秋捍卫京剧艺术的本真，捍卫自己内心阵地的举动。然而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她，老团长乔炳章则狠狠地骂她“丧尽天良本不该，名利熏心，你毁就毁在妒良才！”

这次冲动葬送了老师李雪芬的戏剧生涯，筱燕秋也因此离开了戏剧舞台。她想通过世俗的婚姻家庭生活来安顿自己不安分的心，便匆匆地把自己嫁给了并不爱的警察“面瓜”。然而凡是诗性尚未泯灭的人都不可能沉溺于琐碎平庸、奔波劳碌的日常生活中，对存在的呼唤做到充耳不闻。二十年的婚姻爱情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归属感，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深刻和持久的孤独。丈夫面瓜理应是她最亲近的人，但面瓜不能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结婚二十年，面瓜始终有种“鸠占鹊巢”的不踏实感。俗世生活琐碎、庸常，她过得浑浑噩噩，失去生命的质感和自足，消沉、茫无所措，陷入浸透骨髓、无法排遣的痛苦中。对现存处境的不满，她始终摆脱不了内心“生活在别处”的呼喊，她渴望能重新登上戏台，而不是整天与锅碗瓢盆为伍，苟活、沉沦。唱戏对筱燕秋而言，是想象中的理想生存之所，是她渴望实现的梦。但此时，她的生存状态却是失意的，被强烈的挫败感缠绕，她成了“一个梦游者，一个失魂的走尸”。因此，在三十岁生日那天的酒疯中，她撕裂宁静幸福的世俗生活的假象，发出绝望的人生呼喊，爆发了多年的压抑之感。对她来说，唱戏是一种生命和生存的需要，放弃唱戏对她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失落与痛苦。在“生存以及诗意的生存”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她想永远占据着舞台，最好能生活在舞台上。尽管在这二十多年的世俗生活中，筱燕秋处于困窘失意的生存境地，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甚至想通过培养学生“春来”来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这种精神信念就能解释尘封20年后的她为了重返舞台所做出的种种近乎疯狂的举动。

3.人性异化，失意的存在

诗性生存要求人性正常化的发展，并持有淡泊宁静的心境，从而达到理想中的人生审美境界。然而人在面对时代的贫乏和各种人生困境时，外在的非人性的异化力量，将人推向不可知的人生非正常化的生存深渊。人性得不到自由的发展，自由生命受到各种异化力量的束缚。

主人公筱燕秋对诗性生存的追求却并不是成功的。她饰演嫦娥角色，却太过痴迷，彻底迷失了“自我”，分不清现实生活和戏的界限。从艺术接受心理的角度来说，“任何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创造着各色各样的幻觉效果，一个正常的接受者能够在意识到幻觉的同时实现对这类幻觉的参照再认和情感体验”。[7]如果这个接受者过分地追求在艺术中获得幻想的满足，从而偏离了现实性参照，将会导致出现与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偏离的严重趋向。在特殊的情况下，幻觉与现实界限的合一屡见不鲜。陈其元的《清闲斋笔记》就曾载录杭州某商贾小姐因酷嗜《红楼梦》而情绝一似林黛玉的实例：其“父母以是书殆祸，取投诸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我宝玉’，遂死”。筱燕秋痴迷“嫦娥”角色，沉醉于艺术世界，不愿回到现实世界来的情况同此例子相类似。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是巨大的。她对真实的现实生活表现出冷漠无情、无动于衷甚至逃避的态度，正常的人性变得残缺、扭曲。当烟厂老板出自偶然的兴致，为筱燕秋重返舞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时，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为了能重新复出，她以破釜沉舟的决定与宗教徒般的狂热，开始同抵达理想彼岸中所遭遇的苦难进行悲怆而又绝望的斗争。她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和尊严，拼命减肥，忍痛流产，用身体来回报烟厂老板的“崇拜”和资助，最后近于疯癫地在风雪交加的剧院前完成了最后的绝唱：

筱燕秋穿着一身单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的下面，筱燕秋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同时舞动起手中的竹笛。她开始了唱，她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剧场的门口围上来许多人，门前堵住了许多车，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围上来的人和车就像被风吹过来的，就像是雪花那样无声地降落下来的。筱燕秋旁若无人。剧场内爆发出又一阵喝彩声。筱燕秋边舞边唱，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些异样，他们从筱燕秋的裤管上看到液滴在往下淌，液滴在灯光下面是黑色的，它们落在雪地上，变成一个又一个黑色窟窿。

面对无常的命运，筱燕秋心中充满了偏执、不甘和嫉妒，最后陷入了精神的疯狂。在追求理想彼岸的过程中，人性的异化让她跌入了生存苦难的深渊。而只有完整的人格和淡泊宁静的心境，人的本真自我才会超越、摆脱庸常的现实生活的束缚而回归，以此本真之眼观照世界，才能获得存在的真意，摆脱尘世俗务的烦恼与羁绊，体验到自由、永恒、充盈的境界，真切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而筱燕秋却在生存的困境中丧失了完整的人性，她最终到达不了诗意的栖居之所。在那个雪夜，筱燕秋的最后的希冀破灭，她对诗性生存的追求彻底失败了。

现代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在造福人们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丧失、人性堕落、精神焦虑等问题，这对人类的“诗意地生存”构成威胁。在日益物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标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影响着人的心理、行为和生活方式。生命的体验性、丰富性正面临逐渐被物质替代和抽空的危险。人性在物欲和生存的夹缝中被挤压扭曲产生裂变，人格、尊严被物质欲望无情地了。在小说中，艺术家李雪芬改行作了老板娘，才艺貌俱佳的春来曾想改行做风光的电视台主持人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们不甘愿厮守清贫，而去追求名利和欲望的满足，艺术也进入了与金钱联姻的商品化时代，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尊严。

筱燕秋不是一个精神完美的人，但她的诗性追求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却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诗性生存是关乎人们生存质量和生存价值的价值追求，昭示着人类蓬勃向上的生命力。追求诗性生存可以使人内心充实、人格完善，抗拒人性的物化和异化，抵制精神的失落和沉沦，从而使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

三、诗性生存的探寻及《青衣》的意义与价值

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文化转型，商业社会的消费取向，使一部分作家更急切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这方面的创作有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家族》、《柏慧》，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的“形而上”主题得到强化。《青衣》是其中一部比较有特色的作品。作家毕飞宇，自90年代的创作以来，没有刻意追随“寻根”，也不满足于先锋派对纯粹技术性实验的热衷，更没有像新写实小说家们的贴地逡巡，而是在虚拟的历史时空中关注人、人性和历史，并在现实的基础上探讨诗性生存的可能。

毕飞宇在《青衣》的创作中，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从当下的日常生活出发，塑造人物，观照生活。这种现实主义“并非是自然主义的简单模仿，也不是理想主义的抽象演绎，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存在出发的必然选择”。[8]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和诗里，从‘理想’开始总是很靠不住的，因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9]这种现实主义如同作家在创作谈中补充的那样，不是“典型”的那种追求“细节的真实”、“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青衣》这部小说体现了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剥去了前期小说中的诗意和美的华丽外衣，触摸日常生活的粗糙和疼痛，直逼人性人心的深处，拷问存在的真谛。《青衣》的价值除其在哲学上的“深度”之外，在艺术特色上，则有冷静、从容不迫的叙事，准确而生动的描写，语言、意象的苦心经营，积蓄着小说点到即止、含而不露的气势和力量，氤氲着独特的艺术美感。

人的生存本质上是诗意的。然而生活中，筱燕秋这样有着内在疼痛的人，比比皆是。毕飞宇说：“在我的身边，筱燕秋无所不在。她心中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我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得到。”[10]作家毕飞宇通过《青衣》这篇小说，揭示了人追求诗性生存的困厄与迷失，表现了作家对诗性生存的探寻。作家虽然没有给出人如何才能诗性生存的解答，但是却引起我们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深刻反思。现代人都想要超越日常生活的“沉沦在世”，追求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境，希望得到结束无意义的生活以后重新获得生活意义的充实感、安适感和幸福感，达到灵魂的安顿和幸福。但诗性生存是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境，它不仅是一个目标，而且也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

注释：

[1]余玲：《潮流外的写作——毕飞宇小说论》，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2][10]毕飞宇：《问答》，小说月报，2000年，第7期。

[3]毕飞宇，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4]汪政，毕飞宇：《语言的宿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5]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6][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童庆炳，程正明：《文艺心理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8]张登林：《触摸日常生活的粗糙与疼痛——毕飞宇后期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解读》，山花，2007年，第4期。

[9][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屈梦丹 浙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