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恐怖隐喻与全球商业之间

正是全球商业的运作，让张艺谋关于人类命运的隐喻变成了一部让人看着热闹的“怪兽”电影；也是怪兽电影的全球商业特性，让他的这个关于“恐怖之恶”的表达获得了一种能见度。

张艺谋的新片又引起了几乎是和十多年前的《英雄》相似的反应。一面是让许多人想不到的商业成功。在许多人认为张艺谋的市场号召力已经衰竭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电影市场放缓的时期证明了自己的票房能力。他全球性的大制作，看来还是能够得到中国市场的认可。另一面是完全不出意料的网络上一地鸡毛式尖刻的抨击和嘲讽。一片喧闹让这部电影受到了最强的批评，无论是网络的嘲讽还是媒体的批判，张艺谋再度被冠以了缺少“人文关怀”或“已死”这类我们早已熟悉的用在他身上总是显得“恰当”的言论。市场的成功和尖刻的抨击总是奇迹般地统一在这个中国重要的电影人物身上。他总还是众人的焦点，依然能够在这个“小鲜肉”流行的时代，站在那里用电影来展现他自己。虽然这部电影里也有小鲜肉或刘德华、彭于晏，也有国际化的马特・达蒙或总是并不太红的女主角景甜，但我们知道张艺谋电影的关键主角依然是张艺谋本人。所有的毁誉依然集中在他的身上。这一次，张艺谋无疑又给了我们一个“现象级”的电影。他让长城上打怪兽的戏言变成了一部有争议但也有自己独特性的电影。

张艺谋在奥运之后，一直在拍着一些小规模的故事片。而那些电影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市场和评论的双重压力。无论是《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或《归来》都是视野和规模相对有所局限的电影。张艺谋似乎被自己捆住了手脚，在一个小天地中去讲述一些小型的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惨痛的悲剧还是幽暗的黑色喜剧都似乎和这个急剧增长的市场有了某种难言的“脱节”。他想得到大家的更多认可，无论是“文艺”还是“商业”，但似乎在两者那里都没有得到适切的反应。而且这些年他也经历了一系列的个人生活方面的抨击和商业合作方面的麻烦。这一切都让他面临许多困扰。大家似乎对他没有了期待。

但这一次，张艺谋似乎重新回到了他气势恢宏的“大片”感觉之中。他那些巨大的象征符号，那些宏大的场面和奇想都似乎回来了。他似乎不再想得到大家的首肯了，他好像要豁出去了，一望而知要受到诟病的事情，如要用“小鲜肉”演员这样肯定让“文艺青年”厌恶的事情都能大胆地做了。他现在就是要用我们最近已经不太熟悉，但当年他用《英雄》开创电影市场的“大片”给我们一个看起来是历史，但完全“超历史”的想象故事。正像这部电影开始时特意向我们说明的这是关于长城的“传说”。这样的传说脱离了具体的历史限制，完全是一种超历史的玄想，这里的时代极度模糊，通过汴梁点明的宋朝当然和具体的宋朝可能发生的故事没有任何具体联系。张艺谋还是用一种“超历史”来直接地隐喻当下。故事没有历史的依据，却成了一个全球商业的电影范本，隐喻地对这个世界发言。

当然，《长城》“豁出去”的最大一点，是其强烈的好莱坞怪兽电影的“重工业”气息和张艺谋贯熟的中国式东方符号之间的直接“拼贴”。好莱坞式的电影独有的“重工业”的怪异巨兽想象和张艺谋惯用东方符号和中国式的整齐划一的人阵强力对接。这里视听效果的营造，故事的打造和明星的创造无一不深刻地显示着这部电影的“全球商业”的超级背景。这是有最大的观众群，已经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凸显了自己巨大影响力的中国电影和有着最强大技术与创作积累的好莱坞的一次直接对接。这里的“全球商业”彰显了它各种高技术的充分应用，跨国团队的运作和全球的电影合作，特别是中文和英文的混合，中文对话和英文对话无障碍地直接在电影中被展现。人们都会了解英文的历史背景，也会知道这两种语言在电影中的混合和交叉使用是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没有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合理性，但就是这样“豁出去”了的拼贴和对接，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特异的、极端的、直接的、强硬的“跨”文化特性。这种“跨”就有某种强烈的特质，是一种强行的兼容。最有趣的是居然电影中还讨论了英文的使用，景甜说她的英文是和那个被囚禁了许多年的雇佣兵所教。这些都来源于当下电影的“全球商业”的特性，而这个全球商业确实是由英文和中文来主导的。这种“全球商业”的特性让这部电影有了自己的一种“跨国性”。而这种“全球商业”的特质又是在它受到冲击的当下被张艺谋凸显出来。这种全球性的特质又是必须靠着这部电影中所要抵御的“恐怖”来凸显的。

这里的怪兽虽然有了来自中国传统的名字――饕餮，但其形象和状态却是和中国文化中的妖魔鬼怪相互异质的，这些漫天遍野，无穷无尽的狂野的动物，实在难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的脉络。它们看起来有点像好莱坞的怪兽电影里的怪兽，但这些怪兽却也完全没有好莱坞电影里怪兽的复杂和诡异。它们没有任何自我，不能凸显任何个体性，只是无穷无尽的野蛮，向着可怕的毁灭一切的目标奔驰。它们身上只有“恐怖”。它们狼奔豕突，能够吞噬一切。故事里它们也构筑了历史，就是它们的“恐怖”正在越来越强大。而文明人难以防守他们疯狂的、无差别的攻击。这其实有某种当今世界难以控制的无差别暴力制造者的影子，类似吞噬一切的ISIS等等。张艺谋的故事又回到了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恐怖和当年《英雄》的来源正好形成了一个反差。在《英雄》中，秦王“箭阵”的整齐划一，无可抵御的暴力，让世人被其震惊。这个秦王的暴力却是来自某种以“天下”之名出现的绝对理性。它是可控的、有其内在的肌理和逻辑的。在《英雄》上映的2002年底，我写的文章《英雄：新世纪的隐喻》中，我把这种暴力阐释为一种“帝国”的暴力。而《长城》的暴力，则是一种疯狂的、绝对的非理性的毁灭之力。其间除了毁灭其他一切之外，别无逻辑可循，而张涵予所演的老殿帅的死亡和刘德华所演的军师或鹿晗所演的士兵都死于和饕餮的悲壮战斗。而这些战斗的力量，来源于技术的发明和发现的不断更新以及文明所具有的力量。这些文明的产物也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战争机器，也有《英雄》里箭阵的震撼力，但当年不可一世的战争机器，现在却在饕餮面前显得不堪一簟T谡饫镂拿魉依赖的是技术、人的理性和探究的能力以及牺牲的精神。这里最核心的，也是感动了马特・达蒙的是景甜所演的新殿帅所说的“信任”的力量，而“磁铁”所代表的控制怪兽的理性力量。饕餮们除了无差别的杀戮和毁灭之外别无所图。

这里有趣的隐喻是西方男性和东方女性之间的有趣对比，张艺谋似乎在重复西方式的想象，但这个男性却是虽有能力，却缺少掌控力和关键信念的，是女性所具有的“信任”的表达和力量感召他参与了这场文明和野蛮的对决。女性反而掌控了故事的进程。景甜扮演的女统帅，当然超出了中国传统的限度，但却在当下隐喻式的状态下凸显了自己的某种特异力量。西方人本来获取黑火药的绝密技术，却成为关键的战士参与了文明与野蛮之战。“饕餮”，当然是这个世界上不可控的恐怖，是绝对的恐怖之恶。它们具有的不仅仅是攻击力，而且是无所不至的渗透力。它们从刺杀老殿帅到直接越过长城侵犯汴梁。而这个“长城”既是中国的符号，也是文明抵御野蛮的前沿。怪兽的存在需要中西文明共同的努力来制服和消灭，这才会守住世界秩序。这里有个让马特・达蒙服膺的观念叫“信任”，双方虽然有诸多不同和矛盾，如想得到黑火药的洋人和中国之间有多方面的问题，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猜忌和不同的利益纠结。但在毁灭性的绝对暴力的怪兽面前，却需要一种共同的合作。唯有信任能超过文明人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才有能力对付野蛮的饕餮，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个故事里的马特・达蒙之外的两个西方人的故事就是如此，那个被监禁25年的不顾一切要自己逃走的人最终却受到的意外惩罚。而马特・达蒙的那位朋友也最终经历了挫败。

这里的主题是唯有文明人的信任和合作才能让吞噬一切的饕餮止步。中国人之间的信任，马特・达蒙所演的勇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信任都是对抗恐怖的唯一的力量。在“我们”和“你们”成为“咱们”之后，对抗他们的战役才有了绝地反击的可能，虽然有文明一面的颟顸和荒唐，但却最终是和绝对的“恐怖之恶”的决战中获得了自己的更高价值。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绝对的“恐怖之恶”无所不在的渗透和进入，因此文明的缺陷才能被理解，文明的守护才更为重要。这个主题其实相对简单，也显得黑白分明，但在当下的情境下，似乎获得了某种不同的意义。这在某些方面让人想到了阿勒颇、苏尔特或摩苏尔，让人想到了和ISIS这样的力量之间的战争。其实有些网民也从这个角度观察这部电影，他们的说法过于直接，但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这部电影隐喻的某种力量所在。

这样的故事其实让人想到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对抗极端恐怖的状态。张艺谋用自己一贯的直接性，把隐喻做得异常地清晰和明确。“恐怖隐喻”对世界的提示正是和他的“全球性”的商业相适应的。正是全球商业的运作，让他关于人类命运的隐喻变成了一部让人看着热闹的“怪兽”电影；也是怪兽电影的全球商业特性，让他的这个关于“恐怖之恶”的表达获得了一种能见度。

张艺\的《英雄》曾经在那个特定的世纪初，提供了一种商业的成功和他所直感的世界图景。而在2016这个世界变化，黑天鹅事件频出的时刻，张艺谋又摆脱了这些年持续的小型故事电影的局限，直接地用一个全球商业运作电影方式，讲出了他对当下的一种观照。这个电影当然是全球商业的，但它仍然不是好莱坞的商业电影，而是张艺谋的。它独特的拼贴和独特的故事仍然有其自己的意味。他还是那样猛烈而直接的甚至有些粗俗，但又让你被他的力道之大所惊骇。他还是不被舆论和人们所限制，还是要“豁出去”，一如当年的《红高粱》或《英雄》，就是要让你惊骇莫名。

我们可以再问，这个当下的张艺谋究竟让你如何感觉？他的那种商业力量或隐喻力量让你反感、震惊还是震撼？但无论如何，他还站在中国电影的此时此地，让你困扰，构成挑战，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舆论的继续抨击。

他还是那个张艺谋吗？

（作者系著名学者、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