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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甘园(1865～1942年)，陕西蓝田人，名培棠，斋号晚照楼，以字行。精鉴定，富收藏，所藏历代文物数千种，多为稀世之珍。1927年，受冯玉祥之聘，赴南京。1929年移居上海，由柳亚子介绍入南社，与黄宾虹、张大干、张善、王一亭、刘海粟、王亚尘等交往频繁。在张大干、张善兄弟的敦促和关照下，阎甘园在上海举办首次个人书画展。1931年秋，作为中国书画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其书法博及百家，造诣精深；画则山水人物、花木鸟兽无一不精；而指书、指画尤为特长。
阎甘园才学富赡，精力过人，虽为科举出身，但却是清朝末年的新文化倡导者。1897年，32岁的阎甘园创办陕西有史以来第一家报纸《广通报》，宣扬维新思想，影响波及北京、上海、湖南等地。1903年6月，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于9月在西安车家巷创办第一所私人洋学堂“绅立蒙学堂”(后改为“甘园学堂”)，他参照日本小学教学内容，开设国文、算术、物理、生物、美术、音乐、体操、植物、人体解剖等课程，先后在甘园学堂学习的学生有千余人。1904年再创立“雅阁女校”，成为甘园学堂的附属学校。1g23年，在西安成立了陕西第一个以“新剧”(即“话剧”)为主的“化妆讲演团”。1924年，建剧场，创办“广益娱乐社”，推广京剧。1926年，在“广益娱乐社”的基础上，成立“红芽社”，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如是等等，一生所干大事件件不凡，皆开陕西风气之先，是陕西近代史上富有传奇性的人物。
藏界翘楚
阎甘园精鉴定，富收藏。曾向时任陕西布政使的端方苦学金石学，掌握了丰富的金石考古知识，足迹遍布三秦，收集了数以千计的各朝金石文物。
1905年，阎甘园在西安马良甫开的古董铺偶见一块长、宽各三尺的残碑，断定为汉碑，遂以300两银子的高价买下，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朝侯小子残碑》。此碑文字秀劲峻美，颇类《张景碑》，书体在《孔宙》《史晨》之间，逊其浑厚而劲利过之，当为汉隶成熟期之典型。今藏故宫博物院。
1921年，一韩姓商人出售《续兰亭修禊图》，此图为清乾隆三年(1738年)会稽太守李亨特组织三人所绘，绢本，长三丈五尺，高二尺五寸，阎甘园鉴定为珍品，但卖主竟开出了两称银子的天价，此价在当时的西安可购房一院。阎甘园东借西凑，将此图买下。
宋开宝八年(975年)吴越王钱傲所印《宝箧印陀罗尼经》，亦曾归阎甘园收藏。此经为首尾完整经卷，卷尾有吴湖帆、叶恭绰跋文。1965年，阎甘园之子阎秉初将此经卷捐献给了西北大学图书馆。
阎甘园无意仕途，人以为怪。陈树藩督陕时，曾赠给阎甘园元代大画家藤用亨所作《云山晚照图》一幅，阎甘园即鞠躬致谢。陈树藩惊异地说：“陈某三请先生任职相助，不仅当面拒绝，而且态度冷漠。今送画一张，竟如此鞠躬道谢，堪为陕西怪癖之首了。”阎甘园对此画爱不释手，其斋号“晚照楼”即由此而来。阎甘园所藏甚丰，多为稀世珍品。1924年夏，鲁迅应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暑期讲习会之邀，从北京至西安讲学。在讲学之前，鲁迅和《北京晨报》记者孙伏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相龄、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钟凡、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定模等人至阎甘园家，观看了阎氏收藏的书画、金石文物，阎甘园赠给鲁迅《朝侯小子残碑》拓片一帧。鲁迅从未见过指书，甚以为奇，阎氏当场以指蘸墨作书一幅，送与鲁迅，宾主尽欢。鲁迅握着阎甘园的手说：“炎夏遇知己，可算同路人。”又赠给阎甘园第三子阎秉初一个精致的铜墨盒。此事，鲁迅在日记中载：“七月十九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中看画。”
书画大家
阎甘园天资卓绝，书画全系自学。又于金石、碑刻、石刻、书画、拓片经手无数，耳熏目染，心悟手摹，遂成名家。
1927年，冯玉祥以阎甘园为师，研习书画，阎甘园随冯玉祥至南京。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多次修书阎甘园，劝其应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黄宾虹等人亦鼓动阎甘园赴上海，阎甘园遂于1929年辞别冯玉祥移居上海。
在上海，由柳亚子介绍，阎甘园入南社，与黄宾虹、张大干、张善、王一亭、刘海粟、王亚尘等交往频繁，眼界更加开阔，其书画理论与技巧臻于成熟。1930年，在张大干、张善兄弟的敦促和关照下，阎甘园在上海路宁波同乡会会馆举办首次书画展。阎甘园善交往，新闻界朋友多，报纸多为之报道，参观者络绎不绝，声名大振。柳亚子留言曰：“阎甘园先生技艺不凡，精通诗文，堪称‘诗中巧藏百应图’，为南社艺术园地大增光彩。”1931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晚照楼书画集》(第一辑)，黄宾虹为之题签，顾燮光作小传，很快脱销，后由上海文明书局再版发行。1931年秋，日本与中国为促进文化艺术交流，决定9月在东京召开“中日美术书画联合会”。中国政府于9月初成立“中国书画代表团”，成员有王一亭、张大干、张善子、黄宾虹、钱瘦铁、孙雪泥、阎甘园等20人，团长为王一亭。在代表团中，阎甘园是唯一的西北籍书画家。中国书画代表团在日本的活动，朝野关注，东京新闻界连日报道，专栏刊登代表团成员的书画作品、评论、作者照及简介。回国后，阎甘园在上海举办第二次书画展。1934年初，上海出版社出版了《晚照楼书画集》(第二辑)，狄平子为之题签。阎甘园同年举办“文艺讲习所”，接引后昆，培养人才。
指画始于唐代张燥，确立于清代高其佩。阎甘园在青年时代推崇高其佩，遍阅高其佩作品，悉心揣摩，临习不辍，终自成一家。在上海举办的两次书画展中，其中的指画引人瞩目。阎甘园取法甚广临、米蒂、祝允明、王石谷、金农等惟妙惟肖，特别是临沈周山水长卷，技巧之娴熟、功力之深厚更是令人钦佩不已。阎甘园律己甚严，自谓画作“不足以示人”，旋作旋毁，故其画作流传于今者不多，指画作品更少。
顾燮光谓其：“书法博及百家，造诣精深；画则山水人物、花木鸟兽无一不精；而指书指画尤为特长，于各家各体凡笔所能者，指无不能之，且更见精妙。”在《晚照楼书画集》《阎甘园先生书画作品选》中；可以看到阎甘园在继承传统上所下的气力，临《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天发神谶碑》，临《郑文公》《裴岑碑》《韩仁铭》《华岳庙碑》，临《书谱》《东方朔画赞》等等，且多为巨幅大字，如临《郑文公》四屏，大字168个；《东方朔画赞》四屏，大字365个(现藏陕西省文史馆)，可窥其功力之扎实，可谓厚积薄发。
阎甘园楷书以北魏为根基，参以唐楷，凝重宽博；隶出于汉碑，参以清人笔意，雄深茂密。最能代表阎甘园书风的是其金文与草书。其金文意态自如，圆浑朴茂，线条质感饱满、筋骨内含。在沉稳的行笔过程中，笔锋的提、按、转、捻不动声色，浑厚纯朴的气息却在阔硕的字形中散发出来；笔画相交处，浓厚用墨中偶尔出现的枯笔，竟使其字出现斑驳之感，更显古朴苍茫。阎甘园过眼经手的三代鼎彝很多，日日摩挲，对鼎彝文字风格的理解与把握过于常人，不特临池功深、技法娴熟，于古文字研究亦是卓有
成就，著有《晚照楼六书讲义》《晚照楼说文阶梯》《古籀标准》。其大草气势奔放，如黄河壶口之水汹涌跌宕而下。用笔以沉着顿挫为体，以变化牵动为用，似断似续，止而不止；字形有收有放，在连绵起伏的中锋运笔间参以侧锋折笔；富有韵致；用墨饱满，随着笔锋时缓时疾地运行，浓淡干桔互现，一派壮美。这种笔墨饱满、气力充沛之风格的形成，除刻苦地临池外，与其学养的深厚和处世为人的大家风范是分不开的。
阎甘园有一绝，即所谓“指书”。顾燮光谓其：“以指书臂窝大字，更是前所未有。”辛亥革命西安光复后，都督张凤(hui)登门拜访，问阎曰：“可否以指书书写正楷字?”阎当即铺纸，以指蘸墨书写楷书对联：“括柏豫章早有栋梁气，芝兰玉树生于庭阶间”。张凤翔大异，叹为奇才。张凤组织名家给西安四个城门长乐门(东门)、安定门(西门)、永宁门(南门)、安远门(北门)题写匾额，西门匾额即请阎甘园题写。其他城门门匾南门为张凤翔题写，北门为宋伯鲁题写，东门为刘春谷题写。张凤与阎甘园交往日密，最后结为姻亲。
阎甘园为人正直热心，威望弥于桑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关中发生大面积蝗灾，“人相食”。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逃至西安。灾情发生后，朝廷下令从湖北调运粮食赈济灾民。应蓝田县令周之济之邀，阎甘园和关中大儒牛兆濂由西安返回故里蓝田主持赈灾，二人不辞劳苦，清正躬事。并在上海《申报》呼吁赈灾，得银数千两，使数万饥民免于饿死。民国18年(1929年)前后，陕西连年大旱，霍乱横行，全省92县，88县成灾，关中地区3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惨不忍睹，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八年年馑”。时居上海的阎甘园四处奔走，呼吁各界赈灾，在陕西同乡徐朗西、郑伯奇、李浩然等人的支持下，1929年10月在上海英租界大礼堂进行赈灾义演，参加义演的有袁美云等著名影星，阎甘园与夫人登台合演新剧《贺后骂殿》，义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义演结束，阎甘园将义演所得悉数寄回陕西。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甘园由上海返回西安，继续从事古籍研究，亦作书画，终日不懈。1942年，年近八十的阎甘园完成《古籀标准》初稿后，突然昏迷倒地，待抢救清醒后，吃力地以笔书纸：“国难当头，后事从简，书稿未成，不发。”随即昏迷。8月13日，阎甘园因脑溢血辞世，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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