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考试作弊原因的定量分析

摘要： 本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进行定量研究。编制了相关主体行为的各项成本-收益重要度测量表，并结合学校相关历史数据，通过逆向计算和推理，得出不同主体不同行为选择的收益净值。分析结果可知，校方行为易倾向于两面性；监考老师会采取不认真监考的策略；学生完全倾向于考试作弊。因此，防治作弊行为最现实、最有效方法是从校方入手，改革人才教育评估体系、加强有效监督和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以使考务制度得以落实，改进试卷结构，改革考核方式等。

Abstract：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we make a quantitative study on college students' cheating in the exam， and we have compiled a measurement table of the important degree of all the cost - benefit of related main body behavior， and get the net income of different behavior choice of different main bodies combined with the school related historical data and through reverse calculation and reasoning.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school behavior easily tends to be two sides， the examiner do not seriously supervise the strategy； students tend to cheat in the exam completely. Therefore， the most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prevent cheating is to reform the talent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establish effective system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to make the organization to implement， improve the examination paper structure， reforms the inspection way， etc.

关键词： 大学生；考试作弊；理性选择；测量；防治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cheating on an exam；rational choice；measure；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11-0011-04

0 引言

针对高校屡禁不止且日益严重的考试作弊问题，诸多学者从社会、学校、家庭、监考老师、学生等角度就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大学课程及考试制度设置不合理、大学生投机思想与行为等是导致大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1-2]认为通过加强对学生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改革课程及考评制度，加大监考力度，建立信用档案，高教机构、教师、学生三方共同重视和努力建设学校的诚信氛围等措施可以有效遏制考试作弊现象。[3-4]

有学者采用博弈论方法分析认为要使考试制度达到一种纳什均衡[5]，使得考务活动成为一个重复性的博弈选择，让学生认识到无论别人怎么选择，自己的最佳选择都是不要作弊[6]。但是，由于忽略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基于博弈论等方法的经济学研究具有局限性，其结论常常与现实情况不相符。例如，通过加大对学生作弊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增加学生作弊成本，最终并不能遏制考试作弊现象，相反，高昂的作弊成本使监考老师产生恻隐之心以及害怕学生报复，不忍或不敢抓学生作弊，导致作弊更加肆无忌惮。

本研究为避免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一方面运用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着重考虑了影响行动者行动选择的非经济因素，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向宏观层面的推进，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 理性选择理论及研究假设

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以行动者为关注重点，认为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具有可以明确排序的特定的价值偏好，虽然它并不关注这些偏好的本质及其来源是什么，而是着重关注行动者的选择体系所构成的客观性行动的事实。虽然行动者的行动是由目的引起的，但它至少还受到资源稀缺程度与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同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拥有资源的多少以及获取资源的便捷程度决定着目标达成的难易程度。制度通过提高人们采取行动的代价以削弱其行动，或者提高从事某种活动的收益来鼓励其行动。

具体到大学生考试作弊问题，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大学生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会受到四个方面影响：一是“资源价值”，资源价值取决于有实力的行动者在相应资源中具有的利益及其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情况，行动者要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才能做出目的性选择。二是“个人实力”，它存在于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价值和信息之中；三是每个大学生行动者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及其分布状况，即“控制分布”，大学生考试作弊行动发生以前，其控制分布受制于个人实力及其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而行动发生后，资源信息与个人实力状况又决定了其后续行动中的控制分布状况；四是“事件的结果”，即行动的后果，后果对理性选择过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后果不仅直接影响到个人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且还决定了这一行动是否会持续发生。当然这首先有赖于行动者对行动后果的价值所做的判断。

根据以上分析，就可以利用影响个人效益最大化的四个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如图1）[7]，对个人基本行动和行动系统进行分析和预测。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大学生作弊行为进行研究，需满足以下假设：一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旨在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在特定情境中行动者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例如大学生自身可以选择是否作弊，以及作弊的方式和程度；三是行动者在理智上能够预知不同的行为选择所导致的不同的后果；四是行动者在主观上对不同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即行动者会选择自己最偏好的方式实施行为。这里的行动者不仅仅指大学生，也包括监考老师和学校。

2 大学生作弊行为定量研究设计

理性选择理论视野下的大学生之所以选择考试作弊，其根本动因就在于追求个人效益最大化，行为的发生主要受行为主体对事件成功可能性的判断及其收益与成本的预估。如果已知资源与信息控制在行动前的控制分布状况，便可以计算出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每个行动的价值大小，进而可以推论出行动者对整个行动的控制程度以及行动的后果。同样，如果已知行动前和行动后资源与信息的控制分布，那么通过逆向推论又可得知每个行动者的个人实力和他所控制的资源与信息价值，以及行动者最终所取得的效益状况。我们可以建立以下行动选择模型而将分析重点聚焦在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上面：

V=BP-P′C（1）

B表示某个行动成功后所带来的预期收益；C是该行动代价的主观价值，包括行动者预期的投入和可能受到的惩罚；P是行动成功的可能性；P′是行动者估计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如果有Vi>Vj，则选择以Vi方式行动。[8]

3 行为主体成本―收益重要度的量表设计

在对作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笔者编制了用以测量大学生、监考教师、学校等各主体要素的成本―收益重要度测量表。根据学校历年数据计算上述各项成本和收益出现的概率。通过逆向计算和推理，最终即可得出不同主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和其价值大小，并测量出该校学生的考试作弊情况严重程度。

在问卷调查中按1到10进行评分测量，为规范评分，特设计重要度评分参考示意图（如图2）。

3.1 学生作弊行为成本―收益重要度的量表设计

表1中重要度的测量因人而异，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测量一个学校的情况，则取样本的平均值。经济理性中，道德成本和收益为0。但道德成本和道德收益可能会影响长远发展，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部分同学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采取不作弊的策略。

3.2 监考行为成本―收益重要度的量表设计

学生作弊行为就其客观条件而言，与监考老师是否认真监考有很大关系，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监考老师是否认真监考的理性分析来揭示作弊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对监考老师进行表2的测量，即可得出该校监考老师心中不同监考行为的各项成本―收益重要度，但仅有这个还是无法直接得出其选择何种监考行为的可能性，还需结合校方的态度，即校方是否严格执行各项相关考务规定。

3.3 校方行为成本―收益重要度的量表设计

学校是否严格监督执行考务规定，是影响学生和老师行为的重要因素，而校方的行为也是基于理性选择。

以上重要度的测量需针对学校考务部门人员及院校相关领导。

而上述各项成本和收益的出现的概率，则可通过查找学校历年来奖励监考老师的次数、抓获考试作弊的人数等计算转化而来。

4 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定量分析

现以某大学为例，对该校考试作弊情况进行测量分析。该校从未因为监考老师认真负责而进行奖励，但曾在某次大型考试中惩罚过十几名监考不认真的老师（占总数的近10%），对于考试作弊学生采取通报批评和取消考试成绩进行惩罚，三次及以上作弊行为的则取消授位。

4.1 校方的理性选择

根据表3，假设已知校方行为各项收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均为1，校方行为各项成本支出的可能性也均为1，依据行动选择模型（见式1）得

不严格监督执行考务规定：V不严=8+2+2-8-3=1

严格监督执行考务规定：V严=10+10-2-2-2-3=9

V不严

由于两者行动价值相差不大，因此校方行为更倾向于两面性。一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考务规定以向社会和学生表明严厉打击考试作弊、维护社会公正的态度，如很多院校都规定作弊一次取消授位，更有甚者直接退学；另一方面，在制度的执行中，采取姑息容忍的态度，或者制定繁琐的程序来维护“公正”，实际中缺乏对监考老师的切实而可见的奖惩机制及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没有强大的执行力下，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

4.2 监考老师的理性选择

根据表2，依据校方历年来的奖励认真监考的老师次数的数据可知，获得校方的奖励的概率为0，依据校方历年来处罚不认真监考老师的次数的数据可知，被校方巡视人员发现并遭受处罚的概率也为0.1，其他各项成本和收益的可能性均为1，则

不认真监考：V不认=1+5+3+2+1+3-0-1*0.1=14.9

认真监考：V认=0+1*0-5-4-5-2-1-3=-18

V不认>V认，故监考老师更倾向于不认真监考。

由于两者行动价值具有及其明显的差异，故监考老师在现有制度情况下，会采取不认真监考的策略。在校方对监考老师不认真监考的惩罚机制下，监考老师会在考场中表现出认真监考的模样来防范惩罚，并对某些作弊行为明显的学生进行警告。

监考老师不认真监考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被抓作弊者将会被开除、取消授位及其他惩罚措施，使监考老师普遍产生恻隐之心或怕麻烦心理，害怕学生报复，不忍或不敢抓学生作弊；二是对监考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和不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而又没被发现的老师基本无法区别对待，认真履行职责的监考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监考教师有时就会选择放松考试监管，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作成本和隐性成本。

另外，如果监考老师中有科任教师，教师为了学生的长远发展，本应认真教学、命题、监考、规范考场行为。但是学生对将获得的长期收益感觉不到，直接的感觉是考试太难，或是作弊被抓，考试没过关，需要重修。在学生评教时，教师可能会被打上很低的分数，或者其他求情或报复行动等等。部分教师有时怕得罪学生，划定考试范围，监考过程中放松考试监管以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导致了学生平时不用功，期末盼着划重点，等着打小抄过关，助长了作弊之风[9]。

4.3 学生的理性选择

根据表1，依据校方历年来考试作弊被抓的数据可知，有0.05的概率因作弊被抓，故取消该门课程成绩、通报批评的概率为0.05；有0.01的概率因作弊被抓并取消授位，故取消授位的概率为0.01，而开除学籍的概率为0，其他各项成本和收益的可能性均为1，故

考试作弊：V作弊=3+5+5+2+10+5+1-0-5*0.05-2*0.05-10*0.01-10*0=30.55

诚信应考：V诚=0+1-3-3-3=-8

由于V作弊>V诚，故大学生更倾向于考试作弊。

由于两者行动价值具有及其明显的差异，在现有制度下，大学生采取不作弊行为反而是种异常行为了。考生之所以选择作弊，不仅取决于考生的道德品性、社会环境、其他考生是否作弊，还取决于作弊的预期收益和惩罚性后果。由于作弊的惩罚性后果与惩罚的概率有关，所以惩罚的概率越高，惩罚成本也就越大；反之，概率越低，作弊的惩罚性成本就越小[10]。

事实上，正是因为惩罚的概率太小，作弊的相对收益又比较高，所以作弊猖獗。

5 关于防治考试作弊的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在一定的考务奖惩规定实施情况下，学生选择作弊行为、监考老师选择不认真监考，这相对于学生选择不作弊、监考老师选择认真监考具有明显的净收益值，所以在此特定条件下他们的行为选择是明确的。因此，下文仅将防治考试作弊措施的重心定位于校方，这样既具有前面研究的客观基础，也使得对策更具突破性与可操作性。

首先，立足长远改革高校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中国高校的评估体系导致部分高校特别是高校内各学院不敢直面自身的问题，像考试作弊这样敏感的问题，会包庇和掩饰。当作弊涉及到学生、教师、高校及各学院多方利益的情况下，反作弊力度将被削弱。高校一方面要强化管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争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某些高校或各学院又惧怕管理过于刚性导致学生成绩过低，或是违纪人数过多，影响学校或学院声誉。出于生源市场上的招生和就业市场的就业资源的考虑，本着尽量减少不及格学生的比例和人数，以免影响学生获得毕业证、学位证，进而影响学校或学院的就业率的错误初衷，在监考过程及作弊问题处理中纵容了作弊学生，致使作弊之风越刮越猛[9]

其次，强化有效监督和有效奖惩机制以增强执行力。如果没有强大的执行力，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一是增加监控装置，并向公众开放，同时达到监督学生和老师的目的，又能利用社会监督的力量。其次是对于监考老师监考行为进行有效的奖惩，可以通过观看监控视频解决认真履行监考职责的老师和不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而又没被发现的老师基本无法区别对待的问题。第三是增加监考老师认真监考的收益而降低成本，如按发现和处理作弊行为的数量和严重程度给予梯度奖励，简化处理程序等。

再其次，改进试卷结构，减少死记硬背，禁划重点，严惩违规老师。改进试卷结构，减少死记硬背成分是从能从源头上杜绝作弊现象，禁划重点可以大大增加作弊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要让学生意识到，考试的内容根本无法通过作弊来完成，必须真正理解和充分掌握了专业知识，才可能取得好成绩。而科任老师是否遵守则是制度执行的关键，因此还需有效监督实施并严惩违规老师以增加违规成本。

最后，改革考核方式。改革考核方式是根治考试作弊的最终方法。可以考虑不再将某一次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指标，可以借鉴国外课程作业多、重的形式，增加期中考试及实验、作业、论文成绩的比重，还可以增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考核内容，卷面成绩较差的成绩差的学生可依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考试，而不是冒险去作弊。[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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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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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芹，刘晓玉，冯彦博.基于演化博弈的大学生考试作弊的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5（4）：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