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婚故事的概念及源流

摘 要：以抢婚为母题的民间故事在古今中外大量存在，其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中可以探寻出诸多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知识。对这类故事进行准确的定义十分有必要；将抢婚故事分为事实类和幻想类有利于探寻其故事源流，抢婚故事源于悠久的抢婚文化，而其文学性又来自于猴P抢婚故事的影响。

关键词：民间故事；抢婚；猴P抢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047-04

抢婚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的编号为T192，《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的编号为W7050，①中外都存在关于抢婚的民间文学作品。乌丙安先生曾说过：“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丑恶的异类或妖怪精灵索取妇女，强抢妇女的情节内容，正是民间用口头语言艺术反映远古掠夺婚内容的一种形式，它们都可以做了解远古掠夺婚形式的参考。”②基于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学术界定。

一、抢婚故事的定义及两种类型

抢婚故事是伴随着抢婚这一独特的婚俗现象而产生的，明晰抢婚的定义是对“抢婚故事”进行学术界定的前提。

（一）抢婚故事的定义

抢婚在辞书中较典型的解释有如下几种：第一，“抢婚”就是男方把姑娘抢来成婚。分为强行抢婚、默契抢婚、礼仪性抢婚等3种形式。③第二，“抢婚”也叫“掠夺婚”“抢劫婚”，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习俗，即由男子通过掠夺别的氏族部落的妇女的方式来缔结婚姻。④第三，是缔结婚姻的一种形式，即男子用武力强夺女子成婚的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⑤

以上解释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修正。首先，认为抢婚只限于男子抢夺女子是不全面的，历史上女抢男的习俗是存在过的，例如我国苗族的抢婚，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的极盛时代，而且是由妇女抢掠男子开始的，只是到了父系氏族时代，才转而变为男子抢劫女子为妻”，⑥贵州黔东南施侗地区的苗族中曾流行过一个传说，传说的开头是“在很古的时候，男人是嫁给女人的”。⑦其次，认为抢婚的目的只是为了缔结婚姻这一点则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为在远古时期，婚姻的意义并非现代社会这样具有约束力、神圣性，其外延要比现代的含义大得多，将原始社会的抢婚目的视为缔结一段稳定的两性关系显得更加准确。

在此基础上，可以为“抢婚故事”做如下定义：“那些以叙述异性间为了缔结两性关系而发生的相互抢夺行为的故事。”

这个定义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抢婚故事中的抢婚手段是带有强迫色彩的言语或行为，二是抢婚故事中的抢婚目的应包括性的行为或生殖目的。同时，抢婚故事作为文学作品，由于注重故事性，所以更就突出“抢”这一行为，因而抢婚的成败并不影响其是否是抢婚故事的界定，只要侧重于“抢”这一行为及“缔结两性关系”这一目的即可。

（二）一个角度的分类

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文学领域的抢婚故事，它存在于民间口传和文人笔端，既有史实记载又有口传演绎。民间口传的抢婚故事因为历史久远，传播载体的缺乏，只能从一些史籍、文人笔记及地方志等文献中寻找。至于文人独创的抢婚故事，如果与民间口传抢婚故事亲缘关系较近，受民间抢婚故事影响重大的则可视为本文的研究范围。

在以上限定的文本范围内存在两大类抢婚故事：一类是以事实或附会成事实⑧而被记载下来的抢婚故事，前者大多存在于史书中，后者大多存在于文人笔记中，暂且称其为事实类抢婚故事。一类是具有神异色彩的抢婚故事，其故事内容超越了人类现实，具有奇幻色彩，比如猴抢婚故事、鬼抢婚故事、神抢婚故事等等，暂且称其为幻想类抢婚故事。一个事物的分类角度可以是多样的，此处分类是较简单的分类，也是为了便于后文的分析而进行的分类。

二、抢婚故事的源流

事实类抢婚故事的源流基本上是由悠久的抢婚习俗而来，它记载着抢婚习俗的流变。幻想类抢婚故事的源流有二：一是悠久的抢婚习俗为其提供了想象的沃土，二是猴P抢婚故事直接催生了诸多的幻想类抢婚故事，在我国唐宋以后成为了一个发达的故事类型。

（一）悠久的抢婚文化

抢婚在古代社会不是一类普遍的常态的婚姻形式，⑨但它在人类进化史、社会发展史及婚姻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这种在某些地区内曾存在过的“经常抢劫妇女”乃至被作为通例的历史现象不仅古代有，现代社会依然存在。⑩抢婚习俗在产生之初只是一种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11}是生活与文化的原始交织，在后来的传承过程中逐渐渗入民族的、地区的、宗教的种种文化因素，逐渐由一种原生的抢婚现象转变为携带诸多信息的婚俗文化，很多原生的具象因素逐渐抽象化、符号化。

我国史料记载的抢婚习俗基本贯穿了由西周始至解放前止这个漫长的时间段，包含有各民族抢婚风俗的史实，这些抢婚事件在记载时均有一定程度的故事化。先秦时期我国盛行抢婚，《周易》《春秋》所载抢婚事件不下十数起。这些抢婚故事大多是在部落间发生的，如《易经・屯卦》里记载的抢婚故事、《晋书》《左传》中载有为了掠夺美人而发动的部落战争，这种通过发动战争争夺女性的抢婚又叫师婚。这些抢婚史料体现了抢婚的野蛮暴力性，也体现了当时部落外通婚的不易，体现了人类对偶婚制的推行是困难而缓慢的，人类婚姻文明的进程在史前到奴隶社会之间这段时间是漫长的。汉代至隋唐关于抢婚风俗的记载以北方民族居多。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魏书・吐谷浑传》《隋书・室韦传》等对不同地区及民族的抢婚习俗留有记载。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关于南方地区的抢婚遗迹，相关记载逐渐增多。{12}这些记载中既有保存在边地少数民族中的原生态的抢婚，也有抢婚遗迹。实际上，作为抢婚遗迹的佯装抢婚，实已早有“桑中之约”“先密约”，这种情形说明南方的抢婚是建立在男女青年彼此倾心自由恋爱的基础上，是假抢真婚。较之前代，抢婚在野蛮暴力的外衣下包裹着自由和人性，是婚姻文明的进步表现。纵观我国抢婚史实记载的抢婚风俗，可以发现以唐代为界前后呈现由北向南的趋势，唐以前重北方民族的抢婚风俗记载，唐以后则侧重南方各民族的相关记载。这唐以前记载的大多是抢婚的原生现象，唐以后则更多记载了抢婚的遗迹。这些记载中正史所载客观性强，重史实，文人笔记则带有文人的主观倾向，他们大多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对抢婚风俗带有偏见。

史实记载中的抢婚风俗一方面可以为抢婚习俗的研究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为这一故事的民间流传及文人创作提供蓝本，普通民众及文人对抢婚习俗进行演绎加工，创作出想象新奇、意蕴独特的抢婚故事，这些抢婚故事丰富了民众生活及文人创作来源，体现了人类在追求满足情感需要的探索。

抢婚习俗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渗入各种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抢婚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地域特点、强烈的意识。

在我国，少数民族的抢婚习俗从原生型到“残留”均有，每个民族的抢婚习俗又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聘礼、被抢女子身份到婚礼中具有争抢意味的细节都能显现出各民族不同的婚俗特点。女子被抢后，蒙古族会从抢婚者的马队中挑选马匹作为补偿，{13}因为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马匹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而西南地区的一些民族则更看重牛和银子，因为牛在南方的农业生产中起主要作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十分崇尚银子，苗族古歌中有专门描述金银的《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日造月》，他们认为白银具有巫术的作用，能够驱邪祛病。鄂伦春族抢婚行为的发生只存在于欲与寡妇成婚的男子身上，他们情投意合，但由于女子身份特殊，通过抢来证明女子并非自愿，以此来显示女子守节的意愿。同样是抢寡妇，土族的这种婚俗却是男子或因家贫无力娶妻、或因子嗣缺乏而去抢寡妇。{14}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婚礼中流行“抢枕头”风俗，女方家的4个小伙拿着姑娘的陪嫁枕头走向蒙古包，男方家的小伙子上来抢，双方争夺，异常热闹，{15}这种抢枕头的婚俗体现了抢婚在演变过程中暴力性在逐渐减弱，由抢人逐渐转向抢物，以物代人，具有了象征意味，而由抢新娘的枕头到抢新娘的鞋子、头花等方便脱卸的东西，{16}则体现了这一婚俗在不断地传承和演变着。

地域文化也会渗入到抢婚习俗中，形成颇具地方色彩的抢婚文化，如青海河湟地区汉族的独特婚俗，这个地区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婚俗有昏时嫁娶、闭门拒娶、涂扮公公、拇战争胜等，是古老的抢婚风俗的遗留，既继承了汉族婚俗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又包含了多变的文化交融性和地方色彩。{17}民族特点本身包含一定的地域特点，在抢婚文化的地域性这一点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的抢婚遗迹保留较多，而汉族地区只保留些许遗迹。这体现了汉族居住地区存在严格的男尊女卑观念及明媒正娶婚姻的强大约束力，少数民族地区此种观念相对较弱，抢婚是婚姻的合法途径之一。

意识是抢婚自产生之初就携带着的文化因素，抢婚产生于远古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宗教色彩，并不同程度地延续下来。我国苗族女子被抢后便丧失了回娘家的权利，这里蕴含着一种意识。例如，白苗将姑娘抢走后，去姑娘的住处象征性地用纸伞将其罩住，再由一名老年妇女用一只活公鸡在姑娘的头上绕三圈，这被称为“厚布利”，是一种捉魂仪式，经过这个仪式，女子便不能随意离开夫家，{18}这是一种通过原始为抢婚取得合法性的行为。青海省的土族抢婚只选择日食或月食的时刻，里面包含的原始宗教意味是日食或月食的时刻，阳世又回到了混沌世界，这时抢婚是不犯法的。{19}这对抢婚的男方而言，具有了强大的心理支撑，对被抢的女方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可见，在的掩盖下，抢婚具有了合法性，抢婚习俗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其自身带有的，这是一种强大的观念，它使得某些群体形成一些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人们自觉遵守着这些规矩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抢婚在后世的传承因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演变为婚礼中的一些习俗，体现了民众的心理和文化特点，原始的具象的抢婚行为逐渐演变成为婚俗中抽象的文化符号，如夜婚、拒婚、拦门等，此时的“抢”只是一种符号化了的仪式，由野蛮的古风演变为礼仪。抢婚本身是一种野蛮暴力行为，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但其客观上却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它可以避免近亲生殖，促进人类的优良繁衍，体现了“同姓不婚，惧不殖也”的先进观念；可以实现婚姻的自主性，解放被束缚的人性；可以体现男性勇敢机智阳刚之美。后世的抢婚习俗中的残留则更多的具有了娱乐功能，在民众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婚俗中不可或缺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总之，抢婚是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载体，是抢婚故事产生的最主要源流。

（二）猴P抢婚故事的影响

猴P抢婚又叫猿猴抢婚，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其下有盗妇型和劫夫型两大故事类型。从史料所载抢婚故事可以看出，唐以前的抢婚故事基本以史实记载为主，故事的神异色彩、奇特想象性甚少，这当然与中国史官文化有直接关系，也与缺乏神奇故事元素的激发和催生有关，而源流久远的猴P抢婚故事恰恰起到了这一作用。

猴P抢婚故事的神异色彩与图腾崇拜有紧密联系。猴P抢婚在汉藏语系民族中广泛流传，目前见于汉语文献的，最早为汉代焦延寿《易林》卷1《坤》之“剥”。关于其渊源目前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图腾崇拜说，此说自叶德均起，后来的很多学者从此角度对猿猴抢婚的渊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20}不断深化研究成果，得出猿猴抢婚故事是原始图腾崇拜的产物。这一图腾形式源于古代西部羌人集团。对此相关史料有类似记载：《北史・党项传》：“党项羌者……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通考・四裔考》：“‘党项羌’三苗之后，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猿猴种。”可见，古代羌人以猿猴为祖，反映了他们的猴祖崇拜思想。这种思想以神话、史诗、民间传说的形式留存下来。羌人分化后，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他们的猿猴图腾崇拜融入中原的儒、释、道思想，以猴P抢婚故事的方式，隐身于民间，魏晋南北朝恰是中国文学觉醒的时代，猴P抢婚故事在这个时代对中原抢婚故事乃至民间故事的催生与激发也绝不是偶然现象了。这可以从张华《博物志》所载“o国”窥见：“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o国，一名马化，或曰o。伺道行妇女年少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行者或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姓杨，率皆oP、马化之子孙，时时相有P爪也。”文中“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姓杨，率皆oP、马化之子孙”，此记载后被不断转录，见于《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路史》中，揭示了羌族远古图腾的痕迹。后来的猴P抢婚故事不断变异，呈现出多样的文化意蕴，故事的神异色彩及想象力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