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鞅变法对民族价值观相对于人性直线的偏移牵引

摘 要：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要变革，其政治逻辑与社会理想内涵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对人性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偏移牵引作用。我国学术界对商鞅变法的研究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文章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以民族价值观与人性直线偏移牵引为基点，对商鞅变法进行研究。

关键词：商鞅变法；民族价值观；人性

一、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其价值观基础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他心中的理想，是希望通过王道法治对国家进行治理。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王道法治”的含义。王道，即君主的权力，君主依靠所颁布的法律进行国家的治理，凭借自身的强大权力，按照国家需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法律体系可以正常实施而不受到质疑。国家的强大、王室权力的集中等层次组成了王道法治理念。商鞅推崇中央集权政策，认为君主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同时，需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将《战国策》列为治理国家的主要依据。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可以太严苛，也不可以太散漫，要遵从“君国治一体同造”理念，遵从富国强兵而利民的宗旨，确保德行统一，刑赏统一，做事先难后易等。

1.君权法理

（1）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重大好处，就是确保了诸侯兼并所产生的强大权力得以压制，这种权力可以更好地实施主要是因为有军国化的背景作为支撑，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法家王治政策的施。同时应该注意，商鞅所推崇的变法政策中，建立的中央集权政策和以往的理念是有区别的，这不是一种将皇帝的权力无限放大的过程，而是遵从“国强民弱”和“百县一行”的理论。此外，商鞅变法过程中出现了迁都咸阳的情况，这对中央集权政策的实施非常有利。新都的建立主要是出于军事考虑，确保可以尽早收复失地，为后起之秀创造更多展现实力的机会，同时也除去了旧都所带来的元老派保守势力，避免约束中央政权情况的发生。

（2）农战国策。商鞅变法的基本政策，主要还是采用中央集权、法治主义和农战国策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学术界对商鞅变法的内容进行过深入探讨和研究，按照变法的重点进行课题的设定。对其中的压制人权、轻视道德文化的行为不予推崇。而作为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的问题的愚民主义与商鞅变法的法治实质是争论的焦点。以上述问题作为基础，下面我们对史学界的分歧进行剖析，讨论商鞅变法在治国方面的重要特点和作用。

2.价值观基础

商鞅在变法中所宣扬的价值观，自然是以其本身的价值观为根基的，而商鞅本身的价值观中，最为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性本恶”。

（1）他认为，人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认为人民的本性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求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人们总是过分追求感官的享受，而拒绝危险和出力。但是如果纵容人们的享受，国家就会变弱；推行四件难事，兵力就强。但是“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 。如何解决人们的本性和国家需要的农战之间的矛盾成为商鞅面临的首要问题。

（2）商鞅认识到名利的诱惑作用和赏罚的威吓作用。

（3）商鞅认识到只有“利出于一孔”，人们方能专心于农战。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能够发现，商鞅变法的价值观基础是比较消极的，是建立在商鞅本身的“人性本恶”价值观基础上的，因此它使当时的人性直线发生了偏移，与民族价值观的整体发展趋向有所出入。

二、商鞅变法对民族价值观相对于人性直线的偏移牵引

1.重刑法，弃礼义

君主为了方便统治，制定了多项条款的法律，用来约束各个阶层的人民。随着法律的健全，人们发现这种轻罪重罚的统治方式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人们惶恐度日，生怕哪天一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丢了性命。为了平安生活，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去管其他的事，吃饱喝足成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由于法律约束过于严格，人们已经抛弃了道德和仁义，丧失了对礼数的学习，也没有了对知识追求的欲望，这段时间人们的生活是黑暗的，是没有方向的。与此同时，商鞅更加严格采取“令行禁止，法出奸息”的管理手段，不顾及人们不断降低的道德水平，而是用严格的法律约束人们的生活。人们摒弃了仅有的价值观，功名利禄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这是古代愚昧思想的悲哀，更是法律不考虑民情所带来的恶果。

2.军功爵制的影响

战国时代，各路诸侯纷纷起兵征战，力图扩大本国疆土。此时的秦孝公重用商鞅，无外乎想“复穆公之故地也” 。此时的商鞅作为一名大学士，深知战争带给国家的害处有多么巨大，他也曾说过：“民之外事，莫难与战。”虽深明大义，却无奈寄人篱下，不得不遵从君主的旨意。兵强马壮才能保卫一国疆土，所以，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商鞅只能采取激励机制，鼓励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完整而战争。土地是农民所求，此时为人们灌输农战的思想，无疑是最好的时机。将稀有的珍贵土地资源纳为己有，是每个农民最渴望的事。而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只要有敢于战争的勇气，土地唾手可得，这种巨大的诱惑是秦国士兵无法抵抗的，每一位农民为此不惜舍命。通过战争就能让生活变得美好的思想已经在每个士兵的心里扎根，所以，秦国的士兵战斗尤为英勇。同时，军中也制定了“军功爵制”政策，这对那些平头百姓的诱惑力非常大。虽是达官贵族，如若没有战功，也会被贬为庶民。如果是百姓刁民，只要你战功显赫，就可以加官晋爵，这种以战功论成败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利用军功爵政策，人们可以获得锦衣玉食的生活，这对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有很大帮助，也正是这些好处，让人们全身心投入战斗中去，无暇顾及其他。

3.愚民政策影响

商鞅认为，不学习，思想就会愚昧，而落后的思想无法建立外交，国家就会走向灭亡。但是他又提出，如果君主任用过多有学问的人，那么人们又会更加重视教育学习而无心从事农战，这样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为了顾全可以看得见的眼前利益，商鞅认为不让人们学习是正确的。正是这种迂腐的思想，让当时的秦国民众思想封闭，无知的民众将生活中的实际利益作为追求目标，功利化也日益严重。《日书》中大量的民间禁忌就是此种观念的体现。

总之，就变法而言，商鞅变法本身强化了君权，强化君国一体思想，君就是国，反君叛君就是叛国，君利就是国利，君可以国之名为所欲为。从这些方面看，它不但虚化剥夺了臣民自身权益，而且对个体人格也是一种限制，掠夺个人财物也变成得合理，变法对中国人的民族价值观影响深远，尤其是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更大。不只秦人，其实几千年来帝制政治都沿用了商鞅法统思想。功利主义虽然从本质上看较为积极可取，但变法也从功利主义价值观出发，客观分析，即为唯利是图或者伤天害理、相互侵害等，这种忠君而断义 等非理性价值观是不可取的。这对民 族价值观的影响十分明显，是民族价 值观相对于人性直线的偏移牵引的重要方面。

三、商鞅变法中关于中央集权、人性以及专制主义的一些客观分析

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可以看出，商鞅比较顾全大局，虽是将国家主义作为本位，以国强视为治国之本，百姓受到严刑的压迫，可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众多群众从奴隶的命运中摆脱出来。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君主的权力，将刑赏作为基本评判标准，让人民出现对立从而产生阶级划分，进而有利于君主对国家的治理，实现资源的最大获取与利用。

商鞅将法治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政策，同时结合政府的权力来治理国家。虽然在某些方面制定规范约束君主的权力，但终究由于机构的不完善而形同虚设。同时，用统一的标准约束社会中的所有人，看似达到了统一效果，可在客观上抹杀了人性，这是商鞅变法中的弊端。商鞅认为，在不对人民造成伤害的同时帮助君主更好地治理国家，才是一个忠臣应该做的事，显然商鞅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秦国的灭亡。

首先，由于战国时代战乱不断，君主是国家权力的主要代表，而同等情况下的君国治一体机构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这就造成了两种权力之间有了高度的重合。在保证改革和进步的同时，本位主义要以君主的政治轴心作为基础，才能执行相应的权力，这就促使国家本位主义的权力无法更好地实施，从而在权力的执行上大打折扣。

其次，商鞅提出的“国强民弱”理念，虽然在短时间内或有所收获，但是这种“以民所恶求民所乐”的做法，让朝廷和君主的权力无法更好地实施，从而造成民众活动空间过大，君主无法全面治理局面的产生。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而民众权利的扩大势必对君王的统治造成一定的阻碍甚至威胁，所以，为了保证君王的权力可以更好地实施，商鞅提出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非常有效的。矛盾的产生势必会推动社会的发展，商鞅变法的出现也正好验证了这点。

最后，是归于理论与现实的差别问题。作为德才兼备的商鞅与秦孝公，他们能够将理想与现实良好地融合，让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实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可是，由于君主的权力问题，理论无法完全成为现实，而后又有一些玩世不恭君主的出现，这就造成了两者之间背道而驰。可以说，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后世君主没有将商鞅所提出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观点更好地加以实施，这才造成君主本位权力的削弱。

四、结束语

商鞅变法的初衷，当然是为了推动秦国的发展与强大，但是由于变法本身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导致变法中很多思想对人性产生了一定的偏移牵引，使人们的价值观更加趋向权势、金钱，更加鄙视底层人民，在变法的推动下，弱肉强食的思想更加突出。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中最彻底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变革，它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的同时，当然也会产生很多隐性影响，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出现改变。这些改变在后来的研究中产生很多争议，这正是商鞅变法的学术r值所在。本文从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开始论述，研究了商鞅变法对价值观、人性的影响，也对中央集权、人性以及专制主义方面进行了一些客观的分析，希望能够对商鞅变法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宋青林，齐月华，商 桑.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及深远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11（9）：142-144.

[2]朱绍侯.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J].零陵学院学报，2014（9）：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