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上的导游赞歌

青藏铁路的开通使得登上世界屋脊已经不是难事，于是涌向的游客开始越来越多。而恶劣的条件使得旅游具有一定的危险性。2003年起，在总书记的指导之下，国家旅游局派出了一支来自祖国各地的优秀导游团队，开赴。在此后的几年中，导游队开始变得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2005年，52岁的国家旅游局干部邓宗德，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9个语种的100名导游，登上世界之巅，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内地导游活动。

作为导游的领队，在这半年中，他有着太多的感慨：导游们不畏高原反应的忘我工作，这片人间圣地以及雅鲁藏布江水长流的意味，都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带给他太多的感动与感慨。

邓宗德，国家旅游局副司巡视员，在国家旅游局先后从事干部管理、旅游文化娱乐和酒店管理工作，参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及景区评定工作。曾任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副秘书长（主持工作）、《中外饭店》杂志社社长。组织编写了旅游经济职称考试教材，旅游景区、酒店介绍系列丛书，组织起草了旅游行业相关国家标准。发表旅游研究论文和散文等文艺作品100多篇。2005年，邓宗德作为总领队，率领全国100名外语导游员赴开展导游。

导游队的之旅

尹：导游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邓：每年的4月份到10月份，是的旅游旺季，会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涌向。而当地旅行社和导游的接待能力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就从全国抽调100名优秀导游，由国家旅游局带队，支援导游队伍。这些从全国各地选出来的导游到达后，会直接带团。

尹：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邓：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来自大自然的。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带团极其艰苦。如，那次日喀则地区发生鼠疫，时间紧，情况急，可那里地处偏僻，路况差，通信联络不便，我们的导游和游客正在那个地区，我特别着急，便通过手机一个传一个地联系，最终妥善应对了这次突发事件。另一个是来自西方的某种不和谐的声音。如，一些外国游客由于受西方某些错误舆论的影响，或对中国有偏见，或在地位问题上，常常对我们的导游说一些偏激的问题言论。而每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导游都会义正严词地给予驳斥。他们都会尽他们所能的维护国家的尊严。

尹：作为第3批导游队的领队，你已经52岁了，是这一批队伍中年龄最大的。我知道你的家人也都担心你的身体，纷纷劝阻。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要去呢？

邓：当时国家旅游局调整了新班子，新班子面对导游这个艰巨任务，非常慎重，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说局党组要选派一名导游总领队，让我去体检一下，如果身体行的话，就是你了。在国家利益面前，我没有犹豫，而是认为这是组织的信任，是自己难得的一次人生体验的机会……我通过了体检，领受了任务……最难忘的是，在导游誓师大会上，我面对这批年轻的队友大声说：“队友们，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了，你们大多都是20多岁年轻人，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这句话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信心，于是纷纷站起来，说：“邓队，您放心，有我们呢！”而也正是我的这些队员们，带给我很多的感动……

尹：具体谈下。

邓：有一位很年轻的导游边军，带了一个49人的朝觐团要去转山、朝拜，不想在半路其中有一位游客因为高原反应，就永远地留在了去阿里的路上。而印度人有火葬的特殊习俗，可是这在5000米的人少物希的青藏高原上，哪里可以火葬呢？这位导游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借了牧民的一匹马，在路上找到了一些废弃的轮胎。用马把死者拖过了另一座山去火化。当时印度团里的游客都特别感动。这位导游还带头为他捐钱，因为他家里还有孤寡的妻儿。

还有一位台湾游客，身体不好，但是毕生的愿望就是要登上青藏高原，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没想到他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在翻越一座高峰时病故了。是我们的导游一直护送着这位台湾同胞的遗体回到了拉萨。那时已是半夜两点，我们的导游还一直都没有吃饭。没想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眼睛看不见了。我特别着急，动用了自己的关系，联系到了军区医院，又订好了去云南的机票，把这位导游送去了昆明治疗。

我们有一个导游叫孙天宇，上去才20多天，她父亲就去世了。知道消息后，她自己坚持着要完成任务才回去，也没能为他父亲去送葬。直到晚上才把自己捂被窝里痛哭了一场。有一些西方游客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常常说一些不利于稳定的话，其中有一位名叫王记的导游温和而不失严正地告诉他们：自唐朝开始汉藏两族就开始通婚成为友邦，元朝时并入了中国的版图。现在你们欧洲都在积极组成联合体，争相加入欧盟，我们中国好不容易才统一了，你们怎么还要让我们分裂？

他们的事迹太多太优秀，有一些导游一去，就给那里患病的孩子捐了2000元。他们带给我的，是一个个惊喜与感动。在以后的几次活动中，他们都积极地参加。很多人又再一次踏上了这片热土。

尹：从你的字里行间，我看出来你和这些导游的感情都很深，都已经是忘年交了。

邓：是啊，从回来后，他们把我当作像家人、好朋友一样。逢年过节收到他们的电话、短信不断，他们会经常寄一些家乡的特产给我，他们来北京会看我。包括他们谁结婚了，谁生了宝宝，还会把他们宝宝的照片发给我。谈到这次之行最大的收获，除了在心灵上的净化，更难得的是生活中拥有了他们这样一群年轻的朋友，我期盼这种友情与生命同行……

尹：这半年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邓：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更强化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意识。本是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许多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我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就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任务完成好。为了不让导游和游客贸然去珠峰、那曲等高危地区，我自己登上了5000多米的珠峰大本营去体验，在雅鲁藏布江上考察，背着干粮步行往返6个多小时在巴松措深处的峡谷原始森林、冰川进行资源调查，到海拔4500多米的那曲留宿的那天，当地同志都劝我，说连那些“大鼻子”都很少在这里过夜，你更要慎重！可是为了导游和游客的安全掌握第一手资料，取得发言权，我还是尝试了。在穿越喜马拉雅山时，在这个钢笔水都会自动往外冒的地方，我坚持在路途中做笔记，记录下了这一路刻骨铭心的感受……

回到内地，我正慢慢地消化在的经历和感受。对我来讲，一个人面对大自然、面对未来世界，他的心态，他在去之前和去之后是不一样的。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不同身份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去，他们有一点感受是一样的，那就是：博大而神秘！另外，这次去，我也想到了许多问题。比如的和平与稳定。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它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作为中华民族子孙，到了，你会从内心自然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每一位中华民族子孙要切尽全力维护的安定与团结，这是我们的祖宗、是历史赋予的圣神使命和职责。

水系之于中华

尹：在我们之前的谈话中，水一直是你谈到的最多的话题。

邓：是的。现在中国缺水的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长江、黄河污染惊人，水的缺失与污染，这都是威胁中国未来发展和生存的大问题。我是带着一种环保理念去的，这也是我们内地人的一种心态。在多数人想象中，是一个没有被污染过的纯净之地。之行的伊始我的感觉确实也是这样。可当我看到一些生态脆弱地带环保工作还不尽人意，让我感到意外。尤其是在珠峰，途中可以看到丢弃的白色垃圾，让人感到非常的担忧。为此，为了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国家旅游局、中央文明办了“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相信保护这片纯净的土地不受污染能成为全体游客的自觉行动！

尹：原来还有这么污染严重的事情。我感觉都是圣洁的白色。

邓：是啊，这也是让我气愤的事情。我一直想强调说，人们去，是为了追求一种心灵与自然的结合。可是很多游客一住进旅馆，就要开空调。这样他们的之行不但丝毫没有意义，反而会给这里的环境带来压力。青藏铁路的开通，给环境的承受力又带来一次重压。所以我们作为游客来讲，要尽自己的所能，来保护。

尹：在你的《之水救中国》一文中，提到过可以把雅鲁藏布江水引到内地来，缓解内地用水压力。

邓：对，我们国家缺水，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一个问题。苏州河花了几个亿来治理，可依旧是劣四类水质。黄河在下游已经断流……但是在，相当于12条黄河水流量的雅鲁藏布江水，每年白白的流到了东南亚。在那里，反而成为当地的灾害。从回到内地的这几年里，我就一直在回味这个问题，于是我想到：如果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到内地来，这将是多大的一笔财富！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水贫困是中国的难题，水危机已逼近中国北方，而每年却有相当于12条黄河的洁净水白白外流成为下游国家的水患。时下，郭开等专家喊出了“之水救中国”的战略口号，提出了“大西线南水北调”治水之策――但愿这关系中华民族生存的宏伟蓝图能够早日成为现实！

从另一方面来讲，雅鲁藏布江紧扼中印边境。所以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上讲，战略位置都很重要，这里是需要我们加倍关注的地方。而引雅鲁藏布江的水入内地，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从而更重视那里的建设。我们内地同胞应多去看看，各尽所能，支援和投身到这个地区的全面建设！

你好，Mr.太极

尹：你曾经组织制订了《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国家标准，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邓：最初产生要制定一部游乐园国家标准想法的时候，是在1994年。那年，一个叫做“People to People”――美国人民对外友好交流协会的国际游乐业考察团以民间交流的形式来中国观光考察。他们是由30多个国家的与游乐场有关的旅游业内的人士组成。我作为陪同，通过与这批国外的业内人士半个月的相处，从而了解到制定一部游乐园国家标准的必要性。为了更好的与他们沟通，我每天早起，带着这一群外国人打太极，从6点打到7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之间的感情拉近了，此后，他们都不称呼我“邓先生”，而是都叫我Mr.太极，并邀请我访问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游乐园协会（IAAPA）。

尹：Mr.太极，这个称呼很受用。

邓：是的，我自己也很高兴。之后我收到了国际游乐园协会（IAAPA）执行主席John Graff先生邀请我访问美国的邀请函，他是美国游乐场界的领军人物。1995年，经国家旅游局批准后，我带队赴美考察。不想由于李登辉访美，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很很多往来都中断了。而我这个考察团，是为数不多的被保留下来的。

我在美国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回国后，我根据这次在美国学习到的经验，并结合我们国家的国情，组织编写了《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国家标准，并于1997年正式颁布实施。同时，我将《游乐园（场）安全和服务质量》国家标准文本和我写的一篇访美散文，翻译成英文一并寄给了John Graff先生，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为此高兴不已。从此，国际游乐协会(IAAPA)积极支持中国的游乐事业，将相关机构和游乐项目（如浙江宁波的“兰德马克主题公园”）介绍给中国，并将国际游乐协会(IAAPA)亚洲区国际游乐设施展览会首次交由中国举办。直到现在，John Graff先生与我仍然保持着友好联系，最近他还将其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和外孙的照片发给我。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无论是个人还是国与国之间打交道，真诚是友谊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