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的心病

震区情绪正走进破灭期的临界点，这一时期出现在灾难发生后的2 个月到1 年之内。一开始有的人受灾时忙于救灾安置、处理亲人后事，少有时间产生心理问题。当一切安顿下来，出现“我何去何从”的困惑时，“创伤震后群”的症状逐渐暴露。

王长辛目光迟滞，把玩着手机，将滑盖拉下，又推上。这是他从废墟里爬出来时身上的唯一物件，“妻子给我买的”，他说。入夜的清明节，窗外别家纸钱已点燃，火光隐隐浮动，四下寂静无声。

妻子消失在2008 年的那场大地震中， 家族3代10 余口人，王长辛和其时正在外地求学的儿子成为仅存的香火。震后儿子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劈头盖脸就问，“为什么不救我妈妈”，话音一落，父子同哭。

他至今没再回去看一眼，“死去的亲戚朋友都埋着，却不知道埋在哪里。”在这个清明节，原来只开禁5 天的老县城，为10 余万人次的祭扫者将时间延长成为一周。持有北川身份证的居民，安静地走进狭窄入口，秩序井然地回到他们曾经逃离的地方。

至少在封锁线之外，没有情绪激动的男女出现。从望乡台俯视老县城，黑压压的人群或行走在断壁残垣之中，步履缓慢，或跪或立。没有太多哭天抢地的“电影场面”，今天的主角是北川人。

不过中科院心理所的入户调查显示，北川擂鼓镇和曲山镇1600多名城乡居民中，创伤应激障碍（PTSD）发病率达到14.7%，抑郁症发病率为10.2%，其中PTSD 指标比台湾“9・21”大地震高出8%。

志愿者说，在这里随便与一个人交谈，他的背后都会有一段难以言语的痛；随便走进一扇门，门内都会有一段撕心裂肺的苦。

望乡台上“台风眼”

望乡台是旧时流传的迷信，传说亡魂在这里最后一次向亲人告别，“望乡台上鬼仓皇，望眼睁睁泪两行。妻儿老小偎柩侧，亲朋济济聚灵堂”。北川老县城旁山坡上的望乡台，震前叫三道拐，本是景家山绕山公路旁错落的小空地。震后北川封城，当地幸存者欲进城而不得。阴阳割昏晓，他们就在此搭起平台，登高凭吊亡亲。

王长辛亲见那个夜晚，一个孩子在父亲的怀里不再动弹。父亲抱着孩子大喊，猛撞满是残骸的废墟，一下又一下，血流如注。“我扒开尸体去找衣服，到处是哀嚎，从来没觉得天这么黑，夜这么长。”一年后，王长辛在永兴板房区的小屋里说着这些，近乎自言自语。

望乡台上青烟弥漫，人们拥向台子最边缘，大多数的面孔木然无神，但没有悲恸哭泣。

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研究人员对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北京、福建、湖南）的2262 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随着主观判断所在地灾情严重程度的增加（从非受灾、轻度受灾、中度受灾到重度受灾），居民估计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灾区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均随之减少。

气象学中， 台风中心直径大约10 千米的圆形区域，其风力相对微弱，通常被称为“台风眼”。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其研究团队假“ 台风眼” 这一气象名词， 形象地将其研究发现冠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即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若假设有一种药物能治疗心理创伤，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多的是自认为轻度受灾的居民，其次是中度受灾的居民，认为受灾人所需剂量最少的反而是自认为重度受灾的居民。这些结果均证实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研究者分析， 心理免疫（psychological immunization）理论和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Festinger’s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或可解释“心理台风眼”效应产生的原因。“5.12”大地震后，居民普遍认为，唯有献血才足以表达对灾民的关爱之情。各地民众献血热情高涨，致使血库在短短几天内爆满，血站不得不发出暂缓献血的通告。此举被看作灾区外居民高估“灾情需求”的表现，可视为地震中首例“心理台风眼”效应。

“创伤震后群”形成

“我已经过了心里最艰难的那道坎”，王长辛说。震后的夏天才是最痛苦时光：恍惚终日，每天到夜里两三点还无法入眠。闭上眼，全是影子，总感觉家人并没有离开。他两度想结果自己的生命。

这是“创伤震后群”的典型症状。症状可能震后即时出现，但也会在灾后几个月后才显现。有的人受灾时忙于救灾安置，处理亲人后事，少有时间产生心理问题。当一切安顿下来，出现“我何去何从”的困惑时，“创伤震后群”的症状逐渐暴露。

惊恐过后将进入心理暗示期。一般在经历4~6 个月之后，表现出症状为失眠、焦虑。这个时期在情绪排泄上，可能产生两种极端的心理表现：麻木和敏感。有些人因为刺激太大，出现麻木的反常态度；还有些人则容易变得高度敏感，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波及。

台湾“9・21” 大地震后， 台湾学者平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失眠病发率在震后3 个月内由原来的10% 增加至20.8%，表示地震造成失眠率加倍成长。其中女性比男性高（分别为24.9% 和 16.6%）。此外，地震前已有失眠症状者，在震后较易发生失眠和恐慌症状。地震并未造成喝酒、抽烟和槟榔使用率增加，但安眠剂使用却增加了32%。

在4162 例研究样本中（反应率为60%），失眠病发率在震后3 个月内由原来的10% 增加至20.8%。失眠和忧郁症（MDD）、创伤应激障碍（PTSD） 和恐慌症（Panic-Sx）病发率为12%，9% 和5%~23%（其变异随症状之多寡而定）。

有以上精神疾病症状的个案，失眠率为不具精神症状者的3 ~4 倍。地震前已有失眠症状者，在震后较易发生失眠和恐慌症状，MDD 和PTSD 发生较少。

平说，地震所造成的急性压力可使失眠病发率加倍，并发现失眠、忧郁和PTSD 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前两种疾病之危险因子也已被找出。这些数据被用作早期治疗和预防的重要依据。

蜜月期走远，破灭期正来

“我们这，干部没少挨群众的打”，王长辛说。

他们正处于特殊时刻，心理学将其称为破灭期。这一时刻出现在灾难发生后的两个月至1 年。一般认为此时民众心态极具偏差，忍耐达到极限。他们开始抱怨救援行动迟缓，政策不当。人们的愤怒无处释放，易发生争吵打架等纠纷，会出现酗酒问题。受灾人员也因忙于应付重建以及自身问题，失去与他人、社区的连带感和共鸣，即便这种连带感在此前曾达到过顶峰。

顶峰出现于蜜月期。它在破灭期之前发生（灾后1 周~6 个月），因为与其他受灾人员拥有共同的受灾经历，故而彼此产生连带感。他们边寄希望于援救，边整理瓦片和残骸，互相帮助，整个受灾地区的气氛温暖。

而在灾难爆发的第一时间，灾民为了保卫自己、家人或邻居的生命财产而奋不顾身，被称为英雄期。

王长辛经历了英雄期、蜜月期，不知不觉又步入梦想破灭的起点。他不断忆起往日富庶生活，轻叹现在的人懒了。他的面前，一段长达数年的重建期还在前方。如果精神掉队，失去勇气，破灭期的紧张状态仍会将他缠绕。

情绪埋向别处

窗外香纸撩起一阵烈火，“瓜女”冲过来熊抱住记者，不停撒娇，“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灯火通明的小超市里，她挑好了糖果之后，又像陌生人一般扬长而去。王长辛解释说，她有智力障碍，在地震前即是如此，大家叫他“瓜女”，就是傻女。

这并不是个案。志愿者说，在团体活动中，发现有些孩子常常会向老师索要东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批志愿者过多无条件给予物质援助，使得这些原本应该谦让、礼貌的孩子变得自私自利。

在北川，截至1 月底的统计数据中，51 例成功怀孕的再生育妈妈，有3例流产了。北川计生局统计数据显示，再生育妈妈的胚胎停育率似乎显得相对高一些。中科院心理所调查数据显示，北川300多名教师， 其中24%有PTSD 倾向，25.5％患有抑郁症。北川中学93 名教师出现PTSD 倾向的比率27% 和严重程度（36.52 分）明显高于学生（24.%，32.55 分）。而北川中学的千名遇难学生早已逝去，北川几乎整整失去了一代人。

王长辛继续他的自诉。在两小时的谈话中，他的叙述路线，从震后心路不知不觉转向其他方向，冗杂且纷繁。当地震的短暂惊悚离去一年后，他的生活在此时归于短暂平静，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得以重新开始，一切阳光与阴霾的日常故事，有的不便言说，有的欲言又止，夹杂着复杂的内心考量进入常态生活，离地震愈来愈远。

震区情绪正走进破灭期的临界点。志愿者说，受灾者的心理冲击已经从最初的丧亲痛苦和恐惧应激逐步转向现在的干群矛盾、再组家庭、重建压力、生活保障等方面。现阶段心理援助工作非常重要，比起开始的时候更多元、更复杂、更艰巨。“生活”之中“生”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该解决“活”的问题了。

在板房区，一位失去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女人，整天闷在家里，以泪洗面， 蓬头垢面，半年了，一直走不出来，感到生活无望，甚至多次有自杀念头，抑郁倾向明显，是PTSD 症状高危人群，志愿者对她进行了三次心理辅导，再去拜访时，很奇怪看到板房居然挂着锁，问了邻居才知道，她找了一份工作，给一个建筑工地烧饭，每天收入25 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