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篱笆好,邻居好”

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清廉不是靠人慎独、自律出来的，而是靠法律规制“钳制”出来的，觉悟和自律，只能作为法治的补充。“自律新举措”固然好，但制度创新才是治本之道。

到一个街道办参观反腐廉政建设新举措时，看到这个街道开发了“廉政自律保健操”、“廉政手机彩铃”、“反腐扑克”、“廉政三字经”、“廉政保证金”、“家庭廉政壁垒”、“小眼睛盯大眼睛”等许多项目，在反腐自律上动足脑筋，用心良苦。

参观中，不禁联想到许多感动天地的道德自律故事。比如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不仅文案诏书写得好，更具远见卓识，苏轼称陆贽思想“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中，大段引述陆贽的“资治”主张。但陆贽的清廉自律更让人肃然起敬。陆贽一生不贪一针一毫，以至德宗皇认为“清慎太过”，曾发“密旨”对他说，一概拒人东西，恐怕不大方便，重礼不收，但像马鞭、鞋靴之类“薄礼”，但收无妨。陆贽却坚守“零容忍”，认为“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璧。”

至于东汉杨震的“慎独”，更为世人所知。杨震在迁升东莱太守途中遇到他举荐的县官王密，送来十斤金子，称夜里行事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故事令人崇敬，但无论是陆贽的“清慎”，还是杨震的“慎独”，都不能成为治国理政的依据。“慎独”境界，不能人人达到。人们受制于伦理的表现差异极大，圣贤和无赖，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

案的审判，刘铁男被“”，上海高院法官集体招嫖事件的整肃等，让人再次直面规制与人性的关系。规则和伦理都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规则是基于对人性弱点的认识，伦理则是寄于对人性善端的希望。规则强调依赖于人性的外部约束，伦理则强调依赖于人性的内在觉悟，在公共治理中，规则高于伦理。正是规制，激励和约束着一个社会的“集体选择”，并形成不同的社会风貌。

西谚说：“篱笆好，邻居好”，只有先设置明确的篱笆，才能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只有以产权关系界定人们的权利空间和边界，才能产生真正的和谐社会。公共行政和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刚性、他律的规制。所谓“唯则定国”，好的法律规制才是安邦定国之基。

人类之所以需要规则，归根结底因为它是一种“非人格化结构”。公元前20世纪，人类就有了巴比伦的《汉漠拉比法典》。从古至今，各种形式的规则在确保公共生活有序和正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政制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没有强有力的规则，社会便缺乏确定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所以创建政制的能力，是一种“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

整治腐败作为重要的治政议程，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伦理的办法，诉诸人们的觉悟和自律；二是法理的办法，诉诸刚性的规则和制度。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清廉不是靠人慎独、自律出来的，而是靠法律规制“钳制”出来的，觉悟和自律，只能作为法治的补充。拿我们参观的街道来说，“自律新举措”固然好，但制度创新才是治本之道。前面说到陆贽、杨震，都是“自律”楷模，但陆贽认为，治理国家须以规制“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只有整饬规制，方能实现长治久安。

中国的反腐败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制度的创新、规制的完善，比什么都重要。规制具有共性抽象、整体治理的功能，推进制度创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从整体上治腐肃贪，提升反腐败绩效，开创反腐新局面。正如《韩非子·难一》指出的：“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

“篱笆好，邻居好”，更重要的是，“篱笆”好，才能腐败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