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震撼世界的绝密功勋

1995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和诸多欧洲国家都要举行隆重的大型庆典。大典前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庄严地签署了一项命令，向三个中国人授予“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

这勋章非同一般!这种勋章历来是颁发给其他国家的亲自参加过欧战、有功于苏联卫国战争的国家元首。比如，曾向希腊、阿尔巴尼亚、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总统、前总统、前国王颁发过这种纪念勋章。

那么，获得这项殊荣的三位中国人是什么人呢?

他们可不是什么国家元首，而是这样三个人：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阎宝航是父亲，阎明诗是女儿，李正文是阎宝航的助手、联络员。

他们不是国家元首，甚至算不上国家政要。而且，1995年这个时候，阎宝航已经不在人世了!要知道，俄罗斯有一个传统规矩：只向活着的人授勋。这一次，授勋名单上排在第一位为何竟是已经去世27年的人(阎宝航于1968年逝世)?

还有，这种勋章的颁发对象，是参加了苏德战争的有功之臣。而阎宝航等三人，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全都居住在远离苏联的重庆。他们跟苏联的卫国战争，难道有什么关系吗?这就不禁让人产生出许多疑问了：阎宝航是个什么人?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可就要从头说起了_那是1941年，当时中国正在浴血抗战，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在重庆城里，有一片高级住宅区叫作“重庆村”，不少上层人物和重要机关都安置在这里，比如宋庆龄的公馆就在此地。而本文的主人公阎宝航，他的住宅也在这里，门牌号码是重庆村17号。

奇异的“闼家老店”和众人景仰的“阎老佛”

阎宝航，辽宁海城人，1895年生，早年是张学良东北军的高级幕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是东北青年学生最敬重的名人之一，因为他极力主张抗日，是他第一个把日本侵华秘密文件《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并公诸于世。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担任的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阎宝航在军政大员当中交游很广。比如，他和元老于右任、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好友；而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高级将领李济深、冯玉祥，乃至军统首领戴笠，中统局长徐恩曾等人也是时相往还。甚至可以说，许多人是以能与阎宝航交往而自豪的。

原因在于：

第一，他曾经是张学良将军的亲信幕僚和挚友。西安事变后，虽然张学良被软禁起来了，但张学良在东北军的心目中仍然是永远的少帅、永远的领袖；而且东北军、东北人在抗战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力量。而阎宝航呢，就正是东北力量的一个代表人物。当初他在东北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是非常著名的东北抗日人士，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天，日本人就悬赏四处缉拿他，他是孤身一人逃离沈阳的。说老实话，张学良被软禁，高层各方面都对他颇有些心怀内疚，尤其是夫人宋美龄，很觉得对不起张学良。那么，阎宝航作为张学良以及东北力量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自然就十分受人敬重。

第二，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搞了个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为了拉拢张学良的东北力量，由宋美龄推荐和邀请，任命阎宝航为该会的总干事(相当于秘书长)，宋美龄担任的是该会的指导长。也就是说，阎宝航是宋美龄的助手、副官。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宋美龄，都要先与阎宝航联系，经阎宝航请示宋美龄之后才能予以安排。

以上两点，很显然地，就使得阎宝航在一些人的眼里，被视为“蒋夫人的红人，张学良的亲信”，因而交游广阔、人人钦仰。

不过，还有第三点，才是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极富人格魅力――何谓“人格魅力”?简单地说，就是富于吸引力、感召力的个人素质，是德行、才学、相貌、仪态，内在外在综合的优化的高素质。阎宝航学识渊博，善于交际，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办事稳健而又干练，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而最重要的是，他宽厚仁爱、豪爽耿直，非常仗义!这是他的人格魅力的核心要素。

他这个人有多好呢?举一个例子：重庆村17号他的家，是一座三层楼房，也该算是一所豪宅了，却得了个“土得掉渣”的名号，叫“阎家老店”。东北话“老店”就是那种中等乃至下等的客栈。他这个家真的是个老店――年年月月日日，家里面川流不息地接待着人数众多的求助者。只要是东北流亡乡亲，只要是来求助的人，一律是来者不拒，好吃好喝好住。流亡者、难民、各色人等在他家进进出出，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回忆，他们兄弟姐妹经常打地铺，把床让给客人们住。他就是这样一个掏心掏肺、热情似火的人，人们甚至把他叫作“阎老佛”，指的是他有着佛佗心胸、菩萨心肠!

阎宝航这样做，是由衷的，是出自天性：不过，这里面也还另有一个隐蔽的原因――他需要让家里面时常人来人往，他是刻意要造成这种复杂的社会人员交往现象。这当中，就隐含着很深的用意了。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在此暂时不表，且等后话。

招待德国武官的酒会上气氛异常

距离这个重庆村不远的地方，就是上清寺、曾家岩。那里多年以来都是重庆的心脏地带，在抗战时期，一度更是中国的心脏――国民政府就设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总是有各种高层社交活动。而阎宝航也总是出现于这些高层活动之中。

1941年初夏的一天，上清寺的一座洋楼里，举办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小型酒会，是用来宴请德国军方代表的。中国方面的与会者全都是的军政大员。阎宝航也应邀赴会。觥筹交错，宾主频频举杯，阎宝航感到这个酒会的气氛颇有些不同往常，不过，此刻他还没有料到，一个几乎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事件，也将在今晚出现。

擅讲德语的阎宝航与一个德国武官攀谈起来，这个德国军人竟然有些忘形地跟他碰杯说：“预祝我们的胜利吧，几周之后，让我们欢聚莫斯科!”这话的含义很明显，就是他们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感到有些诧异，但不是震惊，因为他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这本书里早就明确表达，他要消灭布尔什维克!所以，德国军官讲的这个“欢聚莫斯科”，有可能只是在表达纳粹德国的一种企图和野心，而不一定是就要实施的计划。不过，阎宝航还是没有掉以轻心。他留心观察，发现酒会中的一些要员，神情也大为异常，好像是一种神秘的兴奋。很显然，这是有特殊原因的。

这时候，他看见元老于右任向他走过来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脸上流露出的就是这种神秘的兴奋。他贴近阎宝航的耳朵，低声说：“最新最高机密，德国将对苏联发起突然进攻，时间是6月20号左右!”这是轻声低语，阎宝航听起来却感到是雷电轰鸣，心跳顿时加剧，问了一句：“这消息可靠吗?”于右任凝重地点点头。这时旁边又走来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问阎宝航：“喂，你们在咬什么耳朵啊?”阎宝航答道：“刚才，于右老说，希特勒要在6月20号左右突然袭击苏联，是真的吗?”孙科回答说：“千真万确，准确的时间是6

月22日!”顿了一顿他又补了一句：“这是委员长对我讲的!”孙科与阎宝航交情很深，就连个人的绝对隐私都要向他倾吐，在这里说的肯定是真话。而既然这个极其重大的战略情报，是由告诉孙科的，也就是说，情报来源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那么，该情报可以说是绝对可靠的。

实际上，这个惊天的战略情报，是由桂永清从德国柏林带回中国重庆的。桂永清当时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而这个最高机密情报，则是希特勒特意告知桂永清传递给的。

希特勒为什么要把这个绝顶机密通报给呢?这有两大原因；

第一，政府和德国的关系，在抗战爆发之前相当不错。聘请过德国军事顾问来训练军队，又购买德国的军事装备，还组建过十分先进的“德式装备师”。中日开战以后，中国和德国的关系也没有马上断。甚至，当日本人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德国驻华外交官的情感倾向明显是偏向于中国的，在向柏林汇报情况的时候还痛斥日本军队是“兽军”。就是到了1941年这个时候，虽然德、日遥相呼应，但这时的中国和德国还保持着微妙的友好关系。

第二，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也就是1940年到1941年这个阶段，国际大气候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大变动时期。从世界战局上来看，法西斯的力量居于上风，德国法西斯正在横扫欧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也是节节胜利。狂妄的希特勒就打算对苏联下手了，希望能够在三周之内攻占莫斯科，因此就想要日本人的策应，同时从东方向苏联进攻。而日本这时却困在侵华战争中无法脱身，希特勒就急于促成中日讲和，然后合力去对付苏联。所以就把即将进行的大决战信息明确地知照，以此来拉拢政府，同时也是施加压力，就是告诉你：苏联立马就要被我们消灭了，你看，你该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国际战略最高机密，由传达给了极少数最高层的要员，引起的是他们的巨大震动。尤其是满腔爱国热情的于右任和身任中苏文化协会主席的孙科，心情非常复杂。所以他俩特地把这个最高机密告诉阎宝航，想要听听精通国际事务的阎宝航对此事的分析和预测。

阎宝航获知了这个最高机密，当时是心跳怦怦，马上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酒会。他一边神态自若地走出大门，一边在心里紧张地盘算着，怎样迅速地处理这个绝密而重大的情报。讲到这里，读者朋友一定很清楚了――阎宝航有双重身份，明里是的官员，暗地里他还担负着某种秘密使命。

阎宝航当时是中共“最隐秘和最高级别的战略情报家”

那么，阎宝航担负的是哪一方面的秘密使命呢?这时候，应该讲出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了，他是中共的秘密特工。

二战时期，重庆是一个国际秘密战的战场。特工、日伪间谍、英美等国家的谍报人员，还有中共秘密战线的情报人员，都在这里进行着明暗交织、鱼龙混杂的较量。

前边讲过，阎宝航原先是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西安事变’I后，他对囚禁张学良的做法深恶痛绝，由此从心底里与彻底决裂。不久，他由亲作介绍并亲自批准，成为了中共的秘密党员。他肩负的秘密使命，是在高层圈子里，搜集国际战略情报。他的这个秘密身份和秘密使命，只有等极少的几个人知道。甚至，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对外公开。

现在把话说回来，阎宝航获取德国将要进攻苏联的最高机密之后，迅速通过他的联络员李正文，把情报送到了曾家岩周公馆的手里。马上告知驻重庆的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请罗申火速转告斯大林：同时，又向延安的中共中央拍发密电，汇报了这一情况。

第二天，一个万万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是1941年6月14日，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了一个重大消息，是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以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一个声明。声明中说：“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条款。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并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头一天请苏联驻华使馆向莫斯科转告这份情报，第二天莫斯科方面居然了这么个声明!

那么，这份情报到底是真是假?今天的我们，都已经十分清楚，这是一份准确无误的真实情报。数百万德军已经集结待命，就要发出致命的一击!而苏联红军尚未进入战备状态。

可是，苏联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的声明?斯大林是错误地估计了战局，还是他拒绝相信中共传递的情报?

面对苏联的这个正式声明，中国共产党人该怎么办?、会怎么处理?

苏联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怪异蹊跷的声明

苏联向全世界该声明的时候是6月14日，距离德国预定进攻苏联的时间，仅有短短的8天了，苏联实际上已经处在极度危险之中!

斯大林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还会发出这样的声明?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在这之前，在i939年，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对于苏、德双方来说，都是缓兵之计，希特勒清楚，斯大林也很清楚。但是到了1941年春夏间的时候，情况就很不同了，希特勒已经充分利用条约带来的缓冲时间，做好了一切准备，急不可待要动手了；而斯大林呢，可以说，没有做好准备，他这时候只能是千方百计要延缓希特勒动手的时间。说不定，斯大林还希望，世界战局的变化，有可能使苏联和德国之间，始终不会爆发战争。因而，斯大林虽然提防着希特勒，却并没有充分估计到，形势的发展比他预计的要快得多、也坏得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正是由于预测、判断上的偏差，斯大林，以及他的情报局局长戈里科夫、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都认为：关于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所以，就了声明，以此向德国故作姿态，以图延缓开战。

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德国陈兵305万，已是箭在弦上!

而苏联的数百万红军，却完全蒙在鼓里，根本没有进入战备状态。这种态势，德军的闪击战一来，苏联必将一败涂地!

中共领导人可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读完苏联塔斯社的公开声明，毫不犹豫地就作出了一个决定――紧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建议以的名义直接向苏联方面通报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

亲自签署密电紧急发往克里姆林宫

同意了的建议。6月16日，斯大林收到了延安的这份电报。这时候，距离德国突袭苏联还有6天时间。斯大林仍然不太相信这份情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但是，对他的触动很大，因为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发来的，它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的真实性的肯定。这也是他所收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级别最高的警报。斯大林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心头那根警惕的弦，开始绷紧了。

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又收到了来自日本的一份密电，电文内容与延安来电完全一致，发电者是佐尔格。斯大林感到震撼了!因为这是佐尔格发来的密电，佐尔格是斯大林最为信任的苏军情报专家。

中共中央的密电与佐尔格的密电相互印证，撼动了

斯大林的钢铁般的倔犟，他终于在6月21日下达了紧急命令，苏军进入一级战备。

苏联元帅朱可夫战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由于及时接到命令，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后来的一切证明，正是这短暂的备战时间，使苏联免遭灭顶之灾。

21日下达战备命令，22日苏德战争就爆发了。下达命令的时间显然是太晚了，苏军的战备实在是太仓促了，以至于开战初期不得不全面后撤，丢失了大片国土。不过苏军毕竟也还算是有备而战，避免了更大更惨重的损失，为将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向中共中央发来感谢电，感谢中共提供的这份情报，使苏联红军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状态。斯大林电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

斯大林的骄傲是举世皆知的，他可是轻易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的。阎宝航的一位秘密战线的战友名叫罗青长，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他回忆说：这是斯大林发给中共的惟一一封感谢电报。

由此可知，阎宝航获取的这个战略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是何等重大的贡献。

可是这个重大贡献，在长达五十几年中，竟然被尘封在历史的深处，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提起。原因何在昵?我们后边再讲。

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都盯上了阙宝航

话说阎宝航完成了一项重大秘密任务，表面上仍然跟从前一样，还是整天和上层人物打交道、共事。除了重庆村17号，他在重庆的北碚还有一处房子，那里架设着秘密电台。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如前所述，她也获得了叶利钦颁发的勋章)协助父亲搞秘密情报工作，负责把情报翻译成密码，交给北碚的电台。

情报工作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所以，阎宝航非常谨慎。他的“自我保护”是很到位的，他交游很广，在重庆的军政要员、社会各界名流、各党派民主人士，他几乎全都有交往、应酬。大家都知道他热情好客、豪爽仗义，他也就充分发挥这一点，让家里每天每日人来客往，来来往往的朋友又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是很好的“保护色”。这样，和他单线联系，有时上门来找他，也就可以掩人耳目。

阎宝航有一个儿子，名叫阎明复，解放后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现在担任中国慈善总会会长。那时候，阎明复只有10来岁。他后来回忆抗战时期住在重庆村的情况，他说：家里二楼上有个房间，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平时总是母亲亲自打扫那个房间，不让别人去打扫。父亲有时在那里和“客人”打麻将，其实是谈秘密工作。有时候，有一个浓眉毛的叔叔要到我家里来，还问过我，去不去延安……阎明复说的这个浓眉毛的叔叔，就是。

有一次，阎宝航正和在楼上的房间里密谈。楼下突然闯来了两个警察，声称要抓赌，要上楼去看一看。阎宝航闻声下楼，拿出一张戴笠的名片，递给警察，说：“别说上楼去看一看，你们要搜查、要抄家都行啊，不过呢请二位先给我这位姓戴的朋友打个电话!”警察一看，谁敢得罪军统局的戴老板啊，赶紧灰溜溜地走了。从这个小插曲就可以看出，阎宝航交往那些要员，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自我保护，用大官们的虎威去吓退那些军警宪特小鹰犬。

但是，那些立功心切的鹰犬，也真是无孔不入。阎明复的小女儿阎明光，就遇上了这样的鹰犬。她那时在求精中学的小学部念书。小女孩嘛，喜欢唱歌跳舞，她的一个姓卢的班主任，就对她表现出特别的“亲切”、特殊的“关心”，总是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相当蹊跷的问题，问她：你家里面都来些什么人啦?你的四个哥哥姐姐为什么去了延安啦?你的姐姐阎明诗为什么又从延安回重庆来啦?她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啦?你爸爸平时在家里做什么啦?那么多东北流亡同胞都跑到你们家，你们哪来的钱啊?这些问题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好奇，实际上都是居心叵测的刺探。阎家的家教很严，小女孩对这些问题都一律摇头不回答，回家就向父母讲了。阎宝航一听，就知道情况不对，赶紧就把孩子转学到另外的小学去了。解放后，终于查明，那个班主任他们夫妇俩都是中共的叛徒。

不仅如此，军统和中统这的两大特务系统中的暗探，干脆渗透到重庆村17号阎宝航家里面来了!我们前面不是说到，他家这个重庆村17号叫做阎家老店吗，每天都是人来客往，人员相当复杂。这个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掩护阎宝航的秘密工作，但是另一方面，特务暗探也很容易混进来。

军统局和中统局的关于阎宝航的资料，就明确的显示了：特务一直在监视他，而且是在眼皮子底下监视。比如，军统渝特区奋字第三十八号档案，就是一份完成于1943年12月16日的报告，报告中详尽地记录了一位由阎宝航保释出狱的地下党员在阎家的详细情况。报告中说那个地下党员住在阎宝航家中，连日收拾细软，有畏罪潜逃的准备。很显然，提交报告的人也住在阎家老店里面，所以他才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到阎家的一切。这个报告人名叫徐德溥，但据阎宝航的儿女们回忆，当时来他家的人里面，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显然此人是用化名来阎家的。阎明复十分感慨地说：“肯定这个人是混在我们家的，是混在阎家老店的一个以难民身份出现的人，或者是经常来，说不定我还跟他一块儿吃过饭，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也回忆起另一个可疑的人，那个人名叫张建中。他每次来都不像其他的客人，在楼下客厅里，他坐一会儿就要四处看看。我们知道，阎宝航家是座三层楼房，底楼是客厅、餐厅、厨房和几间客房，楼上是阎家人的几间卧房，和从事秘密工作、秘密联络的房间，一般来客是不能上楼的。而这个张建中，千方百计就想上楼窥探。有一次他突然跑到后面房间，要上楼，被阎宝航的夫人高素拦住了。阎明光回忆说：这个人的神情让她看了很害怕，跟你说话笑笑的，突然面孔就变色了。后来得知，这个人是中统局长徐恩曾派来的。

尽管军统、中统的特务都已经渗透到了阎宝航家里，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密切监视的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甚至从来没有发现到阎家来的情况，当然，更没能发现围绕在阎宝航身边的情报小组。这可就真是应了那句老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阎宝航的这个情报小组，是经中共中央慎重研究而决定成立的，由身在重庆的直接指挥，重点进行国际战略性情报工作。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作为秘密联络点，同时，阎宝航又在重庆郊外的北碚设立了一座工作电台和一座备用电台。

在秘密战场上，阎宝航和他的情报小组确实是有非凡的特殊才能，故而能够在重庆这个龙潭虎穴中纵横驰骋。

不过话说回来，久而久之，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时候，难免遇到天有不测风云的时候。是的，不久之后阎宝航真的遭遇了暴露身份的危险――在浓雾茫茫的重庆，有三个中共地下党员突然失踪，而其中一人对阎宝航的真实身份知之甚详。如果他们是被策反了，

又或者是被捕了，阎宝航和他的秘密情报小组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危险降临了!阎宝航能够化险为夷吗?

在最危险的时刻来到阎家

整个抗战期间，阎宝航一直在重庆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的周围环境是异常的险恶，而他都能潇洒从容地应对，履险如夷。但是，1942年夏天的时候，他遇到了一次莫大的危险：他的真实身份面临可能暴露的危险。

秘密情报工作的特点之一，就是有的时候，某一环、某一点出个小问题，便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连锁反应，一连串问题都要发生。那时的重庆，特务多如牛毛，不仅是军统、中统在搞特务活动，上自最高当局、下至三教九流的各种黑社会力量，包括的侍从室、军委会、、三青团、内政部、社会部、宪兵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市党部、重庆市政府、重庆市警察局等等等等，都有特务人员，东闻闻西嗅嗅，真的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啊!要是他们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对阎宝航这样的上层人物，也是可以下手的。

这里要讲的，阎宝航遇到的危险，不是他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而是1942年夏天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有三个在重庆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突然失踪了!中共南方局紧急进行调查，终于得知，他们是被特务秘密逮捕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马上就威胁到了阎宝航。原来，被捕的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徐仲航，他知道阎宝航的真实身份。这个徐仲航，表面上是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的管理处处长，实际上呢，是中共在重庆的另外一个情报小组的成员。本来，徐仲航的秘密工作，跟阎宝航是不搭界的，是没有关系的。然而此前的某个时期，徐仲航参加过中共南方局的一些工作，从而知晓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他这一被捕，阎宝航就危险了。这个事件，立即成为和中共南方局关注的头等大事，马上通知了阎宝航。阎宝航立即安排了和他有联系的战友转移，然后才回到重庆村17号的家里。

那天，阎宝航回到家，跟往常大不一样，往常他都是有说有笑的，这天却沉默不语。他的夫人和几个子女，都感觉到可能出大事了，可他们又不能多问，紧张得心都悬到喉咙口了。在这非常危急的时候，深夜时分，阎宝航家的后门被人敲响了，进来的竟然是!

和阎宝航仔细地分析情况，商量对策。如果这时就让阎宝航撤离重庆，固然可以确保人员安全，但是在情报工作上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不可弥补的。所以决定暂时稳住不动，积极想对策解除危机。

不过，努力采取对策，是一个方面；而能否转危为安，却仍然是悬而又悬的。在特务那边，被捕的三个地下党员，正在受到严酷的拷问。特务们想要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追查到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在严刑逼供之下，其中的一个人挺不住，自首了，幸而此人并不知道阎宝航。接着，另外又有一个人，在受到严刑拷问之后，不幸牺牲了。最后，审讯室里就只剩下了徐仲航。徐仲航知晓阎宝航是中共秘密党员，如果他挺不住，说了出来，那么，特务就会立即驱车直奔重庆村17号，逮捕阎宝航。这个局势，真是非常危急l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特务们不断动用各种手段，企图从徐仲航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在阎宝航这边呢，也正在按照他同商量的对策，抓紧行动，对付这个危险局面。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千钧一发，阎宝航随时都可能被捕。

这个悬而又悬的局面，在阎宝航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转机。审讯室里的特务正在拼命折磨徐仲航时，一纸“放人”的命令突然下达到他们面前。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阎宝航利用自己在上层的关系，找到了内很有影响的元老李济深。他对李济深说，我的东北老乡徐仲航，中正书局的管理处处长，前几天莫名其妙被抓进去了。徐仲航，我是很了解的，他在东北就和我一起抗日啊，他绝对没有问题!肯定是搞错了!李济深是信任、又很尊重阎宝航的，就直接给军统局戴笠打了电话：听说你们抓了正中书局的徐仲航?他有什么问题呀?喔，直到现在，还什么都没问出来?那就是搞错了嘛!李济深这么一发话，那边特务又一无所获，戴笠就只好签了一份“放人”的命令。于是，始终守口如瓶、坚强不屈的徐仲航，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暴露阎宝航。他得到了营救，被保释出来了。阎宝航也终于凭着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努力，战胜了这一次惊险的危机。

“问谍王”戴笠决定对阎宝航下毒手了

从以上事件中可以看到，虽然阎宝航在重庆上层圈子里，仍然能够游刃有余的周旋，实际上，他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军警宪特的怀疑。重庆卫戍司令刘峙，还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都开始密切关注他了。

有一天，刘峙就约请阎宝航见面谈谈。阎宝航到了卫戍司令部，一进刘峙的办公室，就看到刘峙身后，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气氛十分森严。主宾落座之后，刘峙开口就说：“我是个军人，直来直去，阎先生你膝下六个孩子，四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产党?”(阎宝航当时的六个子女中，有四个被送到了延安。他们是阎明诗，阎明英，阎大新和阎明智。)阎宝航沉着地反问：“你看呢?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刘峙毫不示弱，就说：“我看你就像个共产党!”又说：“你还有两个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你是不是也要他们送到延安去?”阎宝航回答说：“孩子长大以后，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我总不能拿脚镣手铐把他们铐起来，不让他们有行动自由吧?”刘峙恶狠狠地又说：“你的孩子去延安，该不是共产党在指引吧?”阎宝航这下发火了，大声说：“孩子去延安，是为了抗日啊!我阎某人这么多年来，跟日本人斗，坚决抗日，不就是为了收复失地，收复我们的白山黑水吗?要是我这么做，就叫做是共产党，那你把我抓起来，送到蒋委员长那里去，你还可以记一大功!”刘峙一看阎宝航冒起火来，赶紧换了一副笑脸说：“哎呀，阎先生，别生这么大的气嘛，不谈了不谈了，送您回去!”

刘峙针对阎宝航来这一手，不是偶然的。那个时期，特务头子康泽、徐恩曾，都借故找阎宝航谈过话。他们都有些怀疑阎宝航，想要旁敲侧击。用重庆话说，就是想要“诈”出一点什么蛛丝马迹，可是一无所获。同时，由于阎宝航在上层中的特殊地位，他们也没法把阎宝航怎么样。

军统首领戴笠也严重怀疑阎宝航，他的做法就不同了。戴笠其人心狠手辣，找不到证据的事情，他可以单凭怀疑就下绝对判断，就使用强硬手段。所以，他就命令手下的制订“密裁”方案，也就是打算暗杀阎宝航。怎么做呢?路上动手!

当时在重庆，许多上层重要人物都在南山上有别墅，著名的“东北五老”五个东北籍的元老也住在南山上。阎宝航获取情报以及做一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就是跟这些大人物交游来往，因此，他常常坐“滑竿”上南山。出于对自己身负特殊秘密使命的考虑，他很少带随身警卫人员。有的时候，夜里一个人下山，也就只有两个抬“滑竿”的人和他一起。从南山通到长江边的石阶山道，山高路陡，路旁是很深的山谷。军统特务的

方案，就是寻找机会，在这段山路上制造一次“意外事故”，让阎宝航摔下山谷，死于非命。这里插说一句，过去那个抬滑竿的人，确实也有谋财害命的歹徒。他们的杀人方法简单有效，就是相互发个暗号，一齐动手一掀，把人掀下悬崖摔死。戴笠没有证据来治阎宝航的“罪”，就打算用用这种方式，杀死阎宝航。事发后对外宣称是“意外事故”或者歹徒劫财，谁都不知道是他戴笠下的黑手。

但是这个期间，宋美龄对这种图谋隐隐有所察觉，就发话了：保罗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谁也不能动!宋美龄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她非常赏识阎宝航的才干和人品。戴笠不敢得罪夫人，所以最终没能实施这个杀人阴谋。

阎宝航送出的情报使苏军一举全歼日本关东军

阎宝航的老战友、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有关采访时，深情地回忆说：“从1941年开始，直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阎宝航利用在上层的特殊身份，在家人的掩护之下，带领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中共中央和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整个抗战期间，阎宝航一直在险恶的环境中，致力于秘密情报工作。他立下的绝密功勋，并不止于1941年的那个战略情报。他在1944年的深秋，又创立了新的功勋，他又一次用自己获取的情报，对中国战局和国际战局发生巨大的作用。

这一年，二战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的抗战也已曙光在望。不过，日本号称上百万的精锐部队关东军，仍驻扎在中国东北。这是一个超重量级的战略集团，它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牵动世界战局。如果关东军把兵力大量投入到关内战场，那就会对中国抗战产生重大压力；如果关东军进攻苏联，则会牵制苏联对德国的作战。所以，侦察关东军的战略动向和，是苏联在远东的情报工作重点，也是中共的情报工作重点，还是的情报重点。

总而言之，中外各路情报机构和情报高手，都在这个时期开展了针对日本关东军的谍报活动。

阎宝航也在积极行动!阎宝航不是一般的情报人员，他是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关系。阎宝航要是展开行动，就是要获取重大情报，获取具有国际战略价值的情报，他是一个战略情报家。

阎宝航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这个第三厅是主管作战系统的，军政各部门、各单位，凡是侦察到手的日军情报，都汇总到第三厅。从这个第三厅入手，是获取关东军情报的最佳途径。

第三厅的副厅长钮先铭，平时跟阎宝航就有交情，现在阎宝航更加强了和他的来往。寻找到恰当的机会，阎宝航就对钮先铭说：“军政部长陈诚委托我，研究日本关东军的情况，为将来收复东北作准备，可是我手里资料太少了啊!”钮先铭就说：“我这里有关于日本关东军的绝密情报资料，你可以拿去看，不过，三天之后必须归还。”阎宝航把资料抱回去一看，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整理、汇总的绝密敌情，标明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军、空军的兵力配置、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实力和指挥官情况等等。全是他最为需要的战略情报。

阎宝航立即让联络员李正文，把这些资料秘密送到驻重庆的苏联大使馆。苏联人立即用照相机拍摄了全部资料，原件由阎宝航不露痕迹地交还了钮先铭。

阎宝航提供的这份重要情报，传送到苏联，跟苏联著名特工佐尔格小组的情报汇合在一起，使苏军有了情报上的绝对优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情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45年8月9日，当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攻击的时候，苏军各级指挥员人手一份地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不仅对其防线、、装备给养等等情况了如指掌，甚至还有日军连级以上所有军官的花名册。

正因为对敌情如此地知根知底，苏军因而处处占尽先机、击中要害、势如破竹，短短一周之内就彻底摧毁了关东军。

由于速战速决，东北的工业、交通设施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这也为解放后东北迅速恢复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阎宝航又一次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英雄无名

抗战胜利后，受委派，阎宝航秘密前往他的故乡东北，去承担新的工作，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的重庆。解放后，阎宝航担任过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

可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真相，常常在时间的长河中，或者是被不经意地忽略了，有时甚至是有意地湮没了。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中共党内，也很少有人知道阎宝航是中共秘密党员，是情报战线上的英雄。许多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民主人士”。而阎宝航本人昵，可能是多年情报工作的保密习惯吧，也从不提起自己过去在重庆村17号时，怎样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从来不炫耀曾经的非凡贡献，就连对自己的子女，也几乎没有说起过。一直到“”爆发，在动乱的特殊情形下，他才对儿子阎明复说起，从前在重庆的时期，他做了什么重要工作。阎宝航的真实身份，得到了的证实。然而，他还是在“”中受到了残酷迫害，于1968年逝世。十年之后，1978年，阎宝航获得昭雪。他在世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无名英雄”。而直到1995年，经由罗青长向中央提到阎宝航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世人才得知他曾经立下的绝密功勋。也是这一年，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来到了莫斯科的档案馆。沉重的保险门打开，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里，他终于找到了一只厚厚的档案袋，那里边全是照相版的资料，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历历在目。可以肯定，这就是1944年的时候，阎宝航让重庆的苏联大使馆拍摄的机密情报资料。阎宝航的事迹，和这些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的资料，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带给俄罗斯的一份特殊礼物。于是，叶利钦总统决定，向阎宝航等三人授勋。

2005年，中央电视台《阎宝航》剧组，采访了主持授勋仪式的前俄罗斯驻中国大使罗高寿。罗高寿大使非常感慨地说：历史学家写阎宝航，写得太少了!阎宝航的事迹，是中俄两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