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解读《一句顶一万句》中主人公“改名换姓”现象

摘要：刘震云最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自出版以来，在文坛引起热烈的关注和讨论，有人就说“这是一本奇书”，例如主人公杨百顺三次“改名换姓”的举动，就很独特，耐人品味，我试着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来解读这一现象，进而从个体生存出发，从民间视角揭示了底层普通人生存的困境，开辟解读作品的新路径。

关键词：“改名换姓”；生存困境；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I0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023-02

一、“改名换姓”的奇特细节

刘震云最新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书的广告语就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同年6月2日，该小说的研讨会在中国作协召开，评论家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新浪网首次为该小说成立了官方网站，这在中国也是史无前例，这些都给我们一个讯息：小说很独特，有意味，值得解读，其中一个细节吸引了我，而这一细节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小说上部“出延津记”里的主人公叫杨百顺，他经历了三次“改名换姓”，即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这是值得研究的细节，熟知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姓名对于一个人是何等重要，尤其是“姓氏”，据文献记载，我们祖先最初使用姓氏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家族或一种身份的标识，姓名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背后依托的家族，所以姓名不可轻易改变，除非像帝王赐名、避国讳君讳改姓名、养子改名换姓等这些特殊情况，俗话说“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符合人们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伦理。可是小说中，主人公三次“更名换姓”，把自己名字改得面目全非，作为谙熟传统文化的作家来说，对于这个细节的处理值得思考，怎样解读这一奇特现象，正是本文的目的。

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改名换姓”现象的阐释

通过文本细读，发现杨百顺“改名换姓”，总是由一些因素导致的，而这些因素对于主人公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正是迫于生存的基本需要，才使得主人公一次次的“改名换姓”，可以说“改名换姓”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有着内在的对应性。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了“需求层次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等级，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相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人的生存模式,符合人的需要实际。我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试图运用它来解读三次“改名换姓”背后的意蕴及所昭示的意义，从而获得多维解读文本的可能性。

（一）“杨百顺”改为“杨摩西”――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小说中是传教士老詹把杨百顺改为杨摩西，我们不禁会问杨百顺为什么会同意呢？原来之前杨百顺在蒋家染坊以挑水为生，一次偶然事故，把掌柜的猴子放跑了，为活命逃跑了，在这之前他早已和父亲闹翻，不能回家，逃亡路上正好碰到传教的老詹，此时杨百顺身无分文，一无所有，为了能挣五十钱买十个烧饼填饱肚皮，他宁愿背老詹回县城。小说还写到他对“改名”的态度：“没觉得‘杨摩西’这个名字好听，但改了名字，或许就有了事由；找着事由就叫杨摩西，找不着事由，自己再把名字改回来。”从这个细节发现，杨百顺同意改名，是为了有个“事由”做，工作成为是否改名的条件，工作意味着吃饭，这是他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同时，在县城有份活计，就摆脱了被蒋掌柜围堵的危险，从而获得了安全的生活，这体现出他的安全需要，正是基于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考虑，才迫使杨百顺把名字改为了杨摩西。

（二）“杨摩西”改为“吴摩西”――归属和相爱的需要

小说第十一章里杨摩西生活还算稳定，在县府给县长种菜，但他为什么连自己的姓氏都改了呢？这要从文本细节说起，老崔给杨摩西介绍婚事，女方是开馒头铺的年轻寡妇吴香香，老崔说：“不是你娶她，而是她娶你，算是入赘”“既然入赘，就得改姓，你不能姓杨，得姓吴。”作为堂堂男子汉，为了结婚，还要改姓，杨摩西应该断然拒绝，可他没有，当他听说这婚事后，立刻想起了吴香香的模样“五短身材，小眼小嘴，疙瘩鼻，眉心有一粒红痣”还说：“她皮肤白，倒又透出另一种姿色......红痣长在白脸上，就是一颗小樱桃。”这些描写都暗含他对吴香香有好感，渴望得到这份爱情。“叔，等事儿成了，侄子少不了还得登门孝敬您”这句话也佐证了他渴望这份爱情。另外，他与父亲闹翻，四处流浪，虽然眼下在县府种菜，前不久一次莽撞，惹怒了县长，饭碗已经岌岌可危，极有可能再过以前流浪乞讨生活，这时他暗想：“趁此成家，也是个退路。到街上挑水，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嫁了吴香香，倒有个现成的馒头铺接着他，也就不用再到街上挑水了。”他这样想法正是想摆脱颠沛流离的生活，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通过嫁给吴香香，组建家庭，找到家的归属。所以杨摩西基于归属和相爱的需要，同意嫁给吴香香，改了姓，叫吴摩西。

（三）“吴摩西”改为“罗长礼”――尊严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杨百顺少年时期就喜欢甚至迷恋听罗长礼“喊丧”，“喊丧”是乡土中国葬礼仪式上独特声调和仪式，所以“喊丧”的罗长礼在少年杨百顺眼里就是“偶像”，“众人去吊丧皆为了死者，杨百顺和李占奇独为了罗长礼”。罗长礼祖传做醋，但他不喜欢做醋却喜欢喊丧，远近闻名，谁家做丧事，都请他喊丧。小说这样写道：罗长礼仰着脖子一声长喊：

“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

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号哭。哭声中，罗长礼又喊：

“请后鲁邱的客奠啦―――”

同时又喊：

“张班枣的客往前请啊―――”

从上文可以看出“喊丧”的人，首先嗓门大，具有震撼力；其次在过程中，所有人都要听从“喊丧”人的指挥，无形之中衬托出“喊丧”人的威严和独特价值。小说这一细节，对杨百顺一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因为听罗长礼“喊丧”丢了一只羊，被他爹赶出家门，自此开始了流浪生活，他一直想成为一个“喊丧”的人，但事与愿违，他一生做过的无数职业都与“喊丧”无关，从做豆腐起，到杀猪，到染布，到信主和破竹子，到沿街挑水，到县府种菜，再到卖馒头……都未能成就自己“喊丧”的夙愿，在这里看出“喊丧” 不仅是少年杨百顺最重要的生活经验，也逐渐成为他生活的理想，精神的寄托。小说上部“出延津记”结尾时，路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想来想去，自己原来叫杨百顺，后来改叫杨摩西，再后来改叫吴摩西，“但细想起来，吴摩西从杨家庄走到现在，和罗长礼关系最大”他回答说：“大哥，我没有杀过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杨百顺变来变去，最后竟成为“罗长礼”，在精神层面上成为了“喊丧”的人。杨百顺最后准备离开延津，到陌生的地方重新生活，他把自己名字改为罗长礼，这是一种与先前生活决裂的姿态，这是在告别过去，来重新认识自己，寻找被遗忘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不知道他的精神追求会不会实现，但是他把身份标识的姓名改为“喊丧”的“罗长礼”，说明他渴望尊严生活，争取自我追求实现的尝试和努力。

三、对普通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和体认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集中体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存在主义，可以看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精神内核属于存在主义范畴，存在主义基本理论是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学说，把个人的存在当作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小说中的杨百顺，作为地地道道的普通人，三次“改名换姓”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叙述，而是关乎人的生存问题。当人的生存和社会种种伦理规约发生抵触时，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必然要在“生存需要”与“社会伦理”之间做出抉择，在激烈对抗中，应体现出人物内心的煎熬和挣扎，及抉择的艰难、惨烈和崇高，但在小说中作家对于这组矛盾的处理却是轻描淡抹，极具讽刺性，使得小说中“改名换姓”现象具有了深刻的意蕴，增强了文本的叙事张力和表达力度，启发我们对普通人生存问题的追问和体认。

小说主人公对“改名换姓”的不屑和漠视与“改名换姓”的严肃性构成了鲜明对比，在第一次改名时，他认为“找着事由就叫杨摩西，找不着事由，自己再把名字改回来”；第二次改姓，他也知道这意味着“丢了祖宗”，但他心里马上安慰自己说“没感到祖宗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倒尽添些麻烦”；第三次改换姓名，更是基于“当年的罗长礼，是吴摩西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这样的想法，就把名字改为了罗长礼。他三易其姓名，都与个人生存问题密切相关，在个体生存面前，姓名背后所依托的血缘、家族、伦理等社会伦理失去了原有的统摄地位，这些价值观在“生存”面前轰然倒塌，取而代之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张扬，例如小说中老崔为杨摩西牵线，女方要求他改姓，他渴望得到这份爱情，当时就想：“当然改姓和改名又有不同，改名只是改自个儿的称呼，改姓连祖宗都丢了；但杨摩西自生下以来，没感到祖宗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倒尽添些麻烦，最大的麻烦是，改了尽添麻烦的它，反叫天下人耻笑。”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主人公对于代表了“祖宗”的姓氏是漠视和不屑的。在中国传统里，一个人的姓，在血缘的基础上代表着家族谱系和伦理规范，是不可改变的，可是文本中，个人为了生存需要，却把这些给否定和颠覆了。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反叛，是自我主体意识的“突围”和张扬，小说从民间化个人化叙事视角，透视了底层人们的命运，讲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哲学，那就是当个体生存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时，像杨百顺这样的普通人毅然选择 “活着”，相形之下，冠冕堂皇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在个体“生存需要”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了，这里即把“个体、生存及欲望”的价值和地位凸显了出来，同时也表明底层人们为生存而付出的代价。

四、结语

杨百顺三次“改名换姓”，是走投无路不得已而为之的艰难选择，作家运用轻松诙谐的艺术笔调讲述了这一举动，从侧面看出普通人为了活着而付出的代价和阵痛，揭示了底层人们艰难的处境，毕竟像杨百顺这样大逆不道“异类”“逆子”是极少的，大部分人是挣脱不了社会伦理的束缚。而像杨百顺这样的底层人，为了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在“社会伦理”与“个体存在”的艰难博弈中，最终选择了生存，这就是小说对于普通人生存问题的追问和体认，作者从人性的、个体生存的角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应该具有的生命特征和价值诉求，昭示出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社会伦理的建构要建立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否则社会伦理就会遭到无情的颠覆和反叛，“生存”和“伦理”孰轻孰重，在这里小说进行了回答，流露出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情怀，所以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解读“改名换姓”的现象，为我们多视角地解读作品提供了新路径，让我们更深地体察出小说所传达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08.142.

141.141.143.15.15.208.20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