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转,水转

在那些80年代就参与改革调研、至今仍然没有进入官场的政策研究人员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似乎属于那种“宝刀不老”、“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热血中年”。多数人都对近年来所谓的改革心灰意懒的时候，唯有他，不仅始终保持着一份人世间越来越罕见的乐观，而且把研究的重点从一般的经济问题，逐渐地转向社会政治领域。采访中记者问他：中国当前改革形势的特点是什么？石小敏用六个字来概括：发展，转型，失衡。

在石小敏看来，二十五年中，前十五六年叫改革，后十来年叫转型。前十几年是上面推动改革，1994、1995年以后，底下推着上面走，这个动力已经不是自上而下的了。加入WTO，从十六大到现在，特别是最近SARS以后，经济转型正在变成政治、经济、社会整体转型，是一个混合动力。经济、社会、政治更加协调。在整体转型中，政府转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一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息息相关的。中国经历25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其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发展也有一个新的结构大转型，一个空间布局的大调整、大转换。中国的发展一直是跟中国的改革开放连在一块的，近七八年来这个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这个自上而下的第一动力发生了某些变化，改革的动力多元互动，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推动国营、实践推动理论政策、地方推动中央、经济拉动社会政治的局面。特别是SARS危机以后，大家越来越感觉到经济和社会的联动转型，一个更加密切关联的新的综合性转型阶段开始了。

在这个新阶段，政府的改革已成为所有方面改革的核心部分。政府改革包括政府依法行政，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公务员体系效能提高、水平提高等。

改革跷跷板

当前，“失衡”已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词汇。什么叫失衡？石小敏有一个有名的跷跷板理论。

从90年代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垄断性的商品价格（医疗、教育和地铁等）一直上涨，而竞争性的产品（鸡蛋、彩电等）价格则大量下降。这种情况被媒体称为通缩，指上涨和下降同时存在。2001年下半年有些好转，汽车价格、民航价格等逐渐开始下滑。国民对医疗、教育乱收费的批评等使这些行业的垄断价格适度放缓。这些行业呼唤内部竞争，哪怕是不规范的竞争。垄断性价格和竞争性价格之间的支柱是汇率，这十多年不变的是汇率。

中国25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主动利用了不平衡发展战略。比如80年代提出的沿海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等。在改革问题上是经济先改，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走强国之路，其他方面，慢慢调整变化，这叫立国之本。由于我们采取了不平衡发展战略，许多方面没有自己的发展目标，而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被动地发生变化，比如教育改革、科技改革等。经济发展到今天，要求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现代政府治理、现代教育体制、现代科技体制、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时，就显露出了不均衡发展战略的严重问题。我们现在出现的最大问题，是把增长当成发展了。

不均衡和失衡是不一样的，只有不均衡的程度发展到超过某种临界的时候，即一种总体性、整体性系统的风险大大增加时，才能接近失衡状态。这个时候再片面地强调不均衡战略，不去整体地协调发展，社会的发展就要受到很大的冲击。总理有一个比喻：一个人左右肩膀负重不平衡，短时间行走还可维持，但时间一长，外力稍微一碰，可能就要打趔趄了。这就要失衡。SARS就是不期而遇的一个外力，它给了我们很多警示。

失衡面面观

石小敏提出，失衡，从经济角度上来观察有两个尺度：一、高低收入相差10倍和100倍。即收入的差距导致社会分层、消费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多种矛盾，导致失衡。二、制度变迁快慢相差10年和20年。即从变化速率和趋势上反映出变化的部分不够，造成了某种失衡。

通过对北京的抽样调查，收入水平最高的10％人群其购买力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人群的10倍。放大到全国来看，全国收入最高的5％至10％的家庭是最低的5％到10％的家庭的100倍。北京这样的城市里同类的消费品价格差距在100倍的比比皆是。西服有几十块的，有几千块钱的，这是100倍的差距。比如电视机，一万块钱的高级大彩电与农民用的一两百块钱一台的二手彩电，又差100倍。工人住的经济适用房，在政府的补贴下20万块钱一套，但2000万以上豪宅也很多。现在全国公务车费用是3000多亿，许多地方科长也配车，自己开。如果一个社会收入相差了几十倍、上千倍，不出毛病才怪。

10倍和100倍这两个差距，表明我们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层与层之间的断裂和绝缘，畸型消费结构使产业结构的调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还有一个尺度是经济改革的时间。中国的经济90年代初期是“鸟笼经济”，当时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个鸟笼经济当时是什么状态呢？政府的权力很大，国家部委最大，然后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一级，串成鸟笼。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传统的行政配置资源的圈子越来越小，基本上缩到垄断部门了。民营经济，包括三资企业，实际占有量在经济总量中已经达到80％。非国有企业在我国加入WTO后，发展得非常大了，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成了我们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调整的依托力量，是我们形成都市圈和新产业结构的第一动力。

市场是只鸟，计划是个篓子。90年代整个经济越往上走，权力越大。90年代，民营经济成了（广义理解为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如民营民有、三资企业和国有民营等）整个微观经济的主体了，与之相对的是官营（实质上是通过行政权力的垄断）则在不断缩小。宏观调控不如以往那样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有效地实现，有些都失败了，因为一些国有银行在基层的机构都被抽走了，上、中、下之间的联系大大减弱。

大道理是理念（譬如改革开放），中道理是体制（譬如行政垄断），小道理是政策（限于财政政策、税率和汇率等），微道理是技术。这几年，上述几个方面发生了断裂和失衡。

中国转型太快，10年一代。但理念和实际生活相差20年。如果我们提出一个概念、理念20年不变，会大大脱离社会现实。我们很多政策转了，体制没转，有些体制转了，法律没转，有些法律转了，理念没转。治国的基本理念没转。民营经济、外向型经济已经长到这么大了，运行机制跟90年代初期的变化有多大？理念、体制、政策变化的速度很慢，不能同步。有些方面的变化晚了10年。理念、体制，则晚了20年。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起到了破坏和阻碍作用。比如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的资本市场体系，晚了10年。农村土地征用制度20年没变。我们现在几十年不变的土地制度，是用行政权侵犯产权，公权侵犯私权，非改不可。不然的话，城乡关系无法调整，农民利益无法保证。

现有的很多讨论依然停留在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争论上，但实际上已经不能局限在这里了。这10年为了国企，资本市场惹了一身病。已经患上了艾滋病、炭疽病，没有了公信力。股市成了为国企改制配置资金的吸管，配置的手段是行政。要调整政策，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积极的就业政策。那么就业的主要支柱是什么？是民营企业。

还有一些方面的变化晚20年不止。政治领域还停留在80年代搞县乡直选阶段。现在搞村级选举，其实村不是一级政权。有的乡镇在偷偷摸摸搞选举。中西部地区乡一级政府很多都瘫痪了。中国的组织状态和结构需要新的思路，不能老是停留在20年前。

实际上，社会主义应当和公共服务、大众参与和社会调节连接起来。很多决策，一起商量，一起错，没有人具体负责。怎么打破垄断和过分的管制？问责制怎么能够实行的起来？只有讨论，不见决策。上面是一个论坛中国，下面是一个行动中国。现在的是小报领导大报，晚报领导日报。天天听见楼梯响，就是不见人下来。

协调发展不是一件简单事

政府在转型中起什么作用？石小敏认为，政府的作用已大大弱化了。最近几年，转型的动力来源大大增加，首先是一种规则的动力。我们看到WTO这个规则的力量，逼得我们政府在法律上、政策上向它靠拢。SARS时期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则进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种启蒙。我们看到我们社会本身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包括我们研究界、学术界和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的一个事件很容易跟国际连成一片共享，来共同促进社会变革。

一个孙志刚事件大家那么积极的讨论，这是外来规则的力量，社会本身发展的力量，加上我们上层理念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有更优秀的新理念官员走到前台。他们内心里是一致的。所以社会的转型和变革中间，来自方方面面的动力都在增强。怎么在求得相对平衡的过程中转型？我觉得重要的是政府怎么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矛盾。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至少我们看到政府有条块分割，有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政府转型是目前的大课题。转型与失衡的历史进程中间，政府怎么转型，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来解决。

链接一： 陆建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失衡可能导致的问题

发展失衡可能导致三个问题：一、经济增长会不会在未来五年至七年，继续保持现在的速度？二、经济增长的成果能不能比较公平地在整个社会领域中分配？三、当这种分配不太公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手段来缓解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从绝对意义讲，对就业，弱势人群的保护，公用设施的投资，包括环保，必须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否则，可能出现大的问题。今年212万大学生，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有100万没找到工作，再加上去年遗留的大概有五六十万，共有150万大学生没找到工作。这些失业群体，会对社会发展的公正性、合法性产生怀疑。

这三个问题是失衡给政治改革造成的压力。我们如何选择政治改革的突破点，是不是像80年代讨论过的各种途径？还是现在的行政改革、依法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政治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领导集团的权威性。因为在政治领域改革中，有了权威才能推动，才能有很好的切入点，才能取得成效。

链接二：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失衡背后的原因

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由相当平均主义的社会，变成世界上收入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这种不平等在城乡之间更为明显。国家公布的是三点几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是四点几倍，还有学者说是六倍，不管怎么说，这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

这种利益失衡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多地把它看作是收入分配制度，但收入分配制度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分配制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权利的失衡。权利失衡造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两大社会集团。

在我们国家的制度中，缺失对穷人最基本利益的保护。当然，对富人的保护也需要制度化，富人往往通过私人庇护获得保护。但总的来说，富人用非制度化的方式获得保护的能力要强，弱势群体缺少这种能力。就是说在缺乏制度性的权利均衡的情况下，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均衡。面对这些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左右摇摆、模糊不清的政策。缺乏制度化的保护，在政策左右摇摆的情况下，导致了弱势群体的状况不断恶化。这又得不断地“杀富安贫”，给穷人出出气，导致富人也没有安全感。富人没有安全感和穷人状况的恶化同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呢？在经济上，市场疲软是必然的。美国30年代大箫条，跟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经济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的消费动力和消费格局没有形成，造成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美国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搞社会保障；第二是工人运动，争取增加收入，迈过了这个门槛。面对这一问题，怎么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走向高水平均衡。强势群体的权利要得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也要得到保护，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办？就是通过立法的手段保护他们的利益。

有了平衡法律关系的法律框架，用不着“杀富济贫”、“杀富安贫”。富人的权利也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给予保护，在这两个保护的基础上，形成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利益能够均衡是多元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没有这种博弈，没有对这种博弈的制度化保障，利益的均衡是不可能出现的。

链接三：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辩证地看待失衡与发展

什么是失衡，我觉得失衡就是失去平衡，就是不平衡、不协调。在我国这样大的变革方面，失衡是不可避免的。变革当中不可能都是协调的，通过失衡和解决失衡，才能发展，今后还会出现新的不协调，再通过改革矫正，不断地解决矛盾。

失衡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城乡的不协调，地区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不协调。造成失衡有多方面的原因，政府的职能转换是主要原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GDP为中心，以GDP为中心就是搞项目，政府的官员热衷于搞项目，政府市长成了项目经理。搞项目使GDP上去了，GDP上去了政绩也就出来了，政绩出来了就有了升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