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与近现代的叙述

摘 要： 《奥德赛》与近现代叙述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托多罗夫所称的那样，在于叙述取决于开头还是结尾，以及叙述中有无意外存在；《奥德赛》的独特之处在于游吟诗人的“绝对叙述”，神的权威话语，以及叙述者的绝对诚实。

关键词： 《奥德赛》叙述 侦探故事 预言

法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茨维·托多罗夫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于1971年出版的《散文诗学》搜集了有关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十几篇论文。其中第二篇《原初的记叙：〈奥德赛〉》批判了关于原初记叙的传统美学思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部史诗进行了分析。托多罗夫的分析针对的是“话语”，即人物所说的话，他把话语分成两类：行动话语与叙述话语，又重点分析了《奥德赛》中大量出现的“假话”，奥德修斯关于自己冒险经历的多次叙述和贯穿史诗始末的各种“预言”。托多罗夫认为，奥德修斯的叙述形成一系列变化，他所讲述的内容随着叙述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听众是谁，他自己的穿扮怎样，决定了他所说的会是个怎样的故事，他的叙述取决于结尾，取决于终点，这与近代的叙述截然相反，“近代叙事作品中，唯一恒定不变的因素是故事开篇，而不是终篇”。［1］P32此外，《奥德赛》中大量的预言也使它与后来的叙述产生根本的不同，意外在《奥德赛》中是不存在的，预言提前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而“在后者中，意外之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都是在悬念下指引阅读”。［1］P35

《奥德赛》这篇最初的记叙与后来的，尤其是近现代的记叙确实存在很多差异，它的独特之处不容置疑，但我认为，托多罗夫在文中提到的这两处差别却有待商榷。下面就以现代侦探故事为例来逐一论述。

侦探故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先出现一件疑案，随后侦探进行调查，最后真相大白；第二类罪犯先策划阴谋，随后在实施的过程中与侦探展开较量，最后一分高下；第三类是前面两类的混合。在第一类侦探故事中，侦探必须调查取证，因此会出现许多“证词”，也就是托多罗夫所说的“叙述话语”，在这些叙述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假话”，包括罪犯的假话和某些证人的假话。按照托多罗夫的分析，假话应该既属于叙述又属于行动，因为说假话不只是讲述而已，它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即掩盖真相。以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为例。这部电影是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林》改编的，它虽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侦探故事，而是对人性富有哲理的思考，但深刻的思考来源于一个普通的侦探故事。电影开头，一个和尚和一个樵夫在一座名叫“罗生门”的破庙里躲雨，接着跑来第三个人。和尚和樵夫刚刚到衙门作了证回来，因为树林里发生了一起凶案，一名武士被杀。第三人对此不知情，樵夫就把衙门里的情景说给他听。在衙门，先是樵夫、和尚和捕快作为证人分别讲述了他们见到的情况，随后强盗、女人，以及武士的鬼魂作为当事人也分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强盗是杀死武士的凶手，女人是武士的妻子，他们三人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大相径庭。强盗说，他在树林里看到武士和女人经过，决定把女人抢过来。他把武士打败绑在树上，并抓住女人，结果女人主动投怀送抱，随后女人要两人决斗，杀死一个以保全她的名誉。最后武士被杀。而女人则说，强盗迫使她屈服之后就离开了，痛哭的女人发现武士因此对她十分憎恶，她给武士松绑，请他杀死自己，但武士不理不睬，她昏了过去，醒来发现武士已死。武士的鬼魂通过作法的巫婆说出了下面的话：强盗女人之后，劝女人嫁给自己，女人表示愿意，但要强盗先杀死武士，强盗一听，把女人推倒踩在脚下，女人乘他不备跑了，强盗给武士松绑以后也走了，武士自杀。这三人的叙述中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强盗与女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武士死了。这就是叙述的到达之处，是已经确定的因素，在这些确定因素之前的内容，则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影片中每个人为维护自己，都在叙述中加进了一部分“假话”，他们的叙述和奥德修斯的叙述一样，都以“我—这里—现在”结尾，只不过在奥德修斯的叙述中，造成差异的变量是“这里—现在”，而在这三个人的叙述中，则是“我”。那么，在现代侦探故事中能不能找到变量也是“这里—现在”的叙述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罗生门》中樵夫的两段叙述。樵夫在衙门是这样说的：三天前，他去树林砍柴，走着走着，他看到一顶女帽，一顶被踩过的武士帽，一根很滑稽的绳子，然后他发现一具死尸，便跑去报了官。但在躲雨的第三人面前，他承认看到了凶案的全过程，并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的这段叙述，可以被看做是“供参照的叙述”。那么樵夫对同一事件为什么会有两次完全不同的叙述呢？原因就在于他偷偷拿走了凶案现场一把十分值钱的匕首，如果他对官府说了实话，匕首很可能会被追回，而在躲雨的第三人面前，就没这么大风险，虽然第三人猜到他拿了匕首，但也不能逼他交出来。在这个例子中，樵夫和奥德修斯一样，在不同的地点，面对不同的听众，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取决于叙述的背景。

在第二类侦探故事中，罪犯的计划把未来透露给了我们，我们对将来并不是一无所知，当然将来也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否则的话就称不上侦探故事了。悬念是侦探故事成败的关键，这一类故事只预告部分未来，或者只告知粗略的计划，不涉及实施的细节，或者只告知道罪犯的活动，不提侦探的布置，总之，既让读者明了事件的发展方向，又设置了意外发生的可能，从而产生更大的悬念，吸引读者看下去。下面以“日本侦探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的《黑蜥蜴》为例，来看看预言是怎样被运用到现代侦探小说中来的。《黑蜥蜴》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黑帮女王黑蜥蜴救下杀人凶手小润，两人合谋绑架珠宝商的女儿早苗小姐，珠宝商请了名侦探明智保护小姐，女王与侦探之间展开了一连串较量，最后女王败北。小说中女王的计划基本上都是提前告诉我们的，如小润杀人以后求助于她，她认为此时出逃十分危险，不如留在东京，而让他完全安全的办法是“你要死掉，要杀掉雨宫润一这个人”。［2］P9接下去讲的就是他们从某医学院弄来一具供解剖用的尸体，把它扔进电梯洞冒充小润。如果说这里的预言不是十分明确，容易造成读者误解的话，那么在早苗小姐的绑架案中，女王的计划讲述得明明白白。首先，女王喜欢挑战，她觉得趁人不备时下手是胆小鬼的作为，她从不做没有预告的偷盗，因此珠宝商收到很多警告信，他这才请来明智侦探护驾，从而引发了女王与侦探的高下之争。接下去女王果然两次绑架了早苗小姐，只不过第一次小姐被侦探救出，第二次被绑的是小姐的替身，而女王在第一次失利之后声称她绝不死心，改日还会再来，这又是一个预告。另外，对早苗小姐的第一次绑架是在饭店发生的，女王计划把小姐装在一个大箱子里冒充行李，由小润带出去，她向小润讲述了计划的各个步骤，小润则把它们付诸实施。在这里，预告的形式是传统的，它出现在人物的话语当中，一个人物向另一个人物发出预告，同时也向读者发出了预告。下面我们来看看另一种形式的预告：叙述者的预告。我们在阅读侦探小说时，常常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如此！”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因为叙述者在揭秘之前给了我们很多暗示，一旦我们确切地得知了谜底，便会想到他其实早就告诉我们了，因此这里的暗示不仅仅是暗示，而是对下文的预告。这类预告在侦探小说中比比皆是，如第二章中，女王和小润来到T大学的校园，进了一间神秘的屋子，屋子里“一股强烈的消毒剂的气味和着有些甜酸的气味，直呛鼻子，好像来到了外科医院”。［2］P12随后他们看见六个大水池里堆满了的尸体。小润惊恐万状，女王说：“这里是堆放解剖实习用尸体的地方。不管哪儿的医学院都会有的。”［2］P14在女王说出这句话之前，叙述者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他的暗示甚至都说不上是暗示，而是对下文清楚的预告。再如，小说中一再使用替身，先是死尸替代小润，然后是第一次绑架过程中女王替代早苗小姐、偶人替代女王，第二次绑架过程中叶子替代早苗小姐、女王替代老板娘、明智侦探替代火夫松公、松公替代小润、小润替代香川、警察替代偶人。因此读者读到一半时，就已经得到预示：后面会使用替身，或后面会怀疑使用替身。像第十章“怪老人”和第二十七章“分身为二的男人”就非常明确地预告了下文中替身的出现。经过这样的分析，侦探小说似乎是索然无味的，然而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原因就在于叙述者在给出预告之后，故意通过夸张的描写、惊险的情节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暂时忘记预告，直到叙述者揭秘。这种“原来如此”的叙述手法，能够比平铺直叙的方式制造更强烈的效果，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产生更大的满足感。这就是预言在现代侦探小说中所起的作用。

那么《奥德赛》与后来的，尤其是近现代的叙述到底有哪些主要的不同之处呢？首先，近现代叙述中不再出现行吟诗人这个角色，因此也就没有了对“绝对叙述”的崇拜，听众不可能不评论叙述的内容，而只评论叙述者的艺术和声音。因此在托多罗夫所定义的叙述话语内部，只剩下了接近行为话语的普通人的叙述，这些叙述都为某个明确的目标服务，可以说叙述就是一种行动，因此叙述的内容至关重要。在电影《罗生门》中，三个当事人对同一件事之所以有不同的叙述，是因为他们面对他人的评判，而评判取决于叙述的内容。其次，除去宗教著作，近现代叙述中一般不再有超乎一切的神出现，而在《奥德赛》中，神安排一切，左右一切，是世界的主宰，人永远处在神的掌握之中，因此，人的行动话语意味着反抗，反抗神，反抗权力的拥有者（包括部族首领）。“讲话者通常都与某种‘风险’相伴而行”。［1］P24托多罗夫在这一节的论述中没有提到神的行动话语（尽管他在最后一节中提到了神的预言），如果要对神的行动话语作界定，那它应该是权威话语。在近现代的叙述中，随着神的消失，权威话语也由神交到了人手里，人不必再敬畏神，人说话所冒的风险减小了，而指令一类的话语也多了。最后，在近现代的叙述中，说谎的不只是故事中的人物，叙述者本人也会参与谎言的编造。如在《黑蜥蜴》第三章开头，叙述突然转到大饭店中的阔太太绿川夫人和带政治家味道的中年男人山川健作身上。这两人其实就是女王和小润，当然他们经过了乔装打扮，但叙述者故意用完全陌生的眼光去看他们，通过截然不同的地点、名字、外貌、年龄和身份制造假象，引诱读者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这是两个新出场的人物。这种欺骗性的叙述并不仅见于侦探小说，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名的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对此似乎就很偏爱，他在《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第四十四章（全书一共六十一章）中就让叙述者宣布故事已到结尾，随后在第四十五章中又称以上只是想象，把那个结尾全部。此外，这位叙述者还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提到一个死盯着主人公看的大胡子男人，并且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把他评论了一番，但紧接着又说：“这种目光我非常熟悉，……我也就不再继续伪装了。现在我注视着查尔斯，……”［3］P292意思显然是说，这个大胡子就是叙述者本人，而在《奥德赛》中，“谎言层面只针对于作品里人物的尔虞我诈，作者和读者之间则是明明白白”。［1］P29

总而言之，《奥德赛》作为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最初的记叙，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值得人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法］茨维坦·托多罗夫著.侯应花译.散文诗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2］［日］江户川乱步著.吴崇译.黑蜥蜴［M］.珠海：珠海出版，2001.

［3］［英］约翰·福尔斯著.陈安全译.法国中尉的女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