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站”

科林•博安托着下巴，坐在一间装潢现代化的自修室里。不到五平米的自修室里应有尽有，除了屋面的墙壁上挂着以备不时之需的白板，还安放着可以开网络会议的电话。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科林来说，这些设施并不实用。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准备两天后的学期考试。一门社会学和一门经济学，一旦完成之后，就可以再去一趟动物园批发市场，好好地购物一番，带回美国去。

“我倒是不那么喜欢美式的中国菜，但是我喜欢所有正宗的中国菜！这里的所有食物都太美味了！”科林•博安显然被自己的联想所感染了，“还有，这里吃饭比我们那里有趣多了。这里吃饭是一件非常社交的活动，有很多交流。不像我们在美国，吃饭就是个人的，为了吃饭而吃饭。”

科林•博安是芝加哥大学中国中心（以下简称中国中心）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迎来的首批学生之一。以81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以及芝加哥学派而蜚声国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将第一个校级的中心设立在北京，体现了这所大学的远见――在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的分量不言而喻。

“从一开始，芝加哥大学中国中心就按照未来5到10年的发展，来布局和规划资源。”中国中心首任主任兼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美国著名的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委员美籍华人杨大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站”

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近一栋写字楼里的中国中心，拥有2100平米的办公面积，由6~7名工作人员管理，即便加上20来名学生和3~5位教师，人均面积依然奢侈。中心设有教职工的办公室、学生的小型教室、自修间、聚会大厅，还有一个配备了同声传译间的报告厅。

中国中心的执行主任贝丝•巴德女士，在来到北京中心之前，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新加坡分校任教。

“说实话，我喜欢北京多一点。”她笑着说，她每天需要沿着四环三环一路从望京开到海淀区。即使遇到堵车，她只要看到环线上精心种植的花草，就会感到心情愉快。

她说，新加坡的商学院分校和北京非常不同，那里只开设商学院的课程，不像北京中心这样全能。

杨大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芝大设立中国中心有三个目的，一是为学习东亚文化和汉语的学生提供长期交流的基地；二是促进芝加哥大学与中国院校的联系和交流；三是为教职员工在华开展学术研究，提供本地化的支持和联络工作。

为了加强与美国本部各学科的联络，中心有三个分委员会：商学、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文化、社会和艺术。它还将为芝加哥大学本科生提供“亚洲文明”课程及中文培训课程。该中心将涵盖芝加哥大学（包括专业学院）的所有研究领域。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市场越来越得到国外大学的青睐。它们开拓中国市场的方式，通用的是租用一两间办公室，借此招揽生源。另外一种，就是设立中国分校，譬如纽约大学在上海设立分校校区；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在宁波设立了分校等。

芝加哥大学中国中心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

首先，芝大中心没有采用与国内大学合作办学的方式，而是作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以UCHICAGO (北京) 咨询有限公司为名称运营，并不授予学位。另外，中心不单独发起活动，坚持所有的会议活动都与国内机构共同举办。

第一点保证了芝加哥大学的独立性。按照规定，境外教育机构来华注册，需要寻找挂靠院校，或者采取联合办学的形式开展合作。杨大利说，之所以选择独立注册，是为了能够与尽可能多的院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能够对教育项目和研究做独立的规划。

杨大利认为，中国教育在近些年来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并且对科研加大了支持力度，这使得中外院校的交流空间大大增加。“80年代的时候，一些院校没有资金，能合作的项目有限。但是现在，有非常大的交流空间。”杨大利说，独立地运作，能够最大限度地在这个空间扩展关系网络。

第二点，则是更为本土化的调整。作为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的杨大利对中国的制度文化十分了解。他认为，中国的院校拥有丰富的本土操作经验和人力，能最大化地解决外国机构经验不足的问题。

中美关系，改变下一代

当然，合作的前提依然是研究兴趣，以及相互之间的尊重。杨大利说，芝加哥大学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方面非常领先。此外，也有一些当代的研究，这些都在国内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在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大学有一些知名的权威，如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等，尽管他们不是中国方面的专家，但当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有兴趣时，中国中心将介绍其参加相关会议或者项目，使其能够应用自己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中国。这种嫁接和多学科的研究，将更有利于学术创新。

面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学热，杨大利表示，芝加哥大学将以重视学科的全面交流作为自己的特色。除了经济学，还将在艺术、物理、音乐等领域，促进两国学术界的全面交流。

杨大利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尤其需要全方位的交流。

一方面是高层的互访，在双方之间建立比较融洽的关系。“如果两国元首能够不仅仅拿起电话，而且经常拿起电话，互相交流一下，包括经常见面，这是不一样的。”杨大利说。在突遇不可预测的危机时，如果国家领导人能够有比较融洽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另外，相当一部分中美关系的发展要看下一代。美国说四年要派十万名学生到中国来，或者中国派大量的留学生去美国，都有助于互相之间加强深远的了解。“这种了解不仅仅是进了政府之后，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对方；而是早年就有了这样的了解，就不一样……那种对一生的影响，对世界的观点，绝对和没有去过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杨大利在芝加哥倡导建立孔子学院的初衷。他说，芝加哥有两家孔子学院，一家是在公立学校系统，这使得芝加哥市成为美国学中文的学生最多的城市。此外，杨大利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一所研究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除了汉语教学以外，也促进两国学术的交流。杨大利认为，双方的关系有一定的敏感的时候，就更需要各种各样的交流。

中国中心的建立，不但方便芝加哥大学自己的学生到中国来实习，学习中文和一些有关中国的课程，也为中国国内院校向外交流人才提供了出口。杨大利介绍，由于私立大学的容纳能力非常有限，很多名牌的学校都不太愿意做类似的承诺，而芝加哥的校方目前则非常支持，因此，本科生的交流会增加很多。

国内研究应加强政策追踪

作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杨大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学及中国政治。此外，他还担任《美国政治学评论》、《外交季刊》、《当代中国》等著名政治学期刊的主编。他是美国一流大学中的首个华人系主任。

同时，作为著名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杨大利对中国智库机构亦有观察与建议。

基于与中国国内智库的合作经验，杨大利认为，中国大学的政策研究能力不断增强，大学的研究机构，由于不在政府体制内，有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比如在医疗改革方面，中国的高校体系，拥有在研究深度方面的一些优势。但在研究的细分上可能还做得比较少。

另外，中国的研究机构，很少触及政策的评估。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智库，非常注重政策的项目评估，在大学也有很多这样的研究。不论经济还是政策领域，都有非常多的定量研究。

而在中国，这个地域非常广阔的国家，政策影响波及的情况会更为复杂。没有及时的跟踪，可能就无法知道政策是不是有效，下次应当如何修订。杨大利说，另一种情况，就是政策本身的意愿很好，但是由于执行政策的当地因素，效果没有达到。

杨大利举例说，在一些贫困地区，有为当地儿童提供营养餐的计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有课题研究组来跟踪，并且发现，在提供了营养餐之后，还是叫饿，“政策的效果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问题出在哪里？”诸如此类，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一个机构，能够在本身提出建议之后，再去跟踪，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杨大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