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跨界的“艺术顽童”

画画开启艺术生涯

“知名的华人作家。他的处世散文和温馨励志散文书籍经常成为华人世界的畅销书。”在百度百科有关刘墉的词条中，劈头就是这么一句话。

对此，刘墉本人的解释，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与励志书籍在大陆大量出版发行，而他的画册与画论却从未付梓，因此“文名”盖过了“画名”。

“五岁的时候，我认为天下有三大画家，第一名是《儿童乐园》杂志里画大白鹅的那个人，第二名是会用几个数字画出小白兔的爸爸，第三名当然就是爱画花草和小房子的我自己了。”1949年出生的刘墉，其与画家身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

作为独子的刘墉小时候幸运得几乎没有挨过揍，只记得一共才被妈妈和老师修理过三次，而且巧的是都跟画画有关。刘墉对童年往事记忆犹新：“有一天趁妈妈午睡，我抱着一摞得意之作溜出门，过长巷、越小桥、穿田埂，上了大街，四处喊‘卖画哟！卖画哟！’奇怪的是没人懂艺术，害我白喊，最后被老妈拧着耳朵拖回家打屁股。”

另一次挨打则是在小学五年级国语课上，“我在小纸条上画了两个光溜溜的男女跳舞。说实话，那很要一点本事，才能把纠缠的手脚画得好。完成之后，我把杰作从桌子缝隙塞给后座的女生。她看一眼，半秒钟也没等，就站起来直直走到老师那里去。然后，我被狠狠打了两下手心。”

第三次被揍就是在美术课上了，“刚从师范毕业的老师，不要学生画画，只挂了张西画月历在墙上，要大家写感想。我火了，带头造反乱写，被老师抓出去打。”

读初中时，刘墉已经成为街头涂鸦的“先驱”，那时候恰逢“奇异墨水笔”刚刚面世。到了高中他终于修成正果：“才拜师学了三个月的画，就拿到全台湾学生美展的大专高中组第二名。”为此，读大学时他义无反顾地报考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台湾师大美术系。那是1968年的事情。

此后，1972年他获得师大美术系师生展国画第一名。1978年赴美，他应聘为维州丹维尔美术馆艺术家。1979年他进入纽约圣若望大学东亚研究所，1980年应聘为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教授。他说：“我在研究所、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班，我也念的是美术教育，我在美国大学教的是东亚美术概论跟中国绘画，我到美国去是台湾的历史博物馆推荐，同时是应邀到丹维尔美术馆做驻馆艺术家，而我在纽约的圣日旺大学做了10年的驻校艺术家。整个看起来，我根本就是一个画家。”

跨界艺术家的“八仙步”

根据刘墉的回忆，他的文学才能的发掘，也是因为喜爱画画，所以在高中时负责编校刊，封面封底与插图几乎他一人包办：“那时候是‘半恐怖时期’，毛头小伙子的文章，有一点不对劲，就会被训导主任删掉。为免开天窗，我不得不蹲在印刷机旁赶工。”当时，他发现写诗最快：“所以我渐渐成为诗人，而且兼写散文，后来成为所谓作家。”

他的跨界身份变化最多端的是大学4年：“大一就主编《文苑》杂志，大二当选社长，还演舞台剧，在台上追到现在的老婆，大三跑去公证结婚。”他开始以全能型才子的面目崭露头角：1971年他获中国新诗学会颁“优秀青年诗人奖”；主演舞台剧《红鼻子》（又名《快乐的人》）获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颁发的“金鼎奖”；1972年主演《武陵人》舞台剧。

不过他强调：“我自认画得不赖，大一就很神，只是学长们笑说，保证我画得再好，大四之前也赢不了他们。果然我大一系展得佳作，大二得第三、大三得第二，大四才拿第一。”这个第一就是师大美术系师生展国画第一名，得奖作品《听蜀僧浚弹琴图》由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选送台湾与日本的美术交换展。

刘墉自称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艺术顽童”：“我是最八仙步的，今天想要干这个就干这个，想要干那个就干那个。”

大学毕业后，刘墉的“八仙步”又有了新的变化：他1973年主持中视益智节目“分秒必争”，还应聘为中视新闻部记者。同年推出了系列散文集“萤窗小语”的第一本，还作为代表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1977年他出版了诗画散文集“萤窗随笔”。据台湾最大连锁书店“金石堂”统计，刘墉连续十多年为台湾畅销书作家之冠。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销售也超过千万册。在新闻方面，刘墉制作并主持的电视新闻节目“实事论坛”曾获金钟奖；并被台湾的综合电视周刊读者票选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记者”。刘墉还热心公益事业，曾在海峡两岸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地举行近百场巡回演讲。

更有趣的是，他还收藏艺术品，不过那是出于兴趣而非投资，或许那是作为画家的身份使然。他说：“我有两种收藏：一种是我欣赏佩服的非常了不得的艺术家的作品，我会收；另外一种是我看了觉得可以跟他去学习的，甚或是很年轻的画家，画得很有味道，就算是他不被大家所接受所欣赏，但是我看到会感动的话，就觉得我要收藏。”

大胆下笔，小心收拾

“八仙步”虽然使刘墉心有旁骛，也使他没有更多的时间画画，却不妨碍他触类旁通，在诗歌散文、戏剧舞蹈的艺术语言中获得对绘画艺术的启迪。

“其实我以前也学现代舞，我就是醉八仙，林怀民一对一教过我，台湾非常著名的舞蹈家刘凤雪也一对一地教过，在这些舞蹈当中我领悟到许多事情，比如说这个手出去，你这样出去是美的，这样出去是不美的，其实你画花的时候，树叶的飘摆可以想象是手，那种花可以想象是脸，正面的、侧面的、羞喃的、半垂的脸。”刘墉说，“所以我主张‘观物精微’，很细地观察写生，因为每一个东西它的自然都非常地美。”

为此，他的绘画艺术不仅在创作上有自己的面貌，在理论上也有独到的建树。而这一切，又不仅限于他对美的感觉，对艺术的悟性，也与他对真知的追求，对个人体验的执著有关。比如他画花鸟，会“很小心地写生”：“甚至在画花鸟的时候把花解剖，把死鸟的羽毛拔下来看，我的柜子里还放了不少死鸟的爪子，为的是了解它们的关节。”

“画花鸟我讲究一件事情：先要细细地体悟精微，观物有情，然后移情入物，把自己移进去，到最后物我两忘，到后来我可以乱抹。”刘墉用观察大雁作为例子，“大雁跟我玩儿，吃我手上的东西，有时还跟我抢，我还有录影带。有时我说乖一点，几只大雁就像小学生一样一排站在前面，很听话，我这样近距离地去观察，就可以观察到它胸口的肌肉，大雁整个的身体是个梭形，跟一般的鸟的身体是个卵形不一样，还可以看它背部羽毛分布的状况，再有其实它脸上也有表情，这样就可以深入地观察到。”

刘墉还追根溯源对中国传统绘画作理论归纳，提出了“象征符号”理论。“我有一本中英文版的书，专门讲中国绘画符号。”他说，“不论是介字点、梅花点，还是斧劈皴、披麻皴，所有的皴法和叶点其实都是古代绘画大师观察自然所得来的。”其实，他的画论并非仅此一本，1980年代刘墉出版了一系列画论专著：1983年出版了《花卉写生画法》；1984年出版了《山水写生画法》；1985年出版了《翎毛花卉写生画法》。

之后他又跟两位画坛名宿黄君璧和林玉山做研究，为他们写了两本中英文画论，那就是1987年出版的“白云堂画论画法”，1988年出版的《林玉山画论画法》。“每天跟在大师身边能学到不少，既学到规矩，也学到打破规矩。我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能大胆地下笔，小心地收拾。简单一点说，就是什么都不必在乎，劈里啪拉往下画就是了，而且‘不干不净，画了没病！’”他说，“可是这说来简单，作来不易，我又摸索了20年，才找到一点乱涂的胆子。到后来更领悟到李可染说的‘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那打出来的力量来自打进去的‘深厚修为’。”

21世纪新文人

在众多的角色中，刘墉最看重的是文学家与画家这两个身份，他把文学和绘画比作他人生的两翼，要展翅高飞缺一不可。他说：“艺术尤其是绘画，对我来讲比文学来得轻松。我常常在写稿子写得受不了的时候去画画。为什么呢？文学是时间艺术，因为阅读需要时间。在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文法之类的限制，加上文字的笔画，都会成为创作的脚镣，创作好比戴着脚镣跳舞，但是画画时自由就来得更大。”

不过，刘墉更多的是感受诗与画之间的互相激发与互补。比如他绘画的灵感往往来自创作。他说：“我会把古人的诗意用于画作。古人的诗词现代人可以去吟咏，用现代人的感受去感觉。我是作家，我也教诗，所以我在诗词中所领悟到的，包括语言的节奏、诗的造境，都会运用到我的绘画中。我的作品一直致力于把立身于现代的‘我’跟传统的思想、哲学对中国美的观照结合在一起，这就像毕加索会把希腊神话的故事变成绘画的题材，我也会把王维的诗《山居秋暝》，或者杜甫、李白的作品如清平调等变成我的题材，用我的思想和感觉来观照古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唐诗人陈子昂的千古绝唱，在刘墉看来是中国古典文艺作品里常常都有的一种“宇宙性的悲哀”：“这不是小境的悲秋或者是表面的落泪，而是对于古往今来大江淘尽英雄之后所有的壮阔情怀。所以中国画可以在小幅的山水里面表现那么阔达的境界。”在刘墉看来，悲愤的东西经过中国文人的表现，转化成为一种豁然达观：“我觉得所有的人类，当他面临死亡、面临死生的打击的时候，都比较容易产生艺术的省思，而艺术是就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