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内战运动到迎接解放

我今年已经93岁了，往事如烟，60多年过去了，我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北平解放、迎接新中国到来前的一段激情岁月，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声援学生运动 1948年的李忠

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是一个20多岁的穷学生，生活困难，没有经济来源，于是就在进步人士办的《观察日报》当记者，以维持生计。1944年秋，经洪纪凯同学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后来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

1945年秋，夺取了龙云的军政大权，于是云南变了天，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开始疯狂镇压学生运动，查封了进步报刊。我所在的《观察日报》被查封，特务们按照黑名单抓人，一些进步人士被杀害。由于我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身份自然已暴露，我不得不想办法赶快离开昆明。

我计划到解放区去，于是就搭便车先去重庆。在到贵阳的途中，听说昆明发生了血案，我四处打听，又赶忙找到报纸，证实了这一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的消息。原来，就在我离开昆明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晚，昆明几个大学的师生在西南联大召开反内战的时事讨论会，大约有6000余人参加，钱端升、费孝通等教授在会上演讲。这时，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了会场，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捣乱。次日，昆明3万名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军警的暴行，要求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的禁令，反对内战，呼吁美军撤离中国。12月1日，军队和特务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了我校同学李鲁连、潘琰、昆华工校学生荀继中、南青中学教师于再4人，60余名学生被打伤。“一二·一”昆明惨案的真相迅速传遍全国。重庆、成都、延安、遵义、上海等地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自此，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统治区。

全国各地学生举行抗议和示威游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的暴行。我到重庆后，找到刘光同志（中共中央青委），他说这里需要人开展工作，留下来吧，先不要去解放区，并要我与《新华日报》的记者朱语今同志联系。

在重庆的这段时间，我与联大的同学赵景伦、杨育文等去沙坪坝几个大学组织学生串联，介绍“一二·一”惨案情况，声援昆明学运；联系一些进步人士和民盟成员（经罗子为、罗涵先介绍，我参加了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青年委员）及新华日报社等单位的人在沧白堂举行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还去行政院找院长孙科要求严惩凶手，停止镇压学生运动，傅斯年出面接待了我们。

有一次，重庆的进步人士们在较场口开大会要求和平民主，国共团结，停止内战。郭沫若等许多进步人士刚到会场，一群特务就冲进来打砸会场，推搡郭老和民主人士们。此情此景，大会已难以如期召开，我必须赶快通知未到会的单位和有关人士。我忙奔跑着去通知民主报社、新华日报社、民盟总部……

正往前跑着，我看见一辆小吉普车开过来，正是同志坐在司机旁边。我立即招手示意他们停车，并告诉同志会场的混乱局面，叮嘱他们一定不能去会场了。听了我的话，点点头，忙叫司机调头，说他马上去找代表团交涉，要他们停止破坏行为…… 家庭中转站和联络点

1946年下半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由昆明迁回平津，分别复校，西南联大的学生可以任选一校继续学习。我选择了北京大学。经王汉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航空公司当报务员（我在重庆时考入该公司，并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公司同意调我到北平工作），这既可作为职业掩护，又解决了生活问题。当时，实行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爱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1948年8月17日，反动政府下达了以“嫌疑分子”的罪名在全国逮捕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 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为了保存力量，减少牺牲，地下党决定组织部分党员和进步师生陆续转移到解放区。由于我的老家在天津和我在航空公司兼差等方便条件，党组织交给我一部分转移力量的任务。

我父亲是铁路工人，大弟弟在菜站当学徒，便于做转移工作。党支部研究决定，把我家作为一个地下联络点，有些经天津进入解放区的同学先到我家停留，由我大妹妹帮着改制衣服，化装成老乡，再由父亲和弟弟趁天未亮时，从火车站后门把他们护送上车去冀东；还有一路是去西南郊，通过封锁线到冀中解放区。就这样陆续经我家去解放区的有20多人。

清华大学附属志成学校的辅导主任王松声，是我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是我的入党监誓人，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单线联系。清华大学有人能制作假身份证和假通行证。有同学要去解放区，我就找王松声，组织上同意之后，把要去解放区同学的假简历告诉他，然后取回逼真的假证件。吴晗教授的名字上了“剿总”的黑名单，李桦教授也不能在北平艺专待下去了，演剧队夏淳等一些同志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他们都希望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由我去通知他们什么时间、什么人去和他们接头，护送他们去解放区。我去清华大学执行任务，总是请诸有琼陪我一同骑自行车去。当时我们正在恋爱，表面看来，是一对情侣骑车去颐和园郊游，不易引起怀疑。

我在航空公司兼差，给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当时我有较优厚的经济收入，有些同学去解放区或有任务从解放区来北平，我总是给他们几块银元做路费或零用；有些同学没有吃饭的钱，我就资助于他们；利用在航空公司工作之便，我可以为地下党传递各种信息；有些同志要到外地执行任务，我就替他们买飞机票，护送他们进出机场，躲避“航空检查所”的检查。 “一二·一”惨案后的西南联大校门口

在北平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党的地下工作十分紧张，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活动地点。王汉斌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地下党学委派来领导我们支部工作的同志。我和他谈问题，汇报工作，经常都是等天黑后，到寒风凛冽的大街上边走边谈，工作起来非常不方便，急需有一个联络点。1948年下半年，我通过熟人租到了东黄城根62号，一个独门独院，和同事胡秀峻（地下党员）住的63号院隔墙有门相通。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联络点。客厅里摆着紫红丝绒沙发，屋角有一个高高的取暖的大煤炉，室温可达二十五六摄氏度。卧室里有大圆镜子的梳妆台，整个屋子多少显得有些富丽堂皇。其实，我们只买了一张没有挡头的简易弹簧床，此外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丝绒沙发是从信托商行廉价买来的外国使馆寄卖的旧货，其余的家具包括炊事用具，全是原来的房客——一个空军大队长逃跑前折价卖给我们的。就是这些陈设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敌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主人竟会是共产党人。我和诸有琼准备提前结婚，成立一个家庭，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有了这个地方做联络地点，地下党的同志们便经常来这里碰头，接受任务，研究工作。华北局城工部的佘涤清、崔月犁同志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来我家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见面，了解傅作义的动向。

我们了解到，当时傅作义踌躇万分，犹疑不决，他知道，形势瞬息万变，可能对他越来越不利。他经常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有时顿足，有时咬着火柴棍，心情焦急……他的一举一动，都随时汇报给前线司令部。

对于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来说，吃饭也往往是个问题，所以，有些同志经常到我家来吃饭，我们不在，他们也可以叫保姆开饭，有时家里一天要开好几次饭，也分不清是午饭还是晚饭。 保护航空设备

中央航空公司北平站只有我一个党员，为了解放北平的需要，我在公司发展了几个新党员，一同团结公司职工保护航空设备、电台，动员技术人员留下来工作。为了争取职工的生活保障，阻止设备南撤，我们把中央航空公司的北平站站长看守起来，不让他逃跑，经过谈判，站长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还把中国航空公司、陈纳德运输公司的职工团结起来，接管了设备和资产。后来，这些设备为两航起义的安全飞行、通讯导航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我们职业青年总支部有地下党员100多人，我曾先后担任地下党南系职业青年支部的支委、副书记、书记和总支副书记。大家分布在本市各行各业，渗透到许多要害部门，做着广泛联系群众的工作。我们通过各种办法收罗了敌人的许多武器，解放后，我们上缴了机关枪、冲锋枪、卡宾枪等长短武器几十件，装了满满一辆三轮车。 军警夜查户口

1948年底的一天晚上，的军、警、宪、特联合查户口。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叫开了大门，我连忙把手枪藏在腰间。他们走进过道，对着墙上挂着的航空公司的大沿帽和美军的草绿色羊皮里短大衣（街上买的）端详了好一阵，似乎弄不清主人的身份，其中一人详细地盘问了我一番，没有发现什么破绽。然后，他们在客厅、卧室、厨房和院子里转了好一会儿，才怏怏地离开了。直到这时，我悬到嗓子眼儿的一颗心才像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手心里全是冷汗。因为，我一直惦着后院墙根的自来水表井，那里面有一个用砖头压着的大油纸包。那是地下党组织交给我保管的，里面全是准备解放北平时北平军管会接管各机关、团体、工厂的命令，一份一份加盖了和军管会的公章，装在信封里。如果被敌人查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担任了飞机报务员

1949年初，中央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送来了的和谈代表，飞机返回上海时，飞行报务员、通讯处长顾乐有要事需要留下来。可是飞机上没有通信联络是不能飞行的。组织上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我担任飞行报务员。起飞前一天，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同志带我到六国饭店见军管会主任同志。同志指示我，到了上海要想方设法了解上海空军的部署情况。

从刚刚解放的北平到尚未解放的上海是十分危险的。但是飞行报务员的身份掩护将危险降到了较低的限度。一下飞机，“航空检查所”就把我叫去仔细盘问，我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番，当时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公司飞行员招待所。当然我是不可能住在那里的，必须三天两头地更换住处。没过几天，就有同事告诉我，有人到飞行员招待所和我住过的地方去查询我的情况。就这样，我在上海住了20多天，一共换了十来个住处。

这次我担任飞行报务员，给地下党工作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利用身份之便，把我军收集到的五六个大皮箱的“金圆券”带到南京，交给了地下党组织。 黎明之后的阳光

日夜警惕、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2月4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市委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召开了北平全体地下党员大会，正式公开了地下党员的身份。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基本上是单线联系，许多很熟识、来往密切的朋友，彼此却不知对方的身份。到那里一看，那么多的熟人！大家从“地下”来到“地上”，相聚一堂，好像从朦胧的黎明转到了阳光灿烂的早晨，一切都看得清楚了。礼堂沸腾了！人们紧紧握手，相互拥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原来你也是（党员）呀！”——无限丰富的内容都包含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之中。

1951年，我们搬家了。60多年过去了，如今，东黄城根62号已不复存在，拆建成漂亮、整洁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了。然而在东黄城根62号的日日夜夜，北平解放前我们地下工作者和敌人的较量、斗争，我和我的同学、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却像深深的刻痕，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编辑 姚建萍） （作者是西南联大校友会和北京大学校友会理事、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国航空服务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