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辨是非是正义的基本要求

我的一位学生毕业后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有一次，他跟我交流了一个简单的债务纠纷：债务人欠债权人10万元人民币，加上利息1万元，但到期后无力偿还。债务人现今提出了宽限半年的要求，后经法院反复调解，债权人同意宽限半年，并没有提出支付迟延期间利息的要求。但半年后，债务人仍然无力偿还，要求减免1万元的利息。经再次调解，债权人同意免除债务人的1万元利息。在法院已经作好了调解书，并要求双方当事人签字时，被告进一步提出：其无力清偿10万元债务，要求减少本金。我的学生，即本案主审法官认为不能接受债务人的要求，准备作出判决。但庭长提出，该判决即便作出也无法执行，要求他继续调解。该法官对我说，他对此案的审理实在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按照庭长的要求办。

近几年，各级法院极为重视调解。在整个诉讼活动中，都贯彻了“调解优先”原则。应当承认，在目前的社会矛盾多发期，强调调解对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此也引发了应当如何调解的争论。本来调解应当以自愿为前提，在诉讼的任何环节和阶段，只要当事人愿意，法院都应当积极促成调解。就民事案件而言，基于当事人自主自愿的调解具有判决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从自愿调解的角度，强调调解优先是正确的。但是，在许多基层法院，“调解优先”被理解成“任何调解、包括非自愿的调解，都优先于判决”。在一些案件中，无论当事人是否愿意，法院都会无休止地进行调解。前面的案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关于此种做法的妥当性，一些人提出了大量理由。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这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非自愿的调解是否真正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我对此表示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和为贵”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源泉。但这种思想后来被演绎成了“和睦贵于是非”的想法。其实，不辨是非的做法并非儒家的传统，也不是“和为贵”的必然要求。例如，孟子提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强调分辨是非之心是人所特有，丧失了是非之心，也就泯灭了良知。无是非之心，非君子之道。所以，将“不讲是非”与“和为贵”相挂钩是不正确的。

相反，“和为贵”应当建立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之上。“和”应当是一种复合是非曲直的社会秩序，而不应当是一种蕴含矛盾的表面和谐。从道德层面来看，欠债还钱是千百年来的道德准则。如果债务人能够通过利用调解机制来迟延还款、减免利息甚至减少本金，则实际上是对给背信弃义者的一种“奖赏”。这种做法将给社会传递一种不良的信号，并可能导致更多人效仿。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应当是遵守规矩和道德的社会。只有大家都依法律办事了，才能有真正的和谐。传统的东方文化重视调解这一争端解决方式。在调解中贯彻“和为贵”，只能是自愿的调解所产生的和睦和谐。真正的和谐应当是建立在明辨是非基础上的调解。当事人的权利通过司法裁判得以确立。从个案来看，在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的情况下，通过司法裁判明辨是非，才是做到真正“案结事了”的关键。从社会层面来看，在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司法裁判明辨是非，向社会传递正义观念和法治理念，进而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司法机关通过明辨是非，才能够发挥依法公正裁判、维护社会正义的基本功能。司法权本身就是一个判断权，性质上决定了须对是非曲直进行判断。明辨是非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明辨是非是保障法律的实施、维护法律尊严的基本要求。法律本身就是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合法的行为就是正确的，非法的行为就是错误的，这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明辨是非也给人们一种明确的行为指引。只有明辨是非，才能让人们明确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

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认为已经不能再继续调解，但庭长提出，该判决即便作出判决也无法执行。我个人不赞同此种观点。以判决后不能执行为由来要求必须调解，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应当看到，如果认为难以执行就不判决，必然出现一种反向激励机制，使得那些具有赖账倾向者更不愿意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法的本来含义，就是要通过明辨是非来实现正义。法要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但“正义”作为实质推理的依据，并非只是空洞的说辞。只有通过无数个明辨是非、正义的具体案件才能够反复确认正义的具体内涵，也才能够在民众中建立起是非分明的价值观念，并在将来面对争议时进一步强化是非的辨别，形成良好的秩序。通过司法明辨是非，其实就是在培育和强化民众的公平正义理念。（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