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在独立思考

赵耀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戏剧创作的――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代。历史的谬误已有结论，未来成为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传统价值观念陷入疲软，各种思想和文化似乎一夜间复活了，自由想象的激情催发了艺术家们从历史角度进行反思的宏大叙事，反传统的形式冲动卷起了浪花，形成了一股浩荡的时代潮流。

处于潮流之中的赵耀民，创作了《寻死觅活》、《红马》、《街头小夜曲》、《天才与疯子》、《亲爱的，你是个谜》、《原罪》等剧。他在剧本中创造了两个叙事者――一个是高高在上将现实生活尽收眼底，却喜欢寻根究底作形而上思考的叙事者；一个是具有浓郁的批判现实主义情结，对现实热点问题异常敏感，喜剧思维活跃，叙述故事左右逢源，批判现实则毫不留情的叙事者。

赵耀民剧本的独特性，在于这两个叙事者之间存在的“断层”。也就是说，赵耀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兴趣与他的现代或后现代的哲学思考形成某种对峙，其鲜明的标志就是，虽然他的剧作叙事指向性非常明晰，却无法也不肯在剧本结尾给出明晰的答案，而是引导观众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现实。

在80年代探索戏剧思潮中，哲理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不过，这种普遍性特征更多地表现为对共时性推论结构的青睐，而并非哲理思考本身，因此常常显得较为肤浅。正是在这方面，赵耀民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和深刻性，尽管其中包含着少许风格上的不协调。

赵耀民剧本在80年代的叙事形式成型于《红马》，成熟于《天才与疯子》。《红马》虽是独幕剧，却呈现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掘土者、烤火者、滑雪者、丢失了红马的骑手，这些人物都是各种人生观念的象征。在荒漠上，传统意义上的权威、集体或真理等统统缺席，他们绝不盲从，只顾实践自己的信念。赵耀民对新的时代特征把握得相当准确深刻，然而这只是他思考的起点。他发现，这些人物因享有绝对自由而成为纯粹的个人，内心萌生的却是对权威、集体或真理的归属感。该剧中对红马的运用令人印象深刻――神秘的红马总是让他们心神不定，而最后荒野上狂奔的红马群彻底引发了他们内心的归属感。但是，这仅仅是一群动物，它们的力量和方向都来自大自然，与人类文明毫无干系。这里，赵耀民已敏锐地触及到后来声势颇大的“寻根”思潮的主题。

然而赵耀民似乎并不喜欢《红马》这种离现实生活形态太远的叙事形式，因为这使他对现实的关注热情和喜剧思维都受到了抑制。在《街头小夜曲》中，赵耀民尝试了一种既能表现当下现实问题、又能巧妙导向哲理思考的叙事形式。作为赵耀民最好的剧本之一，《天才与疯子》对现实生活的拷问与形而上的思考、犀利而冷峻的喜剧才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天才与疯子》在现实层面对接的是《街头小夜曲》，但主人公任渺这个人物却是从《红马》中走出来的，或者说是该剧所有人物的集合。“什么才是完美人生?”这是赵耀民始终求索的命题。但他就像任渺一样，不肯俯首于所有“既定”的规则，因此往往显得很另类。不过，正是这种另类赋予了赵耀民剧本一种超越当下的思想穿透力。如果说《红马》是对“寻根”的预言，那么《天才与疯子》和《亲爱的，你是个谜》则是对9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叙事的预演。

《天才与疯子》最后陷入了“命名”的困惑――任渺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是高智还是低能?是先进还是落后?这里缺少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让人心悦诚服的标准。《亲爱的，你是个谜》以荒诞剧的形式把这种“命名”的困惑置于前景――那个叫“宁馨儿”的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宁馨儿”不过是一个词汇，当它犹如吹泡泡似地从众人口里吐出时，它突然变成了一个漂浮的能指，你知道究竟指涉的是谁?或者就像剧中人一样，谁都可以指涉?《亲爱的，你是个谜》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具有浓郁后现代思辨色彩的剧作之一。

《原罪》在叙事上的变化，犹如从郭沫若的自由诗转为闻一多的现代格律诗。《原罪》的故事发生在一幢洋房里，人物关系按照写实原则设计，情节的推动也依靠传统的情境突变来展开。但是，《原罪》人物关系的深层结构依然延续着《红马》和《天才与疯子》的路子。赵耀民敏感地发现，性的自由化将会产生诸多婚姻问题，他把这一命题通过概括，让剧中人物分别代表某种观念，以致一幢楼里到处弥漫着“性与婚姻”的烟雾，连外来的小保姆、容晖和莫默也深陷其中。

《原罪》堪称是赵耀民话剧创作的一个转折，其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把握现实的角度从俯视到平视，写实的叙事形式对赵耀民产生了很大诱惑。从小保姆、木林森等人物身上，显示了他塑造人物性格方面的深厚功力。其二，赵耀民似乎觉得自由奔放的叙事难免会使形而上思考显得直露，因而趋向于一种更含蓄内敛的写作风格。其三，生活的感情苦恼，以一种更深层的生活体验使赵耀民难以保持以往那种高高在上、绝对自信的叙事姿态。这第三个方面，成了赵耀民90年代话剧创作的基本旋律。

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牵动了所有中国人。经济效益成为评判价值的先决条件，对包括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历来对现实生活有着高度敏感的赵耀民，对此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如果说，80年代赵耀民思考的是宏大背景下的人生命题，那么这个时候他直接面临的是自己的人生问题。如果说80年代的赵耀民保持着一种形而上的尊严，那么这个时候他仿佛从云端突然沉入了现实的谜团中，沉入他焦虑的内心中。他的剧本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思辨力量，但似乎浸透了浓浓的忧郁情绪，为自己、也为痴迷地内心守着一片净土的人去抗争。这一时期，赵耀民剧本的叙事者就是他自己。

《闹钟》写出了赵耀民对传统价值崩溃的担忧。房子、金钱、职称成为衡量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而知识分子的尊严、意识无法转换为一定度量的房子、金钱、职称，意味着一钱不值。这是我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又一次生存方式的威胁――上一次是极“左”思潮的逼迫，这一次则是经济唯上的市场化威胁。由于没有房子、金钱和职称，何人杰固有的诚实、知识分子的自尊以及善良都成为拜金主义的妻女的蔑视对象。何人杰唯一能保持本来面目进行交流的对象，是系办公室秘书夏霜，因为夏霜和他一样看轻房子、金钱和地位，并和他一样自甘边缘。剧本中不时出现闹钟，它“该闹时不闹，不该闹时闹”，看起来只是揭示何人杰身上喜剧性元素的道具，但其深层则是对观众的拷问――这样的闹钟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修理的必要?闹钟与《午夜心情》中刘来娣那不现实却异常美丽的梦、《良辰美景》中继承昆曲大师衣钵一样，都出之于赵耀民苦苦思索的一个抗争性的命 题：纯精神性的东西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中国唯有经济效益这一个价值尺度，这是进步还是灾难?

赵耀民的90年代话剧作品弥漫着忧郁，这是因为他用自己微薄的身体去呵护那些纯精神的、美的东西，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会有什么效果。80年代豪情万丈的激情，左右逢源的喜剧才华，逐渐变成陶渊明似的自恋、自思甚至自嘲。《闹钟》结尾，夏霜挽住何人杰的手走了，他们能走到哪里去呢?

《午夜心情》是赵耀民写得最好的剧本之一。但笔者第一次看这个戏时，竟然感到很陌生――这是赵耀民的戏吗?因为从该剧中，已看不到赵耀民那种火光四射的喜剧锋芒，有的只是浓得化不开的柔情。刘来娣，这个散发着纯情、纯净、纯朴之美的女孩，拥有着被人几乎遗忘的类似乌托邦的美。这样的人物在赵耀民以往的剧本中从未出现过。刘来娣十分漂亮，追求浪漫纯情的生活，然而她住在苏州河边的棚户区里，父亲是垃圾大王。这是个巨大的反差。究竟为什么赵耀民要一反常态、以最不可能的情境来写这个人物呢?笔者认为，这同样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抗争欲望，以致他不惜以罕见的柔情去展现刘来娣的浪漫故事。刘来娣与安然午夜邂逅，一见钟情，两人无视一切现实阻碍，义无返顾地开始了一段艰苦而又浪漫的爱情旅程。尽管他们的梦想最后被现实环境所粉碎，但这个故事的魅力依然存在――在于美丽，在于纯粹，在于不可能，犹如城市上空飞过的丹顶鹤，来无踪，去无影，却把一瞬间的美丽留在了人们的心里。这种美丽与纯粹虽极短暂，却意义深刻，因为它毕竟存在过、发生过。

同样，在《良辰美景》中，赵耀民坚持着对精神价值的近似执拗的追问。昆曲大师吴一蕉历经劫难后，总算等来了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但他已经老了，他的宏愿和他的艺术只能通过后代来继承了。于是问题来了，他的宏愿和他的艺术在如今有没有被继承的价值，后人愿不愿意为此穷尽一生呢?他的徒弟、儿子都不肯或不能继承，他那有着极佳昆曲禀赋的孙子居然在酒吧唱歌。为了让后代继承他的昆曲衣钵，他做了应该做的，甚至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依然无法如愿。《良辰美景》给笔者最深的印象，是吴一蕉瘫痪失语却顽强地活着。他沉默地见证了自己的后代以各种方式背离昆曲，在临近彻底绝望之际，他却奇迹般地复原了，重新穿上戏装、吟唱起昆曲。这一瞬间绝对完美――有对昆曲的痴迷，有绝佳的技艺，有经典的剧目，有亮丽的戏装，只是没有后人，没有时间，所以是一次完美的绝唱。

《歌星与猩猩》延续了赵耀民80年代的叙事风格，大幅度的空间转换、妙趣横生的场面、凌厉的批判锋芒以及荒诞的情境，都隐含着深刻的思考。赵耀民对这种叙事形式依然具有很高造诣，驾驭起来得心应手――这正说明赵耀民在90年代创作风格的变化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结果。

赵耀民的戏剧创作具有极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果说他在80年代意气风发的创作还能融入到整个中国话剧创作的潮流之中，那么他在90年代的创作无论是形式上还是题材上都退居到了边缘。比如，90年代话剧形式变革的话语权似乎为实验话剧所掌握，对此，赵耀民早在80年代就有了心得并用《歌星与猩猩》应和了一下，之后归于沉默。赵耀民不写农村或遥远的边寨，也不写历史剧，他只写他熟悉的大都市，但在他的剧作中几乎看不到直面经济发展主潮的内容。赵耀民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他始终低着头，只关注视线所及之处，总是在狭小区域中人物的活动中表现市场经济主潮带来的深刻影响。

那么，如何来评价赵耀民的剧作呢?

最重要的，是赵耀民的独立思考及其思考的深度。作为一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剧作家，作为生活在中国最大城市之中的剧作家，赵耀民亲身经历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为时展唱赞歌，或正面叙述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追求，都有大量的现成题材可写。但赵耀民没有这样做。他曾写过《本世纪最后的畅想》这样的主旋律话剧，结果并不理想，所以也可以说他做不到。然而，他可以做到独立思考，他可以在时代高速发展的时候执拗地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然后去表现他思考的内容。这，就是赵耀民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在今天广泛谈论唯经济效益的时代中精神的贫困和沦丧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的时候，其实赵耀民早在90年代初就已在思索并开始着手表现了。他认为社会不能没有纯精神的东西，没有经济价值的、不现实的美依然是美的，人的尊严、诚实和善良即便不到经济效益的天平秤中去估价，也应有它们的位置。在上海乃至全国话剧界，人们对赵耀民的认识大多停留在他频繁革新话剧叙事形式这一层面上，或高度评价他的讽刺喜剧才能、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但对赵耀民思考现实的深度、独具一格的思想风采关注得较少。

赵耀民多年来始终坚持话剧创作，执著地表达他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思考，他想得太深、太超前，因此离经济效益太远。

但他依然故我。

这样的剧作家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