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我不承认有“新儒学”

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杜维明几十年如一日，关怀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他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可是他本人却反对“新儒家”这样的称谓，到底是所为何故？

《检察风云》：清末民国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很特别，比如章太炎、熊十力，他们很早就参加了辛亥革命，然而后来却又走上一条返归传统的道路。

杜维明：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章太炎。他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他反满，事实上强烈反儒家，突出佛教和庄子。但他又是国学大师，小学大师，是鲁迅的老师。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他结婚的时候，孙中山也来参加。他要行古礼，戴个大帽子，结果一行礼的时候，帽子就掉了下来，大家哄堂大笑。他所代表的自然是一个很特殊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从乾嘉学派朴学慢慢发展出来的一个传统，现在有些学者说要恢复学术典范，也是这样一个传统。

不要完全从章太炎那边说，他太复杂了。他既参加革命，又有佛教和道家的理念，又和儒家传统有着非常复杂的情结。但我们看在西方受到人文主义很深影响的白壁德，还有“学衡派”的汤用彤、梅光迪、吴宓、陈寅恪等等，确实是学贯中西。汤用彤在哈佛念书，在哲学系念梵文，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都有很深的造诣。陈寅恪那是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重新发现他们。但在五四时期，他们完全被忽视。他们的观点现在看来确实是比较高明。

梁漱溟就不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看过他好几次。后来我和汤一介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文化书院，他是书院导师。那次他的讲话使我非常受感动。他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愿意坐下，站着，声如洪钟，完全不用稿子，思路非常清晰，讲了一个多小时。

《检察风云》：梁漱溟的精神确实是让人非常震撼。现在大家也谈得很多了，在“”前后，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马一浮等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新儒学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表现出的坚持信仰、不妥协的态度让人非常感动。可是像金岳霖这样的新道家却是自觉地（并非违心）将自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思想全部了，还有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更是不要说了，这是个老话题，这种区别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而冯友兰晚年的转变也让人困惑，新儒家内部的区别是否也很明显？

杜维明：这种现象贺麟也有啊。刚刚讲到新儒家的这批人，其实很复杂，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些差别。

熊十力在去世前，记忆力已经很不好了，看他的《存斋随笔》中有些重复的地方可以看出来，他还在努力地奋斗，使他的那些理念还能够坚持下来。

冯友兰变化大，跟“”有关，找过他，然后写出《论孔丘》，认同斗争哲学。我也到他家去看过他几次。《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他又从斗争哲学回到他的和谐观，就是《贞元六书》的理念。他从张载“必和而解”出发最终走向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982年，我们请他到夏威夷参加首届国际朱熹哲学研讨会，然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实际上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转回儒学。

在我看来，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一个学者其实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冯契教授。他提出智慧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中国古代哲学儒家修身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间的复杂关系做了一些梳理。他的手稿在“”时候全部散失，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凭记忆来写，写了几百万字，唯一没办法重新来写的就是他关于美学的文章。这一代儒者，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试图将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核心价值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你也可以说儒家经过了一个西化的过程，这是他们的努力。

我觉得新儒学这个概念其实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呢？我们不会说现在的基督教是新基督教，佛教是新佛教，为什么会有新儒学这个名词？西方在讨论宋明儒学的时候，用了一个术语是“New Confucianism”，现在说新儒学，就变成“New New Confucianism”。

新儒学这个名词的提出是在1987年，方克立组织了一个非常大的研讨会，叫“海外新儒家研讨会”，40多位学者、18个单位参加了这个会，主要研究新儒学的十家。为什么说“新儒学”的“新”有问题呢？假如有新儒学，就会有后新儒学，新新儒学，每一代的儒家和儒学都会有区别。

而我一直希望能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这个概念。虽然这个概念也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是完全能够站得住的说法。第一期是儒家从山东曲阜的地方文化发展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一直到汉末；第二期从宋明儒学发展到东亚文明的基石，一直到十九世纪；第三期是你刚刚讲到的晚清礼崩乐坏之后。我们要思考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它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发展，那绝对不仅是从中国，也要从东亚和全世界来考量，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对我来说，一个大问题是往前看的十年，儒学能否成为受美国思想界重视的思想潮流。日本的京都学派、日本禅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么儒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代重要的思想家能否和儒家进行对话？所以这样讲起来，“新儒学”的“新”是大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承认有新儒学，它都在儒学第三期发展中。

《检察风云》：您认为儒学要发展，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来看儒学，是这样的吗？

杜维明：这是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地方知识，儒学能否有普适的意义，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这个地方知识是限定在东亚还是具有全球意义。从地方变成全球这是一个课题。二是你把它发展成全球意义的知识，它能没有全球视野吗？不可能。不是说就从世界眼光来看儒学而已，它需要地方的全球化，也需要全球的地方关注。这两方面要互补。

《检察风云》：您刚才也谈到儒学也有很多问题，从儒家经济圈看来，传统的家族企业、儒家经营模式虽然也取得了成功，但常常也会遗留下大量的问题，比如资产的流失以及企业的透明度，比如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您觉得这种经营模式的成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在现代环境中是否还有比较大的竞争力？

杜维明：有些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在日本正好没有。日本是长子制度，日本家族的负责人就是一个经理。所以日本许多家族企业，比如三菱和姿生堂，它都是国际大企业，没有出现这个问题。韩国也是。中国浙江温州一带，家族企业是中小企业，而韩国都是国家支持的大企业，比如三星、现代、SK等等都是。

中国的问题可以体现儒家文化的一个侧面，但不是儒家文化的全部。我们在浙江成立了一个“儒商与东亚文明”的研究中心，就在浙江大学，他们现在有一个大的计划，主要来研究家族企业的发展前景、长处和问题。

很多美国最大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比如《纽约时报》。不能说家族企业了就一定很糟糕。你刚才说的企业的资产流失也是实情。企业传代也是。家族企业要传到第二代也很不容易，而家族企业的理念能否贯穿维持，两三代都很难说。

此外，儒家非常注重家庭，但是也容易造成一种狭隘的家族主义。儒家非常注重教育，但教育可能不能成为人格全面发展的机制，却成为了进身之阶，教育对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压迫感。这些我觉得都需要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同情的理解，另外是批判的认识，同时进行。乐观派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要好得多，这是狭隘的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只有中国会出现的声音，说中医是伪科学，甚至要去掉中医，没想到你要去中医化，韩国却在申请汉医的非物质遗产。这些事情很有趣。

如果将现在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我觉得中国的危险更大了，维持社会安定最基本的价值，比如诚信，都在面临最大的危机。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各个方面都被市场化，包括媒体和学术，这非常危险。孔子认为兵（安全）、实（经济）和诚信是维持一个社会稳定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兵没有实重要，实没有诚信重要。我们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多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各个不同的社会力横向的沟通也变得可能。企业、媒体、政府、学术和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能不能够发展出一个平台，对国家出现的重大问题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讨论，进行公共论理，并使这些论理成为政策设定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