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前山水文发展小史

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山水作品几乎伴随始终，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成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山水文作为其中的重要分支，对其发展脉络作一次清晰的梳理是极为必要的。本文是在继承前人对山水或游记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从新的视野和角度进行阐述。

关键词：山水文 宋代以前 发展小史

美丽的自然景色总是为历代文人提供着源源不绝的素材，遍及诗、词、文、赋等多种传统文体，甚至在较晚出现的小说、戏曲当中或为了情节需要或便于作品中人物抒情也多有描写自然景色之处。大自然的雄伟壮丽、旖旎多姿无疑为文学作品增色不少。

一

我国最早的山水作品始于周朝，是以诗的形式出现的。《诗经》中有多处写到自然景色的诗句，尽管言辞优美，但大多是六义中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修辞的一种手段，作为表情达意需要的附属而非独立的篇章，以至于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多是从其所比附的人伦意义上着眼。比如《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以绿竹起兴，赞美君子的德行。竹子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大概正是渊源于此。

持续到东周春秋末期，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美学命题标志着人们山水意识的初步觉醒。《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对这一美学命题的生动阐释，由此将《诗经》中所开辟的既赏心娱神又颇具启发意义的人文内涵的“比德”说发展至顶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欣赏自然山水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

受“比德”说荫蔽，真正的山水文直到此后五百年的东汉才正式登场，即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封禅仪记》记载了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清人王太岳曾评价：

他日爱嗜柳子厚永州山水诸记，叹其摘抉窈眇，善写万物之情状。以为纪游之作，极于此矣。已而读马第伯《封禅仪记》，幽敻廉削，时若不及柳氏；而宽博雅逸，自然奇妙，柳氏之文盖犹有不至焉。[1]

评价甚高，却也是允当之论。这篇山水文直接启发了后世对于山水审美的又一视角，开始脱离先秦“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说，而更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为晋宋地理著作和山水文的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二

两晋南北朝，是山水文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虽然晋朝偏居一隅，但总算使多年板荡的乱世局面得以暂时稳定，华夏衣簪纷纷南渡，给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而江南自然山水的秀丽多姿，又使文人才士在战乱频仍多灾多难的时代获得了心灵的极大慰藉。此时期是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人的觉醒最终促成了文学的觉醒。表现在山水文作品上则是，对于自然山水不再具有功利之心，而完全回归到自然的本体，通过物我同化的审美体验获得灵魂的安宁和心灵的澄静，这种审美体验，对于山水文学的发展极为可贵，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各期山水作品，而达到了山水审美的高峰。天人合一的高妙境界预示着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绝非偶然。

山水地记的大量出现是本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大约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外族入侵山河破碎激起的强烈爱国心，使得众多文人深感保存记录祖国河山的紧迫和责任，他们在实地考察中面对河山胜景家国自豪感油然而生，尽情沉浸于自然美的审美赏悟之中，故其文字饱含感情，优美细腻，因此山水地记兼有地理和文学的双重价值；其次，魏晋玄学的出现，这种综合儒释道的“大杂烩”哲学比道教更进一步地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人们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对山水万物表现出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向往和亲近之情，以求达到玄学自然、率性的境界。“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对于游记文学来说，其作用就在于它把人和自然从功利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予人以超越性品格，还自然以本来面目，促成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游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深层精神动力。”[2]需要注意的是，此处并非偷换概念，游记文学是山水文的重要分支，尤其对此期而言，几乎都有游记的成分，故可概而言之于山水文。彼时对山水的痴迷之深，以至于品评人物名流都带上了浓郁的自然气息，如山涛称嵇康“岩岩如孤松之独立”，裴楷称山涛“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时人誉裴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这在反映当时名流言行的《世说新语》中俯拾皆是。以上两种原因促使当时的文人对于山水的审美打破了“比德”说的局限性，而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晋末宋初宗炳的‘澄怀味象’的美学命题和他的‘畅神’说，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意识，开创了古代美学中鉴赏自然美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流派。”[3]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全书已不存，但在其他著作中有零星记载，比如《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注》中有这么一段：

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此文对于自然山水的描述比起《封禅仪记》，文采性得到了大大加强，并大致定下了两晋六朝山水文的基调，这里尤值得注意的是最末一句“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作者视山水为‘知己’，比注重感情愉悦的‘畅神’说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物我相亲的观念，可以视为本体论自然观的第一层次。在这一审美层次中，人与自然之间，不再存在着对抗。自然与人的关系完全是对应的。自然走向人，亲近人，愉悦人，成为人的知己。人类忘却了自然的功利性，以纯粹的自然物象作为审美的对象，开始迷恋揭去价值观面纱后的自然本体，陶醉于世界的本源之中。”[4]虽然《宜都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作为舆地著作，还不是纯粹的文学性作品，但毕竟把山水审美的意识推进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从而成为山水文章最终形成的关键一环。

受地理著作影响，南北朝的山水文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尤以南朝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及《与施从事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北朝祖鸿勋的《与阳休之书》等数封书信山水文为其中的佼佼者。六朝是骈体文的天下，这几篇也不例外。我们不妨通过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来管窥本时期山水文特色：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文章以起兴发端，以感慨结束，中间四句用简洁写意的笔墨从各个方面点染出秀丽的山川之景，表达了作者沉醉于山水的愉悦之情和归隐林泉的高洁志趣。从文笔来看，语言一变汉魏的厚重板滞为斟酌省净，清新自然，读来泠泠悦耳，娓娓动听，成就已丝毫不输于后人。尤为称道的是，这种简洁且颇具神韵的山水短笺为宋以后山水小品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惜的是，不管是赋体还是书信体都存在着种种弊端，与后世成熟的山水文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赋体的缺陷在于铺张扬厉的夸诞作风，容易走向程式化，不易充分表现自然山水的独特个性与作者主体世界的微妙心理；书体的缺陷是把自己游历山水的审美感受通过书信转述于他人，与直接表达终隔了一层，而且还常常不能不在书信中杂以其他内容。”[5]对于此时期山水文弊端的概括甚为恰当。

三

山水骈文在六朝发展至顶峰，囿于时代因素，山水散文的出现还要等到唐代的“古文运动”时期。六朝以后，骈文渐渐趋于式微，《隋书·文学传序》云：“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隋朝年祚较短，终其一代也未能革除骈文流弊。文章发生根本变化，是在唐朝，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唐有天下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应当说这种说法还是较为公允的，文体的革新是个渐变的过程，古文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梁肃生在韩愈前，去世又较早（793年），未及见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的煊赫声势，更无从预见正是由韩柳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变。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为古文的革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的山水文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堪称集前代之大成的人物。

柳宗元之前，中唐古文家元结记述道州形胜之地的《右溪记》，在山水散文史上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清末桐城古文家吴汝纶曾在《桐城先生全书》中说：“次山放态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渺芳洁，亦能自成境趣。”文中写道：“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一段相类似的话：“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但考元结生平，仕宦经历比柳宗元顺利得多，故他无多少痛痒的牢骚话，远没有接连遭贬直至客死贬所都未再回中原的柳宗元来得惨痛，其深刻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与柳宗元同时的白居易，写有《庐山草堂记》：“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香炉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覶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以娴熟的文笔，充分表达了自己酷爱山水的癖好和对于闲适生活的向往，别具内涵与风韵，文采斐然，依稀可见宋初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从中学习的痕迹。然而，元结和白居易毕竟只是偶一为之，他们尚未意识到完全可以将此类记游文开辟为一方新的领域并发扬光大。这个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柳宗元身上。

在中国古代山水散文史上，柳宗元是一位具有创造性成就的伟大作家，他的伟大处表现在：首先，山水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他手中正式确立，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他也成为山水文文体的开山鼻祖。清人尤侗的《〈天下名山游记〉序》曰：“古之人游名山者，亦复何限。往往见诸诗赋，而记志无闻焉。至唐柳柳州始为小文，自时厥后，递相摹仿，载述遂多。”尤氏之言，立足现代视野来看，亦为确论。其次，他的山水文不同于此前单纯的模山范水，而是描写中贯注着一股浓烈的寂寥心境，从而形成了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文“凄神寒骨”之美的特色，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文成熟的标志。在文学史上，同时将一种文体由发萌到成熟集中于一人的现象，并不多见。正因为此，奠定了柳宗元在山水文史上的崇高地位，自后凡谈及中国古代山水文章必定绕不过这座峨峨大山，他也成为衡量任何一个山水文作家的不二标尺。

山水作品从来和政治势不两立，离政治越远，山水作品越有风致，山水文也不例外，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表现在思想上，儒家好像天性“缺少”情趣，往往沉醉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而无暇观览山水，所以山水的知音历来是最接近它们的隐者、道家、僧人和仕途受挫、困顿失意的士子，也许山水的确有令“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的神奇魔力。其实这丝毫不难理解，“游记文学是一个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也是文人企图摆脱恶浊现实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因此，文人的纷纷走近自然，游历山水，实质上就是反抗现实，寻求慰藉与解脱。”[6]只有真正澄心静虑、淡泊寡欲地亲近自然，才能创造出山水作品风姿摇曳的高妙境界。

韩柳之后，由于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逐渐衰微，骈体文死灰复燃。与古文一起衰落的，还有始臻成熟的山水文，直到北宋，掀起又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新运动，宋人才将山水文推向又一高峰。

注释：

[1]《青虚山房集》卷四，转引自《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二十九，第996页。

[2][5][6]梅新林，俞樟华：《中国游记文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第19页，第14-15页。

[3][4]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1页。

（张立民 浙江省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