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里亚姆以来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给传统音乐学理论带来何种冲击及如何理解此种冲击

【摘 要】本文通过三个部分来阐述，在阐述过程中既梳理了民族音乐学历史发展进程也表达了笔者对论题的观点看法，以期能更好地理解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学

一、民族音乐学历史发展

要了解梅里亚姆以来的民族音乐学给传统音乐学的理论带来何种冲击，首先要了解：在梅里亚姆提出他的理论观点前，民族音乐学存在的典型、重要的理论积淀。这些前人的学术经验积累跟梅里亚姆的理论观点有何异同？这些异同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有何促进作用？

50年代，学术领域逐渐使用“Ethnomusicology”这个称呼逐渐取代“比较音乐学”，从学科名称的几经更换中可以看出此学科由“封闭式”的学术研究转变到逐步带有社会性、人文性针对有关音乐的人类活动以及其它事务研究。“Ethnomusicology”学科命名的两重性在于：它既是音乐学范畴，又具有民族学的性质。

“由于受比较音乐学研究传统的影响，在采用民族音乐学这个名称之初，对民族音乐学所下的定义仍然是从地狱和研究对象的性质出发的。”i在50年代，从施奈德和涅特尔等学者有关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义的见解中可看出此阶段学者们把音乐的地理区域划分视为重点关注对象，此种划分是一种从比较音乐学沿袭过来地单纯的“研究异国文化音乐或‘非我’音乐的学科要求，但经过学科演变，也发现把音乐作为一种静止孤立现象按照地域来划分缩减了民族音乐学学科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而孔斯特对此门学科的认识更进一步的是他意识到音乐因素的相互影响问题并提出“这门学科是研究一切部族音乐和民俗音乐以及西洋地区以外的一切种类的艺术音乐……而且也研究音乐社会学方面，而西洋的艺术音乐和娱乐音乐则不属于它的范围。”孔斯特理论的先进性在于他没有拘泥于地域划分的限制，而是将欧洲也纳入学科范围，并提出音乐因素间的互相影响以及音乐社会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必要性。他站在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并没有将其孤立地看成一个由地域划分形成的研究对象，他考虑到了音乐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所带来的变异、混合现象，并试图研究、解释这些在此之前没有人关注的问题。但孔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中将“西洋的艺术音乐和娱乐音乐”从研究对象中排除，这种从音乐类型做出的考虑使得孔斯特的理论在学科迅速发展的三十年后显得有些局限。

直到1964年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提出“音乐具有情绪、审美、娱乐、传播、象征、身体反应、社会控制、服务与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文化延续、社会整合十大功能”等观点，确立了“声音――概念――行为”的研究模式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内容更加的丰富深化，跨学科的双重性本质明确地被指出。梅里亚姆提到：“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此种观点突破了以往的界定，突出了学科的特点，站在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立场并试图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环境背景下由文化引发的音乐问题。他把音乐当做一种文化来研究的学术理论不仅拓宽了之前民族音乐学者们对学科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界定，更是从理论思维上深化了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内涵认识。

二、梅里亚姆以来的民族音乐学给传统音乐学所带来的冲击

在建立于以音乐为共同基本目标的前提下，学者们的理论在不断深化发展。从孤立静止的单一音乐地域研究――音乐因素间的互相影响以及音乐社会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必要性――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音乐的研究的概念认识以及学科内部构造变化，整个演变不仅体现出研究对象的拓宽以及研究意义的深化，还体现出民族音乐学者对民族音乐学相关问题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

从涅特尔――孔斯特――梅里亚姆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变化来看，正如最初是单纯的罗列不同地域的音乐，再到研究某特定音乐与其他音乐所形成的关系，再深化并明确在某种环境下音乐与人类社会活动所产生的关联。这种深化演变的共同之处在于，音乐始终是其研究对象。而不同之处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单纯的音乐本体研究在其研究对象中所占比例变化还有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内涵认识的变化。

从欧洲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来看，由最初承袭比较音乐学“研究欧洲以外地区人们共同体的音乐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非我音乐”的研究转变到“认识自我”。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是从“自我音乐”逐渐开阔视野认识“非我音乐”。这些由客观历史因素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轨迹共同的特点都是从狭隘的局部逐渐开始认识整体，从单一走向多维，认识到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对某个地区单纯的音乐研究，而是通过音乐研究来探索人类活动并揭示社会、人文的世界性音乐文化研究。

此种逐步深化以音乐本体为轴心向四周辐射的学科理论建设，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学科理论认识，所带来的冲击是从单一的音乐分支学科研究深化到联系人文、社会等研究，是理论思维模式的改变，也是学科建构的变动与丰富，它需要民族音乐学者从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创造等多角度去思考存在于人类社会活动中的音乐的存在状态及目标成效等诸多问题。作为一个先进却并不够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既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提醒民族音乐工作者应看到更宽广的地方，也带来了更多学科自身的困惑。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梅里亚姆提出音乐应该包含文化考察这一突破性理论观点后，并没有完善这一观点。从《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中可发现，梅里亚姆也只是提出了一些概念性的想法，但具体实施过程却显得并不详尽，这就给民族音乐学者们带来了更多需要思索的问题。

三、如何理解梅里亚姆理论方法对民族音乐学的冲击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任何一门学科的进展都是由浅到深，从局部走向整体，事物都是在不断整合过程中得到完善。就如梅里亚姆的理论观点为民族音乐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也带了新的挑战，既推动了学科建设，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更多问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梅里亚姆对民族音乐学所作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学科发展的新可能性，拓宽了学科范围、深化了学科内涵。他将文化因素纳入研究对象范畴，将针对音乐本体而产生的各音乐分支学科演变成针对因人类群体活动而引发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活动，无形中将民族音乐学研究贴近了社会，对实际的生活多了关注度，也让非音乐人士更能从文化联系来理解音乐本体存在的目的性。而他的不足在于：概念性的纲要缺乏具体地实施操作指导，也就是更细致的学科内部建构方法以及评判标准。

对于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而言，勇于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才能够好的推动学科建设。在共同文化的语境下研究音乐，将各文化系统联系起来彼此推动促进，加强人们的认同感，也是对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持。

注释：

i 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3（2012.7重印） ：231.

【参考文献】

[1]俞人豪.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2012.7重印）：231.

[2]董维松，沈洽.民族音乐学问题[J].音乐研究，19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