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制度源流概述

摘要：明堂是中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规格等级最高的礼制建筑。虽然明堂礼多年来或有兴废，但是总的说来，它贯穿了上古社会的晚期和中古社会的始终，在礼制建筑中的位置非常特别，是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时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明堂；辟雍；明堂礼制

1 明堂的意义和作用

明堂是中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规格等级最高的礼制建筑。《孝经》有云：“昔者周公祭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由此可以看出，明堂是从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已经有了的一种建筑，而且是专门为天子宣明政教、配祀上帝而用的最高等级的祭祀类建筑。

2 明堂礼制的发展

“明堂”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叫法。夏 “世室”，商 “重屋”，直到周代才称为“明堂”。

历来各朝代因其存在时间的长短、政权的稳定、思想的统一、国力的强盛与否等因素，决定着明堂辟雍的建成。

2.1 明堂礼的初步发展期

我国儒家明堂礼的经典当属周公明堂礼，有关该明堂礼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孝经》、《吕氏春秋》、《周礼》等史料。

秦代因为建国时间较短，且战事纷乱，故而未暇建设明堂。

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依托古制，大力推崇周礼，任命刘歆等人在长安修建明堂建筑。据记载，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王莽“祫祭明堂”，之后又在长安明堂合祭天地，并且行大射礼、养老礼等，希望以此来恢复许多西周明堂所具有的功能。直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被杀，长安明堂被毁，西汉明堂礼也就此告一段落。

东汉建章三年（公元27年），光武帝命人在洛阳城建成了明堂。这一时期的明堂形制没有采用周公明堂，而是采用了公玉带《黄帝明堂图》中的简朴式样。《大戴礼记》记述云：“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 ]”。

永平二年（公元59年）正月辛未，汉明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 ]”。明堂礼成，皇帝又登灵台“望云物”。可见，东汉明堂礼制尚未形成单一功能的祭祀礼，与灵台、辟雍教育、养老等功能密切不可分割。

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汉章帝东巡泰山时，“壬申，宗祀五帝十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阳明堂祀[ ]”。

总之，两汉时期明堂礼制发展并不完善，尚处于明堂礼制发展的初步时期。这一时期明堂礼的功能还没有形成单一的祭祀功能，而是与封禅、养老、教育等功能密不可分。由汉武帝时期的独创的明堂形制与明堂礼，也逐步与经典的儒家周公礼相吻合。进而说明儒家思想对明堂礼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强，明堂礼在此时初步发展。

2.2 明堂礼的整合期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分裂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此时的中华文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大融合的历史时期，由两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发展成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南北的分治、民族的迁徙、胡汉文化的交融，带有时代烙印的“明堂制度”逐渐呈现出分散支离、各自为政的特点。

三国和晋代各国都没有建设明堂。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不仅曾一度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而且是同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受汉化影响最深的国家，因而，对于明堂这类汉文化的代表性礼制建筑的建设也是大规模建设的。

北魏学者李谧在他的《明堂制度论》收录了各家对于明堂制度的观点和看法。文章中，李谧不仅进行了中肯的描述和批评，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外贾思伯、封轨、袁翻也都有关于明堂的论述[ ]。

北齐、北周都未建明堂。

南朝各代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的“天赋皇权”，都要建一座横面宽大一些的大殿，用以替代明堂，而其本质实际上就是一座太庙。但是其形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明堂礼制的祭祀对象、配享对象等制度受王肃或是郑玄的影响较大，逐步摆脱封禅、养老的功能，渐进想单一的祭祀功能转化。然而此时的明堂礼制的理论论争不断，明堂礼制尚属于整合期。

2.3 明堂礼制的繁荣期

隋代虽然多次提出建设明堂，但是由于明堂形制的“五室”、“九室”之争不断，以及与高丽的战争纷扰，最终无暇修建。

唐代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分别提出修建明堂。然而，由于“五室”与“九室”的争议，以及对高丽的战争，最终未能建设。高宗即位后，又拟建明堂。然而儒臣们各执己见、争论不休，高宗只好作罢。此后武则天执政，她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同时也是出于让武氏列祖配飨天帝的需要，因而不再理会儒臣们的争论，决定“自我作古”。下令拆毁东都洛阳隋代建的乾元殿，并在此地基上建设新的明堂。直到唐玄宗执政时期，儒臣们才纷纷指出武氏洛阳明堂的不合古制。故而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7年）下令拆除明堂第三层建筑，再度改回为乾元殿。

之后唐代衰落，也再没有人提议修建明堂。

直到北宋末年，才再度议立明堂。徽宗在总结古制后，于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下诏曰：“联益世室之度，兼四阿重屋之制，度以九尺之筵，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四户以合四序，八窗以应八节，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九阶、四阿，每室四户，夹以八窗[ ]。”徽宗认为这种明堂形制“于古皆合”。

元代没有明堂。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财力的增多，明清两代的宫室建筑设施日臻完善，已经没有修建明堂辟雍的必要。而是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修建能体现明堂辟雍各种不同功能的单体建筑。

3 结语

综上所述，明堂的建设史实际上也是明堂建制的争议史。追本溯源，查至远古均无法论证明堂形制应采用“五室”，亦或“九室”。其实这些不同门派的争议，无非是想标新自己，实际上均无确凿的依据。正如《旧唐书》中记载的唐初大学者颜师古在给唐太宗的奏章中说的：“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苟立同异，竞为巧说……进退无据，自为矛盾[ ]。”又云：“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若姿儒者互论一端，久无决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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