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需要“行头”

十年之前，贺卫方先生在《正义的行头》一文中，详述了法袍、法槌乃至假发等这些西方司法审判中的“行头”，对于彰显司法正义的意义。这之后，在法学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国的法官们终于在争议声中脱下肩章大檐帽的制服，换上了中国特色的法袍，郑重其事地拿起了法槌。而今，几年过去了，这一“行头”与国际的接轨依然走得并不顺畅。

日前，网上的一组照片又让我们看到了这极不和谐，却又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一幕：法官当庭拿着手机窃窃私语，书记员则叼着烟卷烟雾缭绕，而其中一名女法官的一身艳丽的红色便装，更是给庄严肃穆的法庭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在国徽、法槌的映衬下，显得“鲜艳夺目”。这不是大学法律系的模拟法庭，也不是影视剧的拍摄现场，而是真实地发生在四川省西充县法院的庭审过程之中。

不爱法袍爱便装，不听陈述听手机，视法庭如街市，视庭审如儿戏。据说这种现象，在一些“粗犷”惯了的基层法院的法官们中间并不鲜见，以至于律师和当事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发短信、接电话、打瞌睡、看报纸、掏耳朵、抠鼻孔、当庭更衣、迟到缺席，可谓花样百出。群众有看法，但却没有办法，谁让他们是主宰审判的法官呢。法庭上案件当事人或律师，可能因为随意走动、大声喧哗等违反法庭秩序的行为被逐出法庭，甚至被课以处罚，而对于主持审判的法官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约束了呢？其实，关于庭审时法官的仪容仪表、言行举止方面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1年的《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第1条）；“法官应当严格遵守各项司法礼仪，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第31条）。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下发了《法官行为规范（试行）》，明确而详细地规定：“开庭时按规定着法袍或者穿制服”；“不得使用通讯工具、在审判席上吸烟等”；“集中精力，专注庭审，不做与庭审活动无关的事”等等。表面上看，法官不遵守法庭礼仪是个人素质不高、自律不够的表现，实质上是法官缺乏对于自身职业的尊重,缺乏对于法律本身的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而这种信仰，首先必须是来自于法律人，尤其是法官的信仰，并体现在法庭内外的一言一行的细微之处。

与那些司法不公、相比，类似的司法行为瑕疵或许只是个人小节问题，这点“芝麻琐事”似乎不值得拿到桌面上来讲的。然而，司法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活动，是一个彰显神圣和权威的过程，司法审判必须依赖文明庄重的仪式来体现这种神圣与权威。这种仪式在世界各国都有着明确的规范，这就是司法礼仪。西方的一些国家，司法活动中会戴假发、穿法袍，体现的就是一种庄重、神圣。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力，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特殊社会群体。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良好的司法礼仪，会无声地影响着案件的诉讼参与人。因为他们对司法最直接的感受，就来自法官的言行举止，法官一个细小的行为，都会使他们产生或改变对司法的理解和对案件的看法。西方有法谚云：法官是“仅次于上帝完美的人”。在完善的法治社会里，法官实际上是一种极具神圣品质的职业，而这种高贵职业的特性，离不开法官自己的自尊自律。作为司法者的法官，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要体现法的精神，保持庄重、文雅、得体、大方的仪容举止，把司法礼仪浸透于自身的血液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体现出公正与文明。

“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法官的服饰着装,言行举止,精神风貌,这些正义的“行头”，司法的细节与小节,直接关乎老百姓对于司法公正的理解。司法的公正与文明，不仅仅是制度设计上的“宏大叙事”，更潜伏于司法行为上的“细枝末节”。正义需要“行头”，普通百姓正是通过这些来感知正义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