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明初佛教政策下的灵谷寺

［摘 要］灵谷寺作为南京著名的寺院之一,也是明代三大寺院之一,在明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考察灵谷寺在明初的僧人成分、经济来源、寺庙建筑等方面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家对于佛教的态度,以及明初佛教政策下的寺院概况。

［关键词］明初；灵谷寺；僧人成分；经济来源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3-0167-02

明初是明代包括宗教政策在内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得以制定与确立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制定的各方面政策基本为后世皇帝所遵循,只是有时由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皇帝,在具体执行方面有所偏差。

1 明初的佛教政策

明代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国君主朱元璋早年就曾入寺院为僧,在其建立明朝后,却限制佛教的发展,这两者似乎有所矛盾,但其实不然。朱元璋早年之所以入寺院为僧,主要是因为家贫,对于这一点《明史》有具体叙述：“至正四年(1338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相继殁,贫不克葬。……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朱元璋在云游的三年中到底接触过什么人,做过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回到本寺后不久就投向起义军的举动,则至少证实了朱元璋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及其思想的倾向性。

朱元璋深知佛教在民间的作用和力量,在立国初期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朱元璋是一个爱猜忌的人,由于年轻时有过当和尚的经历,朱元璋十分忌讳听到和佛教有关的词语。另外,朱元璋对于历史上佞佛亡国、毁佛动乱的事件认识较为清楚,他认为：“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几丧天下者,周之穆王,汉之武帝,唐之玄宗,萧梁武帝,元魏主焘,李后主,宋徽宗,此数帝废国怠政,惟萧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杀身,皆由妄想飞升及入佛天之地。”并告诫臣下宋濂：“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妄想长生,末了一场空。”同时,朱元璋深知佛门内幕,了解佛教与社会的关系,限制佛教的过度发展,以防再次出现利用宗教起事。

从国家的政策方面来看,朱元璋创设了严密的僧官制度。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在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职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任免事宜,将住持任免的权力收归中央。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诏“革僧道善世、玄教二院”,举凡佛道诸宗教政令大纲的草拟、寺观名额的赐予及管理、僧道试经给牒、住持缺额补选等职掌,均归礼部所隶之祠部籍领。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创设了“僧录司”,职掌全国佛教事务。

但是,由于朱元璋和佛教的种种渊源,以及统治的需要,在政策上更多的是利用佛教。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在南京蒋山召集僧人开会,为各大寺院选派住持,举办法会,为国家“祈福”。据《明会典》、《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等记载,洪武初,明太祖几乎每年都要率领文武百官在南京的一些大寺院里举办法会,以体现国家对于佛教的重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特地颁布《申明佛教榜册》,“振扬佛法以善世”。

2 明初灵谷寺概况

灵谷寺,位于南京市中山陵东面1.5千米处,原称蒋山寺,在今明孝陵处,钟山玩珠峰之阳。灵谷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是梁武帝为安葬名僧宝访而建立的寺院。唐朝乾符年间,改名为宝公院。宋朝开宝年间(968―975年),更名为开善道场。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又题寺额为“太平兴国禅寺”。其后又改为十方禅院、蒋山寺。明初,据说该寺住持因其中有梁僧宝志大师塔,“前瞻宫阙,仅一重许”,颇为不便,奏请迁之,明太祖立即同意。实际上,蒋山寺迁徙的真正原因是明太祖看重了寺基,欲在其地建设陵寝。寺先徙建于钟山左胁朱湖洞南,功将就绪,有相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刹所亦。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遂命弃之,重新择地于京城东南独龙冈之左,“拓大其规制,令可容千僧”。一年以后,寺成,明太祖赐额“灵谷禅寺”,“为天下丛林之首”。对灵谷寺记载较为详细的是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该书作于明代万历后期,是作者任明代后期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时对南京寺院的登录,大体反映了明代后期南京寺院情况。

明初,南京寺院以灵谷寺、天界寺、报恩寺三大寺为首,由三大寺“就近分统各寺”。其中,灵谷寺、天界寺、报恩寺、鸡鸣寺、能仁寺五寺的住持又被称作大住持。大寺的住持通常由皇帝亲自任命。至于寺院中的其他僧职,政府并无明文规定,似由官住、住持等自己聘任。明初,灵谷寺的僧人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官吏或官吏眷属；出身于普通家庭,处于社会的中层、下层,出家前业儒、商、农等,贫苦家庭出身、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出家为僧人是灵谷寺僧人的主体；也有一些来源于军、匠、灶等禁止出家之人以及囚徒、逋卒等封建国家所谓的“罪犯”。总体看来,因为生计维艰而出家是主要原因。

寺庙经济是寺庙独立存在的基础,由于明初统治者对寺院经济采取了一以贯之的抑制政策,和灵谷寺(蒋山寺)相关,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1)洪武五年(1372年)七月,明太祖下令,“把那天禧寺、能仁寺两处应有旧日常住田地并寺家物件都入蒋山(寺)砧基簿内作数,永远为业,收的钱、粮等项听从蒋山寺支用”；

(2)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下令徙建蒋山寺,改赐寺额为“灵谷寺”,“命度僧一千名,悉给与度牒,赡僧田二百五十顷有奇”；

(3)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明太祖“钦拨天界寺田粮三千石,并蒋山寺田粮四千石”,“天界寺免他岁收三千石内该纳粮数,蒋山寺免他岁收四千石内该纳粮数”。

由于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赏赐,灵谷寺占有大量公田,占有公田达34393.58亩,为当时各寺公田总量的47.75%,几近一半。

有明一代,灵谷寺僧人多若恒河之沙。随着时间流逝,绝大部分僧人事迹已经湮没无闻,唯极少数“名僧”在史籍中留下雪泥鸿爪,为后人所知。清浚,字天渊,俗姓李,黄岩人。幼颖敏,依径山寺古鼎铭,受印可,诸方争以得之为重。洪武四年(1371年)至南京。朝廷设普度大会,受命升座说法,据说“感佛放光”。不久,还四明。后召补右觉义,明太祖“亲制诗十二首以赐之”。二十年,受命住持灵谷寺。他能诗善文,宋濂称其诗“味冲淡而气丰腴,得昔人句外之趣”,其文“皆珠圆玉洁,而法度谨严”,“传之禁林,禁林诸公多叹赏之”。他又精于地理学,所裁舆地图,“纵横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也为宋濂所称赞。

3 对国家的影响

作为政府直接管理的大寺,灵谷寺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灵谷寺是明代国家、贵族、官僚等举办法会等宗教仪礼、为封建统治者祈祷祝福的场所。“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钦奉圣旨,于蒋山禅寺水陆会中升座。师云，……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报国恩。钦惟皇帝陛下,英武仁圣,削平海内,子育兆民,……特赐银帑,命善世院就蒋山禅寺修建冥阳水陆大斋一昼夜,于中作诸佛事,……今日圣恩,令臣僧梵琦于此升座,……恩重须弥何以报？祝延圣寿万斯年”。明成祖也曾经编造神话,声称其在灵谷寺祈祷而塔影应现。寺僧们也卖力附和,说得活灵活现,神乎其神,不由得不让人相信。明成祖为此专门撰写《御制灵谷寺塔影记》。

此外,作为全国的大寺,灵谷寺还为大批僧人提供了生活和修习的场所。洪武年间,蒋山寺先移于朱湖洞南,“有为宅地形只学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刹所宜”,明太祖遂命舍旧址而另择,“拓大其规制,令可容千僧”。后人称,“灵谷寺原系护卫陵寝,有旨赡僧千人,似难擅议”。看来,灵谷寺在明初赡僧千人并非停留在明太祖的诏令中,也是实际情况。

寺院最突出的作用表现在文化方面,作为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寺院文化起着传承、传播的作用。《灵谷禅林志》记载,该寺有画廊一百四十八间,“皆绘如来历劫、出世及大士源流、诸罗汉缘因”,其中有二十八幅为著名画家吴伟“亲笔”。后灵谷寺遭火灾,尚存吴伟画壁三堵,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严嵩有诗咏之：“回廊古壁留名画,坠叶冷风助梵音。”

灵谷寺作为南京,乃至全国的著名梵刹之一,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见证了无数朝代的兴衰,其最兴盛的时代当属明代。明初国家制定的宗教政策在灵谷寺的发展历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寺庙成长为南京三大寺之一。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太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朱元璋文集.四库全书［Z］.文渊阁本.

［4］ 明太祖实录［Z］.洪武四年十二月戊申条.

［5］［明］徐一夔.始丰稿.卷11敕赐灵谷寺碑［Z］.

［6］ 释可浩.重修宝公塔记［Z］. 金陵梵刹志.

［7］钦录集［Z］.金陵梵刹志,卷2.

［8］［清］谢元福.高僧［Z］.灵谷禅林志.

［9］ 护法录［Z］.送天渊禅师浚公还四明序.

［10］水陆升座［Z］.楚石梵琦禅师语录.

［作者简介］吴元(1986―),河南安阳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