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赢椿:蜗牛慢吞吞

守弱

朱赢椿先生刚刚丢掉拐杖。此前，他在南京师范大学里散步时一脚踏空，摔倒了，胫骨骨折，休养了半个月才痊愈。他将这善意地理解为上天的再次提醒：慢下来。

其实，和他一样慢的中国人已经少见。他从21岁起在这所有“东方最美校园”之称的大学里求学、工作、成家、观看植物四季中的变化，21年间从未离开。同一个农耕时代的人那样，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夏天早上4点钟起床，冬天早上5点钟起床。早饭后在校园里散步，6点到9点留给自己独处，泡一壶茶，摸一摸古琴，然后发呆，“像农村人家打扫院子一样，‘扫心’”。

朱赢椿是个活得古典的人，这体现在形象上——一身修道士般的长袍、戴围巾、鼻子上架一副暗红色圆框眼镜，也体现在他对自然的特别偏好上，不仅欣赏其美，还从中觅得安身立命的准则。为了避让门口一棵古朴老树的枝桠，他不惜让工作室“随园书坊”的屋顶生生缺了一角。在屋子里，他曾先后与一只流浪猫、一只蜗牛、两只小老鼠、两只三黄鸡、几尾鱼和若干只蚂蚁共同生活。他追踪蚂蚁，观察蜗牛，在雪天携带一灰一白两只小老鼠走进原野，记录下它们的故事，把这些流动的影像绘制为静止的书——《蚁呓》、《鼠述》、《蜗牛慢吞吞》，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有大篇幅的留白，朱将这视为对读者参与的邀约。不过并非所有读者都会买账。有人拿着绘本《蜗牛慢吞吞》到书店退货，责怪这本书前6页“印重了”——事实上，那是蜗牛探出一只触角、两只触角，“我告诉他们，你太快了，要有点耐心。”

很难说他和他饲养的动物，谁才是这个园子的主人—它们有时会让他倍感尴尬。比如，从医院讨来的老鼠很快由两只繁殖到十几只，味道很大。医生建议他用“颈椎脱位法”：一手拎头一手拎尾巴，一拉就死掉了。“怎么可以这样。”朱赢椿拒绝处死这些小生灵，即便是安乐死也不行，后来他把它们分送朋友的孩子收养。

他向我展示了摆在天井的一本书，封面材料采用了红绿色相间的防滑垫。这是在为他策划出版的《语录杜尚》做材料实验，“室外晾上个四五天，看看会不会裂。”这位已故法国艺术家曾经将男用小便池当作艺术品展出。朱赢椿推崇他的这句话：“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朱赢椿工作室沙发后面的匾额上写着三个字：“平为福”。“我不是一个逞强的人，是一个守弱的人。”为了解释清楚，他开始背诵《道德经》中的一段：“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不裁

朱赢椿的童年在凋敝的苏北农村度过，与田间地头的小动物为伴，周围很难见到带字的读物，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是《怎样栽桑养蚕》，他临摹书中的插画，又将它们贴上墙。1995年，从南师大国画系毕业后，他把作品卷成筒背在身上，踏遍南京的中学去找一份美术教师的工作。没人要他，最偏僻的地方也不要。恰好南师大在那个时候成立了出版社。朱赢椿找到社长，告诉他：“我别的都很好，就一条不好，我家里没人。”这位正直的领导先是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争取来名额让他得以留校。

此后10年，朱赢椿和所有同行一样熬夜、加班、比稿。作为这家出版社唯一的美编，他要为所有教辅书设计封面，高考、小升初、英语辅导每个月做几十本。直至有一天，他到样书库里取东西，推开门后惊呆了，里面密密麻麻堆满了10年来自己所设计的东西。他倚着门框，问自己：这些书有几本能够留下来？这10年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只不过这个声音太微弱了，也许只能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但当第二天太阳升起、周围的人涌上大街的时候，又被暂时地忘掉了，我想都市人都是这样。”

这成为朱赢椿的“决定性瞬间”，之后的又一天，他找到出版社领导，说想自己出来开工作室，领导答应了，但附加了苛刻条件：社里的活儿不能少做，工资停发，按件计酬。每本的报酬少则100元，多则二三百。

他给工作室取名“书衣坊”（随园书坊前身），取意“为书作嫁衣裳”。刚开业时举步维艰，朱赢椿一度吃睡在工作室里，接的活儿多半还是教辅书。2004年，他接手的一本名为《人文江南关键词》的书成为其职业生涯的拐点。

市面上同类书籍已有很多，出版社对这本书并不看好，只同意小批量生产。朱赢椿要求纯手工粗麻线装订，但大印厂嫌利润微薄不愿接，他只好找了一家业务清淡的小印厂。几天后，厂长建议他另找厂家，厂长带来的样书满眼瑕疵——麻线装订歪歪斜斜，老式机器压力不够，导致墨线不匀，尤其是裁切机的刀刃老化，切边不齐。朱赢椿反复端详这个不合格产品，竟渐渐心生欢喜，索性强化缺点，用这些瑕疵作为设计元素：印刷机用老式单色机，造成油墨自然不匀，切合古书刻本的斑驳肌理。破坏老式裁切机的刀口，越钝越好，切出来的书的切边呈不规则状，每一本都不重样，让人禁不住用手指轻轻摩挲。这本书上市后连续加印3次，被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评为当年“中国最美的书”。

凭借这次获奖掰正身份，朱赢椿和书衣坊的选择余地多了起来，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设计陆续开始找上门。2006年，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打算将博客文章结集出书。朱赢椿把这本书做成书页封起来的毛边本，并且在环衬上附上一把纸质模压小刀，读者阅读时需要边看边裁，借此收获一种短暂的等待和喜悦。这本书最终定名《不裁》，既有“小女子不才”的谐音，也有不加修饰之意。2007年，《不裁》获选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世界最美的书”奖项。这个活动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德国国家图书馆和莱比锡市政府联合举办，每年吸引几十个国家的图书设计师参选，是书籍装帧行业的最高奖项。但是现在的朱赢椿已经不愿谈论《不裁》，“那本书有点作，太抢戏。”他曾私下询问过一些朋友，发现九成以上的人都没有看过书的内容，单是为了装帧才买下。

拒绝

成名后，朱赢椿白天几乎无暇工作，他要接待来自天南海北的访客。几乎每个客人都会用“我是第一次来南京”作为开场白，他听了只有奉茶、请上座，陪着清谈。“我是一个不懂拒绝的人。”

但他不得不学着拒绝，因为蜂拥而至的东西实在太多：素不相识者的登门拜访、媒体的采访邀约、朋友和官员点名做书的请托。其中最难的或许是“大干快上”的利益诱惑，他给自己划下道来：一年只做10本书，设计前先通读文本，不能被打动就不做。

拒绝并不容易，朱赢椿害怕与人发生正面冲突。这个42岁的男人平生几乎从未和人吵过架、红过脸。绘本《蜗牛慢吞吞》第一版8000本印出来，图片颜色不达标，面临全部销毁的命运，他异常生气，最终却委托一位朋友去同印厂交涉，理由是自己去的话，免不了冲人发火。这个好好先生为自己的性格感到苦恼。“这样不好，太优柔寡断。”

至于一年只做10本书，他不把赚钱当回事儿，前提是要养活工作室的员工们。2012年，他花半年时间设计出的随笔集《一个一个人》被评为“中国最美的书”，而全部报酬只有5000元。事实上，他收到的最高一笔设计费也不过两三万元——拜不景气的书业所赐，书籍装帧是平面设计中利润最薄的一块。

朱赢椿不混圈子，更没兴趣和标新立异的同行打交道，一次做客广州顶尖设计师沙龙，听着身边人开口动辄“接了多少多少万一个大单”，他感到如坐针毡，悄悄离席溜去书店翻书了。

朱赢椿喜欢袁枚，这位清代性灵派文人生性疏淡洒脱，于壮年辞官，隐居随园，优游自得，不复出仕。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袁枚以广收女弟子闻名于世，而随园书坊仅有的6名员工也全是女生。对于聘用员工，他有几条规则：女性，南京本地人（无租房压力），家境殷实（父母不缺钱）。因为怕耽误人家赚钱养家，他“撵走”了所有男性设计师，让他们把原有的客户业务带走，并对这些客户说找我也是他们做，而且更贵。

工作室管理松散，甚至称得上情绪化。例如，和甲方拟定的合同没有明确的截稿时限。“你可以口头告知日期，我来掌握。”朱赢椿说，“但不能落到纸面上，我会害怕，怕人催。”

快餐、快递、快客、快印、速配、闪婚……在朱赢椿看来，这个国家过分追求效率和速度，而慢的乐趣正在失传。走在校园里，能感到周围人的脚步匆匆，有时自己的名利之心也不免被激起。2011年，校方对已经当了15年讲师的朱赢椿许以硕士生导师的头衔，只要填完一张职称申报表，填到一半，他把表撕了，写信谢绝了这份好意。“上面格子密密麻麻，全是论文数量、教学任务、发表作品……这是又一个名利枷锁，填了，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他说，人生就像蜡烛，他更愿意烧得匀、烧得长。朱赢椿不上网。他不愿被稍纵即逝的新闻分散精力，另一个原因是害怕听到非议和批评。《蚁呓》上市后，一篇名为《朱赢椿：做书是要有良心的》的文章指责他：“森林资源如此紧张，木材和纸张那么紧缺，你做一本书不到2000字，80%是留白，这也配叫书？”朱赢椿像犯了错误一样不敢吭声。2008年的德国莱比锡图书博览会上，这本书获“世界上最美图书特别奖”。

在4个多小时的采访里，朱赢椿未曾数落任何人的不是，他只愿意表达自己。当我提出请他谈谈厌恶什么样的设计时，他岔开了话题：“我买书从不看设计。”遇到实在看不过眼的，他会扯下封面，这是他罕见的决绝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