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子和学术思想对其他医学流派的渗透与影响

【摘要】 以张子和学术思想为主线， 分析 了金元四大家相互的学术传承与渗透情况；讨论了其对明清温病学兴盛所起的启蒙作用；其攻邪 理论 与“百病生于郁滞”论，成为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理论渊薮，对后世中外医学流派的形成与 发展 均有重要 影响 。

【关键词】 张子和 学术思想 医学流派

张子和（1156～1228年）是“扁鹊学派”与“黄帝学派”这两派交融的重要人物。［1］金、元之际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流派又一次建树与纷争的重要时期。以张子和为主线，对金元四大家之间学术承受与渗透的关系，作大致的分析，将他们学术之异同略作比较，必有助于对勃兴于这一时期的学术争鸣的理解。张氏之学，对后世的中、外医家惠泽极深，尤其对明清温热病学派的创立影响很大，对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的主要理论与 治疗 方法 ，亦堪为肇端。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医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均有不可估量的催化与推动作用，它引导人们从中获得理论依据，吸取治疗灵感，其魅力长盛不衰。

金元四大家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金元四大家分别代表了火热、攻邪、补土、滋阴四个不同的学派。子和阐发河间“六气皆能化火”论，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2］之说。其攻邪三法，深得河间“拂热郁结”，“玄府结涩”等病理观的启迪，选方推崇河间所制双解、通圣、益元诸方，用药苦寒凉。《金史》认为“其法宗刘守真”［3］。故近人任应秋先生径将其划归于“河间学派”，可见子和受河间之学影响颇深，从学术源流分析，似乎是河间之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从张子和的病邪理论，气血流通病机论，攻邪三法的治法与方药，与刘河间并不完全一致，以河间所倡“降心火补肾水”之治法为例，子和治病亦每论及此法，实际上是用攻邪三法攻逐火郁湿滞，以 交通 上下，达到既济心肾，虽提法相同而实质则异。所以任应秋氏也承认：“是河间之学传至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4］

与子和同时的李东垣(1180～1251年)治病着眼于饮食劳役内伤，而子和主张邪入化火，停湿为滞，二者视角不一，故主攻论补相左。但两人于脾胃病的调治在某些方面较为相类，这是一般人都忽略的事实。子和论攻，每谆谆诫人不可“用过药泻脱胃气”，其言脾胃：“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壅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儒门事亲》卷十二所录调理脾胃类方，如枳术丸、桂苓白术丸(散)、白术调中汤、小槟榔丸、瞿麦散等20余方，几与东垣《脾胃论》枳术丸以下所列诸方大致相酹，与《内外伤辨惑论·辨内伤饮食用药所宜所禁》中所录19方足以相匹。有人说张子和曾针对东垣之法，有不以为然之说：“奈何中州之医不善扫除仓禀，使陈而不去也。犹曰：我善补。大罪也。”此真无稽兴波之言，“中州”应指中原一带，东垣行医于河北，则可知子和乃指河南一带俗医而言。考东垣二书刊于宋·淳佑年间(1247～1249年)，此时子和已故去20年，子和之书在麻氏死后尚未行世，则东垣亦未曾可能读到子和之作，两人在学术上是同时独立发展而各领。虽然二者地理环境略有不同，但 社会 背景及气候、疫气传染等流行病学因素，则应是大体相同，他们的学术观点相异，则应从二者思维方法、辨证角度、学术渊源等方面综合探讨。

至于朱丹溪（字彦修），则受刘、张、李三人余泽甚厚。元·戴良说：“元之混一，三人皆已物故，而所著书始见于江南，读其书而得其学者，惟金华朱彦修、许昌滑伯仁。而彦修、伯仁之于医，以人之有余也，则用疏利之剂以泻之；人之不足也，则用温平之味以补气，盖称停三人之意，而不滞于一也。由是彦修、伯仁之名，日重于当时，其视三人之在金，若无异焉者。渊源之懿，何其盛哉。”［5］可见丹溪是善于吸收三家之长而为己用者。子和论“相火”，以为：“盖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出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津液竭焉。”提出了“相火”常、变不一，生理病理表现二致的“相火”模式，主张“相火”寄于肝、胆、心包、三焦。治疗上，仍着重外来火热邪气郁拂为病，以缓来者称为“相火”，暴起者命为“龙雷之火”，分别处以宣泄郁拂及从治之法。朱丹溪则侧重于内在火热的化生，认为相火为肝肾二脏所司，复分属于心包络、膀胱、三焦、胆腑。其常为人身动气，其变为元气之贼，相火虽一，常、变迥异，遂完成了“相火”的基本概念界定，并为滋阴降火治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子和以邪入致“火”“湿”郁拂，气血滞流为主要病机，这对丹溪以“气血痰郁”为病机治疗杂病有很大启发。只是子和以攻邪三法以通郁滞、流气血统治诸疾；丹溪则更进一步分析郁滞的详细病因、病机，以气、血、痰、热、湿、食六郁分别论治，使杂病的辨治更上一层楼。张子和对“二阳病”病机分析及论治三步骤［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给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提出及治法很有启迪。张氏所擅长的攻邪三法，丹溪运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治验颇多。丹溪的“倒仓法”将人之所畏的吐法，改造成吐不伤正，补中达邪，有吐之功效而无吐之弊病的治疗方法，他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名言，进一步发展了张子和的攻邪理论。丹溪虽为滋阴派，但他综合融汇了金元诸大家之精髓，对后世杂病论治影响极大，在后世“杂病用丹溪”之说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种种烙印与痕迹。

对温病学派的启蒙作用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流派形成，尤其是刘河间的火热论与张子和的攻邪论，对温病学的开创，起了指导与催化作用。元、明医家有“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之说。明清之际，温热成疫，温病学派遂由蕴育走向成熟。温病学派可说是由河间学说派生，张子和亦属河间一派传人。但在这个 问题 上，有关学者似乎论及不多，仅言子和门人常德《伤寒心镜》“力言寒凉药物发表攻里的优点”［6］一句带过。究之《儒门事亲》，曾记有“元光春”(1222年)、“泰和六年”(1206年)、“泰和间”(1201～1208年)、“岁在丙戌”(1226年)救治温热病流行的情形。张氏自述，“余用此药(双解散)四十余年，解利伤寒温热中暑伏热，莫知其数。”他认识到热病的流行与“多故之时，荧惑失常，师旅数兴，饥馑相继，赋役既多，火化大扰”的 社会 环境密切相关，指出出疹性热病“时与伤寒相兼而行”，并有“惹疮疱传染”的特点。对小儿出疹性热病，张氏拟凉膈、通圣诸方辛凉解散，白虎加人参汤辛寒疏泄，调胃承气、凉膈散等方辛凉清泄；对温毒发斑，“轻者斑红，可用越桃饮子，重者斑紫，毒气胃中盛也，大青四物汤，玄参升麻汤主之；潮热腹满者，谓热邪在胃中也，可以荡涤邪热，流湿润燥，宜急治之。”其清热解毒、凉血化斑、清胃荡涤的 治疗 步骤，已与后世温病治疗原则几无大异。他的攻邪之法，对攻逐温热病邪，截断传变途径，顿挫疾病病势也有积极的作用。他的六气从“火”从“湿”论，对 分析 温热与湿热亦有一定借鉴，许多温病学家都从子和处获益匪浅。

吴有性是深受子和攻邪学说 影响 的温病学派医家，他说：“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人，未有不由窍而出。经曰：未入于腑者，可汗而已，已入于腑，可下而已。麻征君(实指《儒门事亲》)复增汗吐下三法，总是导引其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舍此皆治标云尔。”［8］他对邪正双方的攻补关系，也持与子和一样的态度：“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羸，庸医望之辄用补剂，殊不知无邪不病，邪气去，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不复也。今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8］张子和攻邪三法，从仲景治伤寒移作治疗杂病，吴有性又借之以用于治疗温疫，“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8］尤其是对下法的运用，其“逐邪勿拘结粪”之说，深得子和心法。他认为，攻下泄热逐邪，用于“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8］这正是子和“勿滞仲景纸上语”的体现。故后人评价吴有性“俨然一张子和”，洵非虚语。

张子和的学术观点与治疗 方法 ，对温病学派诸医家亦深有影响。例如：他扩大攻邪三法的内涵以施用于临床赅治百病的思路，就得到清代俞根初的赞同：“余谓发表不但汗法，凡发疹、发斑、发?、发痘，使邪从表出者，皆谓之发表。攻里亦不仅一下法，凡导痰、蠲饮、消食、去积、通瘀、杀虫、利小便、逐败精，使邪从里出者，皆谓之攻里……邪去乃正安，故逐邪以发表攻里为先。”［9］对子和邪入生郁，食疗补虚之论亦大为推崇：“凡伤寒病，均以开郁为先，如表郁而汗，里郁而下，寒湿而温，火燥而清，皆所以通其气之郁。病变不同，一气之通塞耳。塞则病，通则安，无所谓补益也。补益乃服食法，非治病法。”他发挥子和之说，真是淋漓畅快。

张氏对在外感热病病程中，每见“内水涸竭，烦燥转生，前后皆闭，口鼻俱干……遍身无汗”之症，主张“听其所欲，冰雪凉水连进数杯”，以救其胃津，他指出：“若禁饮水，必内竭，内竭则燥热生焉。”主张攻邪之后，西瓜蜜雪冰水时时饮服，使“水入于经，其血乃生”。温病大家叶天士对温邪气分留连，创益胃透汗之说，王孟英释述其治疗机制为“益胃者，在疏瀹其枢机，灌溉汤水，俾邪气松达与汗偕行”［10］，而命名西瓜为“天生白虎汤”，梨汁为“天生甘露饮”，甘蔗为“天生复脉汤”，以之甘濡养胃，应是子和之法的 发展 。尤其是王孟英著《随息居饮食谱》一书，更是子和食疗治病补虚之薪传。

张氏论小儿出疹性热病，倡“白虎加人参服之勿辍”，“以寒凉药舍死救之”之论，启发余师愚大剂石膏攻泄疫疹的用药 治疗 思路。张氏收录的“治疫仙方”，乃清·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升降散十五方之祖。张氏《金匮五泄十全治法后论》以湿邪相乘五变，论述了湿邪为病，变生霍乱、肿蛊、洞泄、注下、腹胀、肠鸣、脏毒、乳痔、肠风等25症，认为“泄亦四时伤寒之一也”，具有“若无湿，终不成疾”，“病形一变，必致大误”的特点。这对温病学家论治湿温也极有启迪，故吴鞠通说：“瑭所以三致意者，乃在湿温一证，盖土为杂气，寄旺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变证也，则有湿痹、水气、咳嗽、痰饮、黄汗、黄疸、肿胀、疟疾、痢疾、淋证、带证、便血、疝气、痔疮、痈脓等症，较之风火燥寒四门之中，倍而又倍。苟非条分缕析，体贴入微，未有不张冠李戴者。”［11］王盂英还说：“亘古以来，善治病者，莫如张戴人，不仅以汗吐下三法见长也。”［10］说明子和于攻邪三法之外，启发后人之说，有益世人之论，厥功甚众。

张子和的攻邪 理论 及临床经验，突破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治疗 规律 ，为明清以来温病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甚至可以认为，张氏继河间之学，为温病学的成熟 发展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说明清以降温病学的发展如中天之日，那么，刘河间、张子和则是破晓的初缕朝暾。

对日本汉方医的 影响

日本汉方医学渊源于 中国 中医学，它与中医学基本属于同一学术体系，一方面不断地吸取中国中医学的成就，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日本 社会 、环境、体质、风物人情等具体情况，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显著日本民族特点的汉方医学。15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在我国金元医学流派的影响下，也开始出现不同观点的医学派别。明治以前，日本汉方医大致分成后世派、古方派和折衷派，并一直持续至今。虽其学术观点各有差异，且与我国 现代 中医理论体系已大不相同，但从其发展源流来看， 历史 上存在的几种主要学术观点无不附有浓厚的金元医学家的理论色彩。现仅就与张子和攻邪理论，百病生于郁滞论，六气病机“火”与“湿”论及食疗补虚学说等有关的学派，扼要简述。

1.“一气滞留”说

日本江户 时代 中期，被称为日本“古医道之开山祖”的后藤艮山(1659～1733年)，倡言“一气滞留”说。这是汉方医学最早的较完整的病因学理论。艮山说：“凡欲学医者，宜先察庖牺始于羲皇，菜谷出于神农，知养精在谷肉，攻疾乃藉药石，……而能识百病于一气之留滞，则思过半矣。”他认为：“凡病之生，受风寒则其气滞，伤饮食则其气滞，伤七情其气亦滞，皆气郁滞所致也，元气郁滞则经络腠理闭塞，病根深伏。”这种病理观同子和邪入生滞，致生百病的论点是一致的。艮山治病强调内伤以饵食温养，外伤则以药物攻击，尝谓：“药者毒物也，为邪伤而备，岂有真元虚脱、肌肤血脉枯悴而以偏性之萎草以为补益哉!而宋以后诸家不知此理，辄云补虚，令虚乏人服药，而天然大补之品肉味饵食却予禁制，则百无一生，岂不哀哉。”在药物疗疾与食疗养正的治疗观上，秉承了子和的一贯主张。艮山的治法纲要，主要是根据气机留滞的不同部位祛除病因，而使元气流畅。虽然其用方与张氏不尽相似，但张子和“惟以气血流通为贵”，“贵流不贵滞”的治疗思想，对日本汉方医有极大的影响，后藤艮山氏之子椿庵、孙慕庵、门人香川修德、山胁尚德等，皆扩充其说，在他们的医学著作《师说笔记》、《病因论》、《救弊医话》中，详尽地阐述、发扬了这一学术观，成为日本汉方医中著名的“后藤流”医学。

2.“万病一毒”论

江户时代的吉益东洞(1702～1773年)是汉方医古方派鼻祖。他崇尚仲景《伤寒论》，一生致力于《伤寒论》医学的日本化。汤本求真喻其为“日本的张仲景”。东洞的“万病一毒”说，原为纠正后世派“补血益气”泛滥成灾的时弊而发，这与张子和提出攻邪三法的社会背景极为相似。东洞推崇《伤寒论》，擅用汗吐下三法，他说：“疾医为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矣。”(《古医书言》)对攻与补的辨证 分析 也与子和同出一辙，他认为：“医之于术也，攻而已，无有补矣。药者，一手攻焉者也，攻击疾病矣。《内经》曰：攻病以毒药。此古之法也。”“药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虽能拔邪气，而不能补精气也。”“病者，毒也，以草根木皮解其毒，则疾病尽去而已矣。”东洞的医学观点与子和学术思想十分契合，这些观点在文字表达上都极为相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喻东洞为“日本的张子和”也不为过分。在治疗 方法 上，东洞认为《伤寒论》论不可取而方可用，在“万病一毒”说的基础上创立了“方证相对”说，致力于《伤寒论》方证的日本化，而其理论则应是从子和攻邪学说诸论脱胎而来。至于东洞在诊断上重视腹诊，则成为日本汉方医学诊法的一大特色，值得我们借鉴。东洞以“万病一毒”的病因论为根本，强调攻邪，以临证实用为目的，成为日本古方派之领袖，其学说在日本迅速推广，被人推崇为中兴之祖，至今日本汉方医还以古方派占绝对优势。

3.“气血水”说

东洞之子吉益南涯(1750～1813年)承“万病一毒”之旨，详气血水之辨。在其著作《医范》、《气血水药征》中，反复论说了这一命题。他认为：“万物皆一毒，药亦毒也。以毒攻毒是医之要道，……气血及水，是为三物，三物之精，循环则为养，停滞则为病。失其常度，则或急或逆，或虚或实，诸患萌起，各异其状。”在病因上，将东洞无形可据的“一毒”一元论，衍为“气血水”三毒，成为一种朴素的原始的液体病理概念。在 治疗 上仍宗《伤寒论》方，其著《方规》阐述仲景治方，并用气血水学说解释《伤寒论》，著成《伤寒论精义》。但其治疗大旨，仍是以攻邪为主，其云：“夫气与水、血，虽养身之物，偏则为害，谓之毒。毒也者，伤害物之谓也，其所毒之物三，而至毒于我则一也，是以谓之一毒，一毒之谓，示治病于攻，而无补益也。”气血水说只论实证，不说虚证，“气”只有气郁和气上冲，不论及气虚，“血”只有瘀血，不论及血虚，“水”只论及水停，而未论及津液不足。其本身就是在东洞祛邪的基础上 发展 起来的，成为汉方医学特有的 理论 之一。

张子和认为，凡病之生必因于邪，邪入生郁为滞，久郁则气化为火，久滞则水停成湿，成为简化病因病机之首倡。这种思维方式及其派生的攻邪理论，随着金元医学传入日本，对日本汉方医“一气留滞”说极有启迪，而“万病一毒”说实际是“一气留滞”的发展，“气血水”说则是在“万病一毒”一元病因论基础上扩展为三毒的多元多角度病因论。它们在学术渊源上有千丝万缕的血缘纽带，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主要理论依据较多吻合，以日本江户 时代 后期古方派主要代表人物中神琴溪(1743～1833年)为例，他对攻与补的理解就与子和一致，他说：“衰元气者，病也；去病而复元气者，药也。无补元气之理，吐症用吐药即是补，应下之病下剂即是补。”在金元四大家中，亦独推崇张子和的治疗思想：“夫吾日本上古之医道不传，不知其故。中古虽传汉土之医道，但多为东垣、丹溪之术，以五行配当相生相克之理以疗病。云甘温养脾胃则疾自去，虽沉疴痼疾，投补血益气辈，大黄畏之如虎。”证实日本古方派在金元四大家中，较多地偏向于河间、子和之说，在理论与实践中与张子和攻邪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 参考 文献 】

1 肖国钢.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探［j］.中医文献杂志，2006，（4）：20.

2 金·张子和.儒门事亲［m］.上海：上海 科学 技术出版社，1959. （后引文未标码者均自此）

3 元·脱 脱.金史·卷一百三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第四版.上海：上海 科技 出版社，1980：43～50.

5 元·戴 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3.

6 萧国钢.儒门事亲 研究 ［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 133～136.

7 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第五版.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120～121.

8 明·吴有性.温疫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33.

9 清·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六经总诀·六经治法［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16.

10 清·王世雄.温热经纬［m］.辽宁：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12.

11 清·吴鞠通.温病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