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1 02:03:56
明代亲王第一陵的时代缩影
在山东省博物馆“明代鲁王馆”内，一件件精美的玉器、宛若流云般的服装、规模宏大的鲁王仪仗，让记者似乎穿越回数百年前的那个时代，感受齐鲁王宫的历史文化。
“明代鲁王馆”展出的是明朝第一代鲁王朱檀墓中的出土文物，展厅陈列面积1000余平方米，展线240米。史料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其23个皇子分封到各地为藩王，朱檀是第十子，封为鲁王。朱檀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出生，15岁就藩兖州，从此兖州即升州为府，辖四州二十三县。朱檀自幼好诗书礼仪，礼贤下士，博学多识，甚得朱元璋喜爱，19岁服丹药毒发伤目而亡，谥号“荒”。葬于邹城市与曲阜市交界处九龙山南麓，史称“鲁荒王陵”。
鲁荒王朱檀是明代众多亲王中第一个薨逝的，其陵寝也是第一个营建的，陵寝的建制和礼制为其他王陵所用。在众多王陵中，鲁荒王陵的占地面积最大，地宫距地表最深，出土文物最完整、价值最高，因此，它也被誉为明代亲王第一陵。
1970年至1971年，由山东省博物馆主持，对鲁荒王陵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仅国宝级文物就多达近百件。这些冠服、仪仗、家具、文房四宝和明器，完整反映了鲁荒王生前的生活。
展厅中，记者看到，这些文物大致可分为：冠服、仪仗、家具、文房四宝和明器。其中，有一件制作华美的冠冕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透过灯光的照射，被玻璃笼罩的冠冕散发出幽深华里的光彩。这就是鲁王的九旒冕，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保存完好的明初亲王冠冕实物，山东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目前，作为文物的垂旒冕全国只有两件，一件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登基称帝时穿的一套仿古冕服中的冕冠；另一件就是这一件。
还有一组阵容强大的木刻仪仗队也令人赞叹不已。该仪仗方阵将朱檀墓出土的397件木俑、16匹马俑、2辂车按照《明史・舆服志》复原组成出行仪仗，在独立展室的中央做展柜突出展示。这432件木俑是当时亲王“甲兵卫士之盛”的真实写照。
王府池子的王宫想象
济南曲水亭街一带，从一个小巷子弯进去，会看到一个方形的池子。冬天泉水恒温18度，冒着一层热气，很多人在里面冬泳。这就是王府池子，又名濯缨泉，属于珍珠泉泉群。泉水从西南侧流出，基本上在户家穿行，流到曲水亭街，然后汇入大明湖。
王府池子附近，保留着不少老济南的民居，黛瓦，石阶，还有木刻的楹联，廊下停着老式的二八自行车，墙根摆着上个世纪的旧书本，墙上还粘着泛了黄的济南老地图……在这里，时间仿佛慢下了脚步，向现代的我们，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
明天顺元年（1457年），明英宗朱祁镇复立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同日封其余四子为德、秀、崇、吉四王。被封到德州的德王朱见为次子，初名见清，因爱恋济南湖山泉水之胜，以德州地方贫瘠，风沙过大为由，要求改建王府于济南，然而这一请求却没有得到明英宗的批准。直到明宪宗朱见深继承皇位后，才批准德王改其驻地为济南。成化三年，朱见来济南就位。
获准改驻济南后，朱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以珍珠泉为中心大兴土木，修建德王府。德王府系在济南城区最繁华的地段――原济南公张荣府邸旧址上扩建而成。德王府亦称“德藩故宫”，为明代济南城中最大的建筑群。它东至县西巷，西至芙蓉街，南至今泉城路，北至后宰门街。据清乾隆《历城县志・故藩》记载：“德府，济南府治西，居会城中，占三之一”。
王府周围有两丈多高的宫墙，府前立有高大的牌坊，宫院四面各辟宫门，正门外有一座砖砌的影壁，影壁后有半圆形围墙，东、西各开一门，即东辕门和西辕门（今珍珠泉大院西侧尚存西辕门街）。德王府内的珍珠泉和濯缨湖为西苑。濯缨湖，汇聚珍珠、散水、溪亭诸泉而成，当时广约数十亩。此外，朱见在大院内还开凿了玉带河，与今珍珠泉大院以西的曲水河沟通，营造了画舫，供自己和他的嫔妃们在濯缨湖游乐。
明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兵入关，攻陷济南府，德王朱由枢被执，后于崇祯十五年正月死于关外，德王世系就此告终。
自第一代德王朱见筑建德王府开始，先后有六位德王相继入住。
后来，德王府被废为巡抚衙门，王府池子被划了出来，流落到民间，正所谓“旧时王府院中池，流落民间百姓家”，王府池子随着世事的变迁，成了老百姓游玩、戏水的场所，徒留下了这个气派的名字。
故宫的隐秘角落――
祝勇：让历史回到常识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作家、山东东明人祝勇近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个深入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恰好落在北京故宫。《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他建立起与古人、传统、经典从容对话的思想境界和话语场景，并弥合故宫与现代之间的鸿沟，使其不再是刻板讲解中的历史遗产，“让人感到故宫的再生”。
祝勇
在互联网思维的时代，故宫怎样既能适应潮流，又不受潮流牵制
2003年“故宫学”概念的提出，使得对故宫的研究，从一个自发、自省的阶段进入到一个自觉的阶段。但只有走出象牙塔，故宫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才能得到认可和实现。
从10年前的纪录片《故宫》，到今天的各种电子应用产品和文创产品，故宫的传播意识一脉相承。但无论手段多么鲜活、与时代同步，它们所展现的不仅是商业诉求，而是文化抱负。故宫需要文化上的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上的，轻松之中见严肃，活泼之中见风骨。
写《旧宫殿》时，故宫带给我更多的是建筑带来的震撼与惊悚――从视觉到内心，一种全面的杀伤力。所以在作品里，我把紫禁城的建筑当作典型的集权主义建筑，不仅抹杀后妃宫女太监的人性，连皇帝的人性也抹杀了。这一主题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也有谈到。比如我写顺治帝，他人生中的困局就是由宫殿造成的，24岁就死了。顺治的命运不是个案，在宫殿中，一代代重演。
但这些年，经历的沧桑多了，对于世界，反而不会看得太冷。所以，批判不能止于批判，批判是为了爱。我不爱集权制度，但集权主义建筑却有它的壮丽。没有集权主义制度，就没有我们眼前这座美轮美奂的故宫，没有这些从历代皇家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中国历史中也曾经分权，比如周代分封，汉初分王，唐代藩镇，带来的却是群雄逐鹿、“七王之乱”、“藩镇割据”的惨烈图景，清朝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分封诸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藩王，但仅过了二十多年，“分封”的恶果就显露无遗，藩王们割据一方，尾大不掉，使藩地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仅侵蚀着皇帝的权力，而且所有的行为还都让皇帝买单。在《故宫的隐秘角度》这本书里，我透过康熙与吴三桂的关系探讨这个问题。集权主义是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存在即合理，不能进行简单的是非评价，要放在历史的环境中，以历史的眼光去看。
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有一句话，叫“历史之同情”。简单说，我们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眼光与标准去要求古人，像《史记》这样的历史经典，也是文史兼容的。假如偏向历史，固然确保了科学性，却损害了人性的眼光，文学是人学，关注人的精神活动，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事人精神活动的结果；假如向文学偏一点，主观性就强了，就可能悖离历史的真实。像我们的读者和观众，把《雍正王朝》《甄执》《武媚娘传奇》当作真实的历史，这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只能当作艺术品欣赏，不可代替读史。
“上帝的神秘作坊”：
历史背后的历史
歌德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我始终相信，在我们被教育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或者N个历史。或者说，有多少会思考的大脑，就有多少种历史。
很多年中，我的历史叙述都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为历史祛除政治的魅，让历史回到常识。回到常识，就是恢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神秘性和戏剧性。
只有拥有“大历史”观，“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才能重新梳理历史的逻辑，揭开事实之间的秘而不宣联系，如同我在《纸天堂》一文中所写：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这些变化是渐进的，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它的细节”。在这方面，曾有学者把史景迁的历史叙述称为历史侦探学，而在我看来，它们对于历史细节有着“福尔摩斯式”的敏感，更应被归为“微观历史”一类。
所以，从纵向方面，我们可以从商鞅的事业中看到它在“”年代的投影；横向方面，我们发现汉朝攻打匈奴的军事行动，竟然使有着花岗岩质地的古罗马帝国变成一地鸡毛――汉武帝“通过卫青、霍去病，有效地阻止了北方野蛮力量的南侵，让这股雪山上倾泻下来的‘洪水’更改了河道，冲向欧洲……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连同更早的古希腊文明，则在匈奴铁骑的冲击下烟消云散了”。
这种“大历史”观所主导的历史叙述，不会热衷于大而无当的口号式写作，相反，它使历史的版图被重新拼合出一副新的形貌。这份形貌不是政治性的，甚至不是“公共”，它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痴迷于历史的书写者的。我不需要证明它的真实，但我知道它比教科书上的历史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