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中国戏剧节观摩三题

第八届中国戏剧节曲终人散，回顾所观摩的剧目，想法颇多，择其要者，集为三题。

反映民众的愿望弥久尚新

川剧《巴山秀才》是二十年前创作演出过的剧目，此次重排，除了改动个别台词，剧本一如当年。这样的尝试会不会因时间的迁移而适应不了今天的观众。怀着上述担心我走进了剧场，观众热烈的反应打消了我的疑虑。

有的剧目火爆过一阵，过两三年时过境迁便偃旗息鼓了，《巴山秀才》为什么别开生面呢？考虑再三我认为除了此次新排调动多种多样艺术手段，艺术上创新之外，得益于剧本反映了民众的愿望，调动了民众的智慧。与民众有关的内容有较长的生命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巴山秀才》写清末四川著名的“东乡惨案”，但从特殊的视角切入，主要写老秀才孟登科的经历与命运。可以说是小人物介入了大事件，小人物改变了大事件。一个呆气十足，不识官场黑暗的老秀才，先是拒绝了为饥民上告的状子，后来又偶然干出了为虎谋皮的蠢事，险遭杀害。种种事端促使他直面淋漓鲜血，利用省试考卷，写出了揭露血洗巴山真相的冤状。为民请命，冤狱，可以说是此剧反映民众愿望的核心，深深掀起观众的义愤与心潮。作品更深刻之处在于进一步写出清官僚张之洞与川督恒宝的官场积怨，迫使清廷派专使查办冤狱，平息民愤。而巴山秀才最终却由功臣一变为毒酒的饮用者，饮恨离开了人世。让今天的观众在鲜血的教训面前，破灭了对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腐败的清廷的幻想，可以说是最大程度实现了民众的愿望。

此剧情节曲折，冲突激烈，常有出人意料的笔墨。怎么样把传奇性的情节变幻赋予合理性，酌奇而不失其真实，是作品能否成功的又一关键。编剧魏明伦与南国在剧本中利用了两种办法，一是把民众的智慧与机巧，生动地赋予老秀才这个小人物身上，让他利用省试机会，在考卷上书写冤状，让冤情上达朝廷；为了防止川督搜寻迫害，把孟登科的名字谐音倒写；为了保住川督下札剿办的实证，在搜身中洋溢过人的智巧。另一种办法是在总体保持悲剧风格的基础上，不排斥讽刺喜剧样式的存在，对暂时还处于支配地位的众多官场人物，冷嘲热讽，剥去他们的假相与伪装，还他们以本来面目。

民众的愿望，民众的智慧，民众的观点，在若干时间内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虽然也需要有所充实、改进，但还戏于民众其超常的生命力却是有目共睹的。这对于需要打造艺术精品的今人来说无疑是值得总结的经验。

发自心田的《太阳之歌》

利用一部艺术作品（包括戏剧、电影等）为著名的作曲家、词作家立传，围绕作品予以生动的刻划，古已有之，洋亦有之，不失为创作题材中的一格。此次戏剧节中的歌剧《太阳之歌》以革命历史歌曲《东方红》的诞生与传唱为中心，写出词作者李有源的传奇生平。

以一首歌曲的诞生写一个晚会的歌剧，会不会显得单调而枯燥？如此的担心是多余的。一首歌曲要看是哪一首歌曲，《东方红》是一定地域，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所以咏唱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其内容概括了多少人的经历、愿望、理想、感情，不同的演唱者与欣赏者会补充无限的内容，言有尽而意无穷。作品的选材是富于眼力与蕴有深意的。

至于具体的落笔与剪裁，又要概括中显示独特，理性依附于感情。《太阳之歌》的中心人物民歌手李有源的经历具备传奇性，他与陕北民女李改花的的纯朴而真挚的爱情有可歌可泣的特点，沿着他们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线索，可以打动观众的心弦，引发深深的共鸣。民歌手非凡的观察力与表达力，在日常生活中即兴取材，抒情言志，不管是退娃娃亲，自主婚姻或反对封锁，投身大生产运动，以及八路军将士浴血抗日，都会在歌咏中有生动鲜明的反映。陕北特有的“信天游”民歌，粗犷而有力，善用比兴，小中见大，给歌剧提供了鲜活的养分。李有源的扮演者孙学翔与李改花的扮演者陈淑敏，较好把握了这样的音乐素材，在性格化的演唱中由表及里注入了深刻的意蕴，于戏剧氛围里加以适当的发挥，很有表现力。

不管是把李改花从水车上救出，改变她被当作活人祭品的非人遭遇；还是李有源、李改花打破与退掉娃娃亲，有情人终成眷属；或是河东前线军民抗战的非凡亲情；或是李有源、李改花被边区政府派遣的最好医生治好了伤，于难产中保证了母子平安，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时代变了，人民大众翻身作主人的喜悦。歌剧作品没有直接从党和政府如何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上谋幸福的角度加以正面地刻划，而从另一个视点，更多去描绘人民大众从自身的最直接的切身感受中如沐春风，如饮甘露。这样的描绘更具渗透力。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经历了严寒的人民更有殷切的盼望。作品中“心歌”一场，当伤愈的李有源打开眼睛上的绷带，看见朝霞满天，东方拂晓，红日冉冉升起，油然从心底发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歌词，台上台下无不吟诵雀跃。这是心声自然的吐露，是情节水到渠成的演进，是代表亿万民众的心理高潮。《太阳之歌》也就在《东方红》动人的旋律反复歌唱奏鸣中合上了大幕。

感谢战斗歌舞团艺术家呈献了这么一首大气磅礴的直抒胸臆的歌剧作品。在民族歌剧低产、难产的今天，能有如此的贡献，更值得珍视与崇敬。

不容忽视的地域特征

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是个抽象的概念，必须要找到具体的依附，才能真实地呈现出来。适应与反映特定的地域，从人文、历史、社会、民俗、方言、习惯……诸方面加以淋漓尽致的实现，恰恰是贴近上述方面的捷径，常能取得显著的成效。

甘肃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兰州人家》既有方言，又自标地域―――兰州，正是地域性探求的实验之作。这部作品立足西北，把西部古老而尚不发达的城市作为描写对象，写出改革开放的萌动，与不可更易的多方面转型。它与沿海都市，北方都市在总趋势上虽有一致，却不能互相替代。像剧中看守文庙的李大，对文庙怀有真挚的恋情，为保护都市中这一块古老的圣地，他拿出多年积蓄，四处呼吁。他不能让圣人之地，圣人的传统，在自己这一代断了“气脉”。这一个特定环境中才能生长的倔老头正痛苦地承受传统与现代的煎熬，不能自拔。离开了特定的生存土壤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典型。最后的结局是文庙易地再按原样建造，李大的家门口将拔地而起24层的金融大厦，虽然不完全吻合李大的初衷，但现代与古老传统毕竟取得了一定的交汇，新的气息吹进了尘封的大地，保存久远的文明不必用抵制开放作为代价。

《兰州人家》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作为载体，把李大与他的四个女儿，旁及几个女婿作为描写重点。正如创作者所说，家是一条老藤，柔软、坚韧，脉脉相承；家是一泓甘泉，清澈、醇美，沁人心脾；家是厨房里一缕饭香，是夜路时一声叮咛，是熨烫平整的衬衫，是衣袋里沉沉的书信，是手与手撑起的一方避雨的屋檐……这个当前社会中最基层的组合，也正发生着细微而剧烈的变化，有时候震荡也是不小的。而兰州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又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互相碰撞，悲欢离合，无一不牵动着人们的心弦。家庭虽小，其凝聚变幻，正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迁。我们可以这样说，《兰州人家》所发生的种种理智和情感上的撞击，正体现出兰州社会的律动，正映照出兰州古城的可喜变迁。

《兰州人家》原来标明是“方言话剧”，大量采用兰州方言，在当地备受欢迎，达到一票难求的程度。此次为参加中国戏剧节，照顾更广泛的观众面，特意改变语辞，并大部分用普通话发音。从目前的效果看，推广普通话，让更多的人能看懂，这一目的是达到了。但同一内容，用方言与普通话表达，在神韵与生活气息上的差别又是明显的。好在兰州话属北方方言，适当插入方言成分，只改掉个别地方特别费解的个别辞语，兰州普通话两者长处得兼的效果也是可望实现的。剧中目前保存的兰州方言，用“多大个事”反复表达兰州人不畏艰难，面向未来的旷达情怀，就取得了十分传神的舞台效果。一定的语言能传达出特定的地方精神，这方面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平凡的《兰州人家》，制作简单，人物有限，场景固定，线索单纯，似乎不能与场面恢宏，人物众多的大制作同日而语。可是多种爱的渲染，地域美的发掘，深层心灵的碰撞却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每一个拥有生我养我故乡的人来说，心仍然与故乡相通，走遍天涯，故乡仍然是最让人牵肠挂肚的地域。地域美的发现与弘扬，是当代艺术家永恒探求的丰饶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