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再现实地考察背后故事的著作

近段时间,笔者仔细拜读了由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所著的《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编年与个案》)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不仅用大量的史实向读者展示了在20世纪的前66年我国民族音乐学家以及相关人士从事民间音乐实地考察的奋斗历程,而且对这一历史阶段我国音乐文化工作者从事实地考察工作的得失做了系统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

作为一位接受过多年学科训练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该书作者长期坚持在我国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统音乐实地考察,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在《编年与个案》中解读了“”前大陆音乐界及少数非音乐界人士,默默为我国传统民间音乐采集和保存所做的贡献。与同类著作相比,《编年与个案》一书的特色在于,作者以史料为依据,从当事人在实施民间音乐考察活动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活动、学术作为等方面人手,对当事人的实地考察行为,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总结、思考和审视,并通过具体实例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阐述得十分清楚。

总体来看,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容充实史料丰富

在《编年与个案》中,作者按照编年的顺序将全书分为七章,各章又以大量个案为线索,介绍了民族音乐学家以及相关人士的民间音乐实地考察活动及其成果。书中涉及的人物相当多。研究范围也比较广,内容十分丰富。

在绪论部分,作者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写作的思路、条件、方法等,并精心制作了一幅“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实地考察史实”图(第14页),不仅能很清楚地说明编年的分类,而且更利于读者理清思路。

尽管该书所研究的主要是这一时期(1900-1966)我国大陆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的“编年与个案”,但为了追溯历史,作者在书中还特意安排了“古代‘采风’的历史回顾”作为第一章,让读者从中了解到,早在周代我国就有类似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采诗”制度,汉代已有乐府,其后历代亦有文人采编民歌的传统。另外,除了民歌的采录编纂之外,在历代正史以及散文、笔记、游记、方志、序言、题记等文献中,也能找寻到我国民族音乐的相关史料。回顾历史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此章的出现并无不切题之感,反而使人能清楚地知道过去,看清古代和近代之间从未断过的关联。在第二章里,作者详述了北大歌谣运动对民间歌谣的征集活动,以及凌纯声等学者对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作者以大量史料再现了新文化运动下我国学者的实地考察活动,各家观点均有呈现,体现出当时在学术上崇尚“兼容并蓄、民主自由”的时代特点。在第三章中,作者通过大量个案,介绍了外国探险者、传教人士、文化学者对我国民间音乐所做的不同类型的实地考察及其代表性成果,对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我国所进行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指出:“20世纪早期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实地考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学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这种研究,往往代表了学者自身的选择或某种学术思潮,其功利性的目的亦不明显,更不似‘经世致同’的采风。”(第71-72页)在第四章里,作者介绍了1916年至1949年我国部分音乐工作者对收集国故(传统、民间音乐),进而创造具有“中国民族性”的国乐所做的工作。第五章讲述了新中国时期我国音乐文化工作者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作者认为,无论是出于音乐工作者创作的目的,还是研究的学术取向,中国的新音乐建设始终建立在国家认同的民族性上。该书第六章详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音乐学家们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音乐所做的考察与普查工作,并对这一时期采录民间音乐的范围、方法、成果各有分析和点评。第七章介绍了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那段带有政治色彩的全国性民间音乐收集整理工作,指出尽管当时的收集整理工作在采录方法上有专业与不专业之分,但并不影响我国民间音乐体系在摸索中构建。从该书的介绍中,我们了解了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如《中国民歌集成》与《民族音乐概论》等书的出版,便是成绩之一。同时。作者亦对这一阶段实地考察的视野和水平做了客观评价,并指出我们的实地考察还应该更好地进行下去。

虽然,我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工作在1900至1966年间,所涉及的范围广泛,且面临诸多问题,但作者却能够通过对前人研究的背景、理论、方法、成果、经验、问题等的细心梳理,为我们勾画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

在阅读的时候,我时常被书中的真人真事所感动,历史的点滴在作者的笔下鲜活起来,让人仿佛看到了我国民族音乐工作者在从事民间音乐采录的岁月里所付出的劳动与艰辛。在该书所引用的部分史料里,笔者看到了许多采录民间音乐人士的信息。有文学家刘半农、周作人,人类学学者凌纯声、费孝通,非音乐专业人士刘兆吉、张亚雄,地质学家袁复礼,语言人类学家罗莘田,民族音乐家刘天华、曹安和,音乐学家杨荫浏、简其华、毛继增,以及外国传教士、人文学家等。书中,作者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既有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又有不同时期的期刊、著述,甚至在文稿中难于见到的资料。例如,作者通过对简其华的采访得知,“1953年7月,杨荫浏亲自赴西安考察并录音,同行者为简其华。简回忆,当时乘坐的车抛锚,他们背着行李、扛着录音机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到西安,住在客栈,仅录音就整整一个礼拜,录制了当时可能录制的全套西安鼓乐和铜器社音乐,‘尺调双云锣八拍全套’就是那次的成果。简还注意到,杨在采访别关注艺人奏乐的指法以及乐器。”(第169-170页)杨荫浏从西安鼓乐的采访中得到的启迪,直接帮助他完成对姜白石自度曲的翻译。倘若这些放在资料室的报告不拿来利用,就只能是一堆故纸。由此,作者不仅让我们知道了民间音乐的传承,而且还让我们了解了传承的过程,以及前人所做的努力,真所谓“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二、考证详实治学严谨

在《编年与个案》一书中,作者通过掌握的大量未刊稿(包括一些重要的访问报告、手稿集、采访记录、文件汇编、油印稿),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加之大量文献参考资料,对这66年中民间音乐实地考察活动的一些含混的情况进行了较为确凿的考证。

书中所考证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其一,对乐种名称的考证。书中有一段关于“榆林小曲”名称的考证。1954年上海音乐学院于会泳等人对陕北“榆林小曲”进行了采录、整理,作者在研究了相关资料后指出:“‘榆林小曲’实际上是二人台。当初,李焕之因艺人丁喜才来自榆林,而把这次采录定名为‘榆林小曲’,形成了一个学术上的误会。”(第235页)另外,作者还考证了白沙细乐名称的来历。我 们知道的云南白沙细乐,实际本是丽江地区一种名叫“北石细哩”的器乐乐种,因采集此音乐的负责人觉得“北石细哩”这个名称不好记忆,就以地名加乐队组合特征将其改名为“白沙细乐”了。其二,对时间的考证。书中有一段对刘天华年表的考证,作者查到1929年梅兰芳赴美演出,邀刘天华为其唱腔记谱,但在刘天华年表中将这次事件记写在1930年。作者认为虽然刘天华为此次记谱所作之序为1930年元旦,但年表的记法显然有误。其三,对史料的考证。书中有一段关于蒙古族音乐录音资料的考证。1902年比利时Oost,P Joseph VAN神父被派往中国传教,其采集记录了蒙古族音乐,并有录音。作者于2000年前往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亲自查证了该馆的馆藏目录中有与《鄂尔多斯南部民歌》对应的录音资料编号,发现这批录音资料现存只有一曲,其余皆毁于战争的事实。另外,书中对风俗音乐报告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作者认为,将当时风俗音乐报告中被删的“消极”原始资料保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做法,是尊重学术并极具远见的,作者在被删除的资料中,确实查到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比如冠礼的全过程。

由上述内容来看,作者的考证工作为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做了较好的铺垫。

此外,文中内容出处也是非常详尽。细看每页,凡是引用了他人的言论,或引用他人著作、论文、未刊稿、采访稿以及作者对事由、事件、现象的解释等,均有脚注,这些都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书中附录二是“1900-1977年我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大事记”,作者罗列了这一时期里重要的实地考察活动,不仅有1918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还有1963年音乐研究所的章鸣、王迪采访“扬州清曲”等。“大事记”的使用,充分说明了作者在史实的整理考证方面做了大量周密的案头工作,并且这样的设计也更方便读者去分类、使用。书中附录三是人名拼音索引,在人名旁附有作者引用相关学者在书中出现的位置,很方便读者去对照参考。例如,李焕之在书中被引用的地方有5处,赵元任被引用的地方有2处。读者留心数了一下作者所引用的人物竞达493人之多!书中汇集了众多音乐工作者的智慧,让我们从此书中得以窥见我国学人考察民间音乐的足迹。

作者对我国民族音乐学所进行的大量考证告诉我们,我国的传统音乐没有断层,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民族的才是永恒的。在我国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里,如何保存、采集、整理、挖掘、创新民间音乐瑰宝,是永远值得考察研究的课题。同时,从事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需要良好的专业素质,聪明灵活的头脑,吃苦耐劳的精神,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满腔热情的工作态度。

三、评价客观剖析深入

在《编年与个案》一书中,作者以敏锐独特的文化视角察觉到政治和文艺之间从未断过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对每一时期此类现象做了客观评价。从周代采风制度说起,“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天师陈诗以观民风”,对民间歌谣的采集已属于一种政府行为;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20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新文化的大背景、新中国政权政治的建设(当然它也涵盖了文艺的建设);而后有中国音乐研究所对民族音乐实地考察的时代背景等。在上述时期,民族音乐学者既要保证完成政治任务,又要达到学术目的。例如:作者对中国音乐研究所1953年9月至12月组织的“江西河曲民歌采访”工作,所做评价就生动地说明了政治对文艺的影响。作者写道:“河曲采访在民歌与人民生活关系上的所做的探索,极大鼓舞了文艺战线的领导者。他们在许多的会议发言中都高扬了这次的采访。这是通过民间音乐收集所呈现的党的文艺路线,以及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高度重合的典范。”(第193页)另外,陈云首长偏爱评弹艺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便频繁地就评弹工作给出指示。其中包括对评弹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建议评弹剧团要成立专门的研究室进行研究。对此,作者评价道:“不过,陈云就收集整理的意见,其目的还是立足于新书的借鉴和创造。但这种首长兴趣、首长线索或首长观念指导具体文艺品种工作的例子,从古到今,一直也没有断过。”(第241页)

通过不同的历史事件、大大小小的对民间音乐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升华,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当年贡献于民族音乐研究者的景仰和赞同。同时对当年田野工作的视野和水平的剖析,亦闪烁着一位音乐学者的真知灼见,彰显出作者深厚的国学底蕴、学术修养和学术上的精益求精。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和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对待民间音乐态度的深刻剖析。同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音乐家,刘天华侧重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和改良,并将民间音乐的因素和西洋音乐的元素都用在自己的创作中;杨荫浏则注重对民间音乐的保存、整理和研究。作者引用了杨在1980年10月28日接受访谈时谈到对刘在民间音乐采集方面的不同看法,归纳出:“站在民间音乐前面的刘天华,立足于创作作品的基点,推行国乐的改进以及教育制度的建立,而杨荫浏则首先要求史料的原貌发掘与保存。”(第103页)

反省以前民间音乐实地考察中存在的对民间音乐重视不够,文人思想、诸类问题,如何更好地聆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如何理解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如何将感性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如何将这些历史的片断组合、重构、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本身,对于我国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来说,“重评往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作者还指出了以前实地考察工作的一些缺点,比如早期对歌谣的收集只有歌词,而无曲谱,当时的采集者没有意识到曲谱与歌词对后人的研究都很重要。但在对待民歌的即兴性、变异性方面,以前的音乐工作者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就专门针对民歌的即兴性、变异性总结出解决办法:“民间多半口传,即使有谱,唱奏者也不一定完全依谱奏唱,不独张三李四不同,即便同一人每一遍也有不同,因此要将最常唱最习惯的几种记下,加以分析研究,切不可主观取舍,或将已有成果往里套。另外,职业的音乐家和威望高的歌手,比较可靠。如有不同唱法应以他们为主。”(第123页)

综上所述,《编年与个案》从再现历史的角度,对我国“”前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工作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栩栩如生的再现。此外,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前人的观念、方法及其考察的成果。作者对实地考察的理解、剖析和观念对我们学习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学术训练。该书的问世,填补了我国音乐学术界在对民间音乐系统考察方面存在的某些空白,不仅是一本引导音乐院校民族音乐学专业学生从事实地考察学习的优秀书籍,而且对非民族音乐学专业人士也是一本值得参考的读物。不过,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该书在考察对象上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通过认真研读,笔者发现受篇幅所限,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更多是关于民歌、器乐曲方面的实地考察活动,而对宗教音乐、戏曲音乐、舞蹈音乐等方面的实地考察活动,则提之甚少或没有提到。

当然,挂万漏一,在所难免,作者为这部著作所付出的心血不容置疑。在此,笔者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期待该书再版时能呈现给读者更加精彩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