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时期的陕西教育

【摘要】新政期间,陕西省设立学务处总理全省学堂学务,兴起办学热潮.其私立学堂和女学也有一定的发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悄悄的发生了变化。除了官方办学外,地方士绅也积极参与到新式教育的发展浪潮中。教育为改革奠定看坚固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陕西作为北方地区首个响应并获得独立的省份与新思想的传播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陕西;新政;教育

地处西陲的陕西省是北方地区首先响应辛亥革命并获得独立的省份,而这之前的新政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教育的发展,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和变革形势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一、“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

早在1896年,陕西学政赵惟熙与刘古愚①就商议如何整饬陕西学校教育。当时,刘古愚提出了“崇实学”、“预教训”、“习测算”、“广艺术”四点改进意见,并且明确指出:“西人之学,皆归实用,虚不如实,故中国见困于外人也。”[1]并于1897年11月建成崇实书院(1901年后,崇实书院合并于三原宏道书院),给学生灌输维新思想,同时也很注重实业。书院积极变革教育方法,着力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陕西培养了一批维新和实业人才(1898年4月,崇实书院一位姓田的学生,就开动脑筋,自己动手仿造了一台日本轧花机②)。之后,陕西地方当局还于1898年筹建新式学堂――游艺学塾和陕西中学堂,后二者合并,成为陕西维新运动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新式学堂,也是最典型的新式学堂。

随着新式学堂的兴办和发展,各学堂都开设了自然科学技术课,这不仅促进了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使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西北大地得以传播。当时较为有名的有宏道工业学堂(1902年由宏道书院改立)、法政学堂、高等巡警学堂等,后又陆续开办了陕西师范学堂、农业学堂、实业学堂、测绘学堂、巡警学堂等十余所新式学堂,培养了大批学、商、工、法等方面的人才。

二、官办、绅办学堂共撑甘肃新教育的蓝天

除了官方积极办学外,地方士绅也参与了新式学堂的兴建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01年,陕西在省城设立学务处,总理全省学堂事务,希望“通达学务之员分赞……”,[2]经常派员前往各署调查,并派人到日本聘请专门教习,希望以此能够振兴学务。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颁布后,陕西全省七府、五个直隶州③均撤去原书院改设中学堂,全省91县设高等小学堂。1902年陕西巡抚升允、藩司樊增祥创办关中大学堂,1904年改为高等大学堂。

1906年,清政府令各省裁“学政”设“提学使”,总理全省学务;命各州县设总董一人,专管学务;并设劝学所。自1906年劝学公所章程颁布到1909年止,陕西相继成立了劝学公所81所,设总董79人,设劝学员554人。[3]对陕西实业教育的推广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地方士绅也积极参与学堂的兴建,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甘肃士绅刘祖尧、廖文瀚、邵德龄等率先参与崇实学堂、高等小学堂的改建,1906年士绅姜焱森将恂阳书院改设为江口公立两等小学堂,并岁支银四百两。

三、私学、女学初步发展

新政期间,陕西私立学堂和女学也有一定的发展。1902年,陕西同盟会会员焦子敬、范紫东等在西安创办了私立小学堂(陕西辛亥九月起义即发源于此校)。1903年,士绅阎培堂在西安设立“绅立蒙学堂”,1904年以自己的字“甘园”为名,改称“甘园学堂”,同年创办了陕西第一所女校“雅阁女校”,即为“甘园学堂”的附属学校。[4]此外,还有健本学堂等。这些学堂虽不是官办,但对于陕西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扩大了受教育民众的范围。

1906年2月21日,慈禧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3月8日学部拟订《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六章三十六条及《女子小学堂章程》四章二十六条。[5]于1908年7月4日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府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学堂的数量开始增加,入学女生人数也不断增多。陕西女学的发展较晚,1910年由提学使余子厚设立初等小学堂,后又添办师范预备科(自宣统二年起月由库拨银二百两)仿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办法先开简易科。虽然当时女子只能接受最基本的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但女子学堂的兴办、女子接受教育说明女子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正在慢慢的发生变化,妇女正在慢慢觉醒,迈开了追求男女平等的第一步,这是晚清教育改革的一大进步。

四、留学生带来了新血液

师资问题是新式学堂开办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否则新瓶装旧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清政府积极鼓励留学。自1904年开始先后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洋县人黄国梁作为陕西第一个留日学生,于1904年6月赴日;同年10月陕西武备学堂派遣张凤等人赴日本入振武学校习兵科;1905年8月又有官费生白常浩等三十一人,自费生樊宝珩等十八人赴日,后留学人数日多:

近来各省人士前赴东洋游学者三千余人,而吾陕寥寥无几,固有辟远西陲风气之开较晚,益觉导扬先路官师之倡率难迟,本学堂暨师范学堂、三原宏道学堂肄业诸生不乏聪明可造之才,现值宪台主持学务,士气奋兴,人怀墙面之忧,士一蓬心为耻,群情鼓舞,未便从而遇之,此由本学堂、师范学堂挑选十八人,函商学院由宏道学堂挑选,十二人共官费生……查陕西古称农国,地号上腴,第栽培长养之术不精,故事滋发之功不进,此次留学各生当先派习农学而森林畜牧之类附焉至若延绥以北宝山之蕴蓄尤多,卞洛而西铁路之交通已近,厘金将裁,而税务不能不讲,刑律已改而法学不可不兴,拟于农学之外分矿物路工税务法律为四门,各派数人俾多士各求一得……[6]

留学生所习科目遵从当时社会需要,为陕西的发展储备了人才。据1906年不完全统计,陕西在日本的官费、自费留学生已达数百人。这些留学生,由于受到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走上了反清道路,并且因为很多人归国后教授于新式学堂,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封建势力的对抗者,为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了思想准备,这是清朝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留日学生十分关心国内政局的变化,他们在日本创办杂志,宣传革命思想。1907年同盟会陕西分会联合陕、甘留日学生,共同创刊《秦陇》杂志。④1908年2月,由同盟会陕西分会主办,并广泛联络陕西留日爱国学生,在日本另行创办了《夏声》杂志,与《夏声》同时创刊的还有《关陇》杂志,由谭焕章、崔云松、郗立臣等创办,主要内容和《夏声》一样“都是反对清朝黑暗统治,保障西北利权防止外溢。这两种刊物,对陕西革命运动曾起过相当的作用”。[7]同期,留日学生张季鸾等人还在日本创办了《陕北》杂志,该刊出的期数和数量很少,影响比较小。

五、新学、旧学斗争激烈

陕西兴办新学的过程中的突出事件是新旧势力的斗争相当激烈。陕西巡抚升允给关中大学堂题写的对联是“天大地大王者亦大,九州共识尊王义;古学今学圣人之学,多士无忘近圣居。”[8]提学使余坤,为了对抗“新学”,在省城创办了“存古学堂”。规定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每月初一、十五,学堂师生必须到文庙朝拜孔子,以示尊孔。为了与新学堂有所区别,存古学堂上课时,竟不准用黑板、粉笔,而要用白板、黑笔写字。陕西的新学在艰难之中发展,但革命思潮在广大学生中广泛传播,影响深远,随着政局的变化陕西爆发了多次学生运动,表面是对教学和管理生活不满,实际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不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是1908年的“蒲城”(又称“蒲案”),此次运动几乎涉及了陕西所有的学堂、知识界、学界,是陕西辛亥革命前教育界一次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压迫的运动,远在日本的《夏声》杂志也对“蒲案”进行了报道和声援。

新式教育的发展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它造就了一个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各学堂课程应以灌输“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旨,即以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但依旧无法制止新式教育的脚步。新式教育培养了大批适合时展,促进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新式人才,如井勿慕、张凤等,陕西革命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接受了新式教育。一大批学堂的兴建为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军事方面)提供了必需的人才。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慢慢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为以后形势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注释:

①关中大儒,后为甘肃大学堂总教习。

②对刘古愚在泾阳开办轧花厂是一个直接而有力的支持。

③七府:西安、铜川、凤翔、榆林、延安、汉中、兴安;五个直隶州:商州、乾州、彬州、州、绥德州。

④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加上经费短缺,杂志于1907年8月在日本东京仅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参考文献

[1]刘光.烟霞草堂文集.第五卷.转引自西北大学历史系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纪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98.

[2][民国]宋伯鲁等.续修陕西通志稿[M].朱太炎,李民发主编.中国西北文献从书.[M]第六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00:140.

[3]西北大学历史系.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168.

[4]梁星亮.陕西近现代名人录[M].第三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192.

[5]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204.

[6]朱太炎.中国西北文献丛书[M].(卷六)(学校一、十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00:142.

[7]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90.

[8]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509.

作者简介:

王慧(1982―),女,山东莱阳人,硕士,仰恩大学助教,研究方向:西北社会史。

游战武(1983―),男,湖南娄底人,硕士,仰恩大学助教,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