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昕:必须真正触动并改变既定的利益集团格局

此书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为什么某些国家会衰落？第二，此书的分析框架对于东亚和中国的发展是否有足够解释力？ 一

第一点是此书的核心内容。尽管此书探讨了国家的兴衰，但我的关注点在于“衰”。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兴盛起来，即高速发展，这是一种情形；一个国家在兴盛之后保持不衰，即经济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维持低增长甚至零增长，但社会经济生活保持稳定、多样而富有弹性，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国家的衰落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基本表现为经济成长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停滞不前，或经济成长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每况愈下，而且国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呈现紊乱无序的状态。

我们特别关注最后一种情形，这同当今国人的一个忧虑有关。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但尚未达到足以让绝大多数国人衣食无忧、幸福安康的境况。可是，中国的高速发展可持续吗？在一段时期之后，比方说在十年之后，会不会衰了呢？关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所有讨论，关于重启改革议程的所有呼吁，关于托克维尔的思想到底与中国有何相干的所有探讨，都缘自这个攸关国家命运的忧虑。

国家为什么会衰？这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核心内容，也是引发读者关注的焦点，但其思想渊源却没有受到重视。在我看来，本书分析框架的思想来源之一是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国家兴衰论。奥尔森的理论和本书，都揭橥了国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某些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主导甚至绑架了国家的公共政策。

我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授“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奥尔森的国家兴衰论是其中一节课的内容。奥尔森的论著理论性很强，故事性很弱，可读性不是一般的差，而是相当的差。有了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课堂讲授就能活跃起来了。这真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本书。

大家都知道，奥尔森写了一本书，题为《国家的兴衰》。他还有一本书，题为《集体行动的逻辑》，更加有名，几乎每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提及。事实上，《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更有影响，是所谓“理性选择政治学”和“理性选择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可惜的是，奥尔森尚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英年早逝了。2009年，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奥尔森学术地位的一种间接性肯定。奥尔森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对于其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力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奥尔森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实际上没有受到重视，仅有少数人予以关注。中国政治学界也有少数学者讨论过奥尔森的国家兴衰论，但是误解、曲解、盲解之处比比皆是。 二

那么，奥尔森国家兴衰论，到底说了些什么？奥尔森的国家兴衰论基于演绎型论证，这一论证出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的兴衰》这两本书中。很多人未能充分理解这两本书的逻辑关系，这是导致种种误解的根源之一。

简要地说，奥尔森国家兴衰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如下：

1.国家兴盛，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积极性生产好东西，最大程度地让别人喜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妨碍其他人生产好东西的积极性。大家知道，多元化的竞争性市场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最有可能促成这个状态的实现。

2.要达成这个状态，即确保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的运行，就必须要建立一整套规则和制度（例如保障权利、维护契约、提供公共物品等）。这些制度是国家兴盛或至少不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国家能否长盛不衰，还要看其国民能否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一批世界各国人民都喜欢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国家兴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碰巧有一些聚宝盆。

3.规则也好，制度也罢，必须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形成。可是，制度建设固然是讨好的，但却是费力的，其收益也必定是大家共享的。于是，不少“理性的”人就会“搭便车”，希望别人费力做好事，自己坐享其成。就是奥尔森赖以成名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4.乍看起来，“集体行动的逻辑”意味着集体行动的不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制度不会有人去建设，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这么理解，实在是荒谬到了极点。

实际上，奥尔森理论的重心在于说明集体行动为什么会形成，他强调了“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简言之，由于种种缘由，某些类型的集体行动比另外一些更有可能形成，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再进一步说，有些利益群体比另外一些利益群体更活跃，更强大，更有影响力。

5.通过集体行动参与国家制度建设和演变以及公共政策决策与执行的利益群体，有可能出现两类：一类奥尔森称之为“共荣性群体”；另一类他称作“分利性联盟”。

6.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之中都会有利益群体，而利益群体博弈的结局无非两种：一是国家为共荣性群体所主宰；另一种则是由分利性联盟所左右。共荣性群体倾向于制定一些公正的游戏规则和普惠型公共政策，从而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包容进来，为大家提供共同努力、共同富裕的制度平台；而分利性联盟则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倾向于竭尽全力影响规则的制定和政策的形成，从而使财富的分配有利于自己。

7.由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强度并不均等，因此如果某些分利性利益群体把持着国家，某些人总能成为赢家，社会资源的配置也总向他们倾斜，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的作用就会日益孱弱，国家就会走向衰落。

与奥尔森的逻辑演绎相比，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给出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分析框架，即国家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形。所有国家的制度都可以分为两部分，即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制度，又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容性的，另一类是榨取性的。这里的“包容性”，与奥尔森所谓的“共荣性”，是一个意思。

根据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定义，“有足够中央集权又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为包容性政治制度”，而有着国家确保私有财产权利、维护契约制度、促进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市场制度，则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在这里，阿斯莫格鲁和罗宾逊使用“中央集权”（centralized）这个字眼多少有些误导性。实际上，他们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所看到的就是比较发展政治学中所谓的“强国家”。强国家具有合法性，同时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包括制定并执行各种公共政策。然而，强国家并不一定是无限政府，而有限政府往往更有可能成为强国家。因此，国家兴盛或维持不衰的必要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国家的存在，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