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道医生”邓前堆

2014年的“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石月亮乡拉马底村乡村医生邓前堆似乎比在村子里给人看病更忙。

一会是国内外媒体要求采访，一会是准备参加全国慈善总会“一张纸献爱心”上线仪式。邓前堆带来了和去年一样的建议：呼吁国家能够出台政策，能让和他一样的“乡村医生”老有所依。

“今年出发前，来自保山的多名50多岁的同行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在会上帮助呼吁解决养老问题。”邓前堆说，“去年我在福贡县马吉乡去调研时了解到一位72岁的老人，干了40多年的乡村医生，因为年纪大，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填写表格，最后只能退下来。现在只能依靠在沿海打工的儿子每个月寄来的500元钱生活。”

那一刻，很多人发现，被称为“索道医生”的邓前堆俨然不仅仅是一个划着索道给乡亲们治病的乡村医生，他的肩上扛起了更重的责任……但是他说，“说心里话，比起开会，我更愿意在村子里给村民看病。”

“我一定要好好为村里人服务”

石月亮乡，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但是在地图上却不好找。

从乡镇所在地利沙底逆江北上，离乡政府6公里之处就是拉马底村。山高谷深、地势陡峭，6个村民小组被湍急的怒江一分为二。这些村民小组里，除少数几户居住在较为平坦便利的江畔公路边，其余大部分散居在坡度超过50度的崇山峻岭之间。曾经，江对岸害扎、拉娃达、格扎三个小组，最“现代”的交通方式就是溜索渡江。通往每一家的山路，都十分艰险崎岖。

1964年，邓前堆出生在拉马底村一个叫培建的傈僳寨子中，但是，他是怒族，而非傈僳族。从小奔跑于高黎贡山的山间小道，性格朴实坚韧，做事细腻执着。

19岁那年，邓前堆帮哥哥背着酒、面等副食品到缅甸去卖。走了整整三天，遗憾的是还没开始出售货品，他就得了痢疾，回到家在村里的诊所躺了4天。当时给他看病的医生叫友向叶，比他大不了几岁，在邓前堆的记忆里那就是一个大哥哥。而正是这个大哥哥改变了邓前堆的人生轨迹。

“当时大哥哥问我疼不疼，我说疼得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他又问我想不想当医生，去帮助那些犯病的村民。想了想之后，我觉得当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又担心没有基础，就说怕是没有机会。”邓前堆说。

“你想当，想跟我学，我就去跟领导说。”友向叶回答。

对于那场病的记忆早已忘却，但是因为这场痢疾，邓前堆走进了乡卫生院，开始了自己的学医生涯，那时候他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倘若真能成为一名医生，就一定要好好为村里人服务，不辜负这位‘大哥哥’的信任。”

起先，什么都不懂的邓前堆只是跟着友向叶认识药品，看着他给别人治病开药打吊瓶，慢慢地他也摸出些门道，邓前堆还被派到乡医院培训了6个月。1983年11月，邓前堆开始工作了，那时候他的工资是每月28元。

“当医生要温柔。”邓前堆回忆，友向叶在教授他医术的同时，还时常教诲他，医生对病人要温柔、有耐心，要像对自己家人一样，叮嘱他谨记，医者父母心。

他是村里的“溜索大王”

自当上乡村医生那天起，邓前堆就给自己定下了“人命比天高，救人是第一”的从医准则。只要乡亲们病了、伤了，他随叫随到。但是很快，他就犯难了。

原来怒江两岸的村寨隔岸相望，江对岸山梁上的一个村小组，住着20多户人家。过人马吊桥到这个村，得绕路走两三个小时。众所周知，对于很多突发性疾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耽误两三个小时，病人可能已经一命呜呼。若想不耽搁时间，就得过一条125米长的溜索。

而对于邓前堆来说，虽然也是当地人，但是他的家在怒江东，比起怒江西的人家来，交通便利许多，即使进城赶集不需过江，也无需过溜索，所以直到那时他也不会过溜索。但是邓前堆明白，工作和责任让他不得不学会过溜索。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掌握好力度，邓前堆溜滑速度太快，滑轮刹不住，一下子撞到对岸拴铁索的柱子上，最严重的一次左腿被撞伤，药箱里的玻璃注射剂也被撞碎得仅剩一只。经过数次尝试后，邓前堆变得更加谨慎，很快就可以熟练过溜索了。后来，长期艰难的行医生涯使邓前堆成了村里的“溜索大王”，“溜索比赛”时他过一趟125米长的溜索仅需39秒。

而在逐步的行医过程中，他对医术也是努力钻研，水平一天天提高。不仅本村的，外村的乡亲也来找他看病。

2003年，害扎村有个乡亲从陡坡上滚下来，伤了眼睛。邓前堆爬了三个小时山路才赶到病人家里。他一看，病人的眼球都掉出来了，悬挂在脸上，眼角有一个大窟窿，窟窿里淤塞着一团泥。他想动员病人下山，到县级或州级医院去治疗，可是天已经黑了，下山、过溜索、赶路、找车，再到县城，顺利的话最快也要四、五个小时，拖这么长时间，伤口恐怕会感染，甚至会危及到颅内。情急之下，邓前堆洗了手，进行必要的清洗消毒后，将病人的眼球塞回眼眶，固定包扎好，而后一点一点地把他眼角窟窿里的泥抠出来。清洗、消毒、缝合、包扎、输液，一直到深夜才告一段落。病人家属打着火把，将他送下了山。

“回到家里以后，我仍然心有余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主要是担心病人感染和失明。第二天，我又赶到病人家里，看到这位病人一般情况良好，生命体征正常，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我才放下心来。遗憾的是，因为病情突变，病人的那只眼睛最终还是失明了。倘若我这里的医疗条件好一点，或者交通方便一点，病人受伤那天能够及时送到外地的大医院，那他的眼睛一定不会瞎。”邓前堆说。

2006年的一天，邓前堆正在山地里劳动，有个小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去拉他，说有个人从车上掉下来了。邓前堆急忙跑去看，原来一个村民从汽车车厢上摔下来，被铁板刮伤了。裂口从大腿一直撕到小腿，鲜血淋漓，惨不忍睹。那一次，他足足为伤者缝了十八针，创了自己当乡村医生以来的最高“缝合纪录”。那次缝合手术，加上打针、用药，邓前堆仅仅收了伤者20元钱医疗费。因为病人失血并不多，看看没什么大碍，而且病人家附近没有电话，邓前堆无法与其家属取得联系，只好自己送病人回去。病人身高体胖，最后的镜头就是他背着病人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这样的场景对于邓前堆来说，是过去30多年来经常发生的事情。邓前堆说：“只要乡亲们病了、伤了，他随叫随到，哪怕是在深夜，我也是独自过铁索、打着手电筒攀爬大山。壁立千仞的怒江大峡谷中段，一根铁索横跨滔滔怒江两岸。我背着药箱，紧紧抓住索绳，使劲蹬一下腿，滑轮呼啸而过，只要乡亲们健康了，我怎么样也值得！”

“这辈子只想做个乡村医生”

由于拉马底村村民散居在深山中，交通相对闭塞，山高路远求医难，过去，村民们有病只能用忍和拖，小病忍成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症。乡亲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邓前堆这样的乡村医生，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邓前堆除了临时的出诊，多年来坚持每个月上山巡诊一次。现在通讯便捷，巡诊之前，邓前堆事先打电话通知村民小组长，请组长通知各户，让有病、需要药品的村民在寨子里集中。邓前堆每次都按时到达，现场为乡亲们服务。如果了解到有哪个病人来不了“集中报到”就诊，路再远，邓前堆也会送医上门。亲自去看一下，他才放心。

“邓医生是个好医生。”村民友前妮说，“只要他在，我们就放心。”

这些年来，为了让缺钱的乡亲们看病方便，邓前堆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到山地里劳动，还是赶集、作客、走亲戚，他都会习惯性地挎上药箱，以便随时在田边地脚、林间崖下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村民们说，邓前堆就像亲人一样，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在陡峭的山路上，邓前堆出诊5000多次，从来不收出诊费。有的病人交不起药费和治疗费，他也照样给治病。

“这些年您总共为村民垫付了多少医药费？您不担心他们不还吗？”

“大概2、3万吧。”邓前堆想了想说，“他们有条件还，自然会还。不还，自然是没条件还。”

多年来，拉马底村的医生换了一波又一波。他曾经的同事，有的去外地打工，有的在当地谋其他活计。他也有外出挣钱的机会，但为了深山里的乡亲们他不能离开，尽管这份危险而忙碌的工作收入微薄。显然，“乡村医生”这个词，对邓前堆来说，已不单是一种职业，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2011年11月，拉马底村的溜索换成了连心桥和幸福桥。邓前堆不用再靠滑溜索往来怒江出诊了，这是让他最开心的事情，而在之前，他拿到了驾照，自己开车出诊，接送病人。

“现在方便多了，因为加大健康教育工作的缘故，乡亲们的卫生保健意识有所增强。做计划免疫工作之前，只要通知到村，乡亲们就会在家等，我如期去打预防针。现在我的工作确实是越来越好做了。”邓前堆说：“拉马底村卫生室现在除了我，还有一名女乡村医生。孕产妇的体检和管理、儿童的体检和随访，这些工作就由李梅英同志去做。有关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传染病的预防宣传，仍然由我像从前一样，翻译成傈僳话向大家宣传和解释。

因为工作出色，各种荣誉一齐向他涌来，面对荣誉，邓前堆淡然一笑，“人不能忘本，是党培养的我，是乡亲们的信任和支持使我31年坚守在乡村医生的岗位上，并且，我只是做了乡村医生应该做的工作，在怒江，别的乡村医生也和我一样做事，做得更好的医生还很多，而我却被宣传了，心里有点不安啊！”邓前堆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继续当好乡村医生，除了当医生，我什么都不想当，我要尽我所能为父老乡亲们解除病痛。尽管我多次参加了省、州、乡组织的乡村医生培训，但是我觉得自己掌握的技能和临床经验还远远不够。我还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业务水平，适应乡村医疗事业的发展。现在农村医疗政策好，只要乡亲们需要，我这辈子只想做个乡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