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诗学内涵

欧公《六一诗话》的诗歌评论对象主要是唐代及当代诗人。在具体评论中，表现了一些重要的文论主张。

首先，在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上，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曾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或工也。”这种“穷而后工”论，是继承先秦“诗可以怨”（孔子语）、“发愤以抒情”（屈原），两汉“愤中形外”（刘安）、“发愤者书”（司马迁），齐梁“蚌病成珠”（刘勰）、“苦辛出好诗”（钟嵘），唐代“文章憎命达”（杜甫）、“心中愤气文难遣”（薛逢）、“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 （白居易）、“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等说而加以发展。《诗话》第10条“孟郊、贾岛以诗穷至死”、第23条“闽人有谢伯初者”“仕宦不偶，终以困穷而卒”、第7条郑都官（谷）、梅都官（圣俞） 皆以仅官至都官而卒等，即用具体而生动的事例又一次证明了“穷而后工”的观点。诗人为何“穷而后工”呢？ 一是仕途不畅达者即“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事者”，则集一生精力于立言以求不朽，故能长期处于“虚静”的境地，聚精会神地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二是“穷者”有切身的生活体验，故能写出养尊处优的富者写不出的“穷苦之辞”。

题材应广泛。《诗话》第 27 条论韩愈云：“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这是赞扬韩愈不受题材所限，说他无论那种题材都能入诗，且都能曲尽其妙。而对宋初一些人的限制题材的做法，则提出了批评。一褒一贬，表明了欧阳修对诗歌题材问题的鲜明态度。

表达技巧务须多样。如用典，欧氏就不偏执，故他说刘子仪写诗，有的“虽用故事，何害为佳”；有的“不用故事，又岂不佳”。因此，写诗用典或不用典皆可。再如用韵，欧氏也颇讲究，故其对韩愈工于用韵极为欣赏。另外，欧氏对晚唐周朴的“月锻季炼”“极其雕琢”的做法不仅不反对，相反，还对其佳句予以揭载，这也表明他对诗歌艺术技巧的包容。

在诗歌创作规律上，欧阳修借梅圣俞之口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圣俞尝与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在这段话中，梅圣俞说的诗家的“率意”，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说诗人在作诗的时候，看起来很“随意”，好似冲口而出，不假思索；二是说诗人的诗作风格平淡自然，语言质朴浅近，好似不加雕琢。梅圣俞认为实际并非如此。一时的“随意”是平日苦思的结果，朴素自然的风格产生在千锤百炼之后。故其《读邵不疑诗卷》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又其《依韵和晏相公》亦云：“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欧阳修不仅完全赞同梅圣俞的说法，而且还在《诗话》第4条举梅氏自己的创作实践以证之：“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即是说：梅圣俞诗歌那种闲远古淡的风格，貌似率意而成，其实构思极艰，是诗人平昔苦吟的产物。梅、欧提倡的平淡出于精思、朴素源于雕琢的观点，当来自唐代的皎然和韩愈。稍后于梅、欧的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之论，则又当源自梅氏。梅圣俞和欧刚修还对诗作提出了“意新语工”的总体要求。所谓“意新”，指诗作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前人所未道者”；所谓“语工”，指通过艰苦的“造语”过程，写出巧夺天工的诗句。总之，“意新语工”包括了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统一。其中又特别强调“至善”的诗歌须“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即是说：“至善”的诗歌应当形象鲜明，新颖独创；同时也必须含蓄蕴藉，寓意深广，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

在诗歌风格上，欧阳修主张不拘一格，提倡风格的多样性。《诗话》第 13 条云：“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文中对梅圣俞、苏舜钦二人诗风异同的概括（一雄放，一古硬）精当生动，影响深远，后世评论苏、梅诗风异同者，皆莫能出其范围。《诗话》认为：梅苏的不同诗风，“各极其长”，不可轩轾。另外，《诗话》对“白乐天体”和“西昆体”虽有微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肯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特别是对“西昆体”的代表作家如杨大年、钱惟演等，更是称赞有加，甚至有曲意开脱其缺失之嫌。如第 21 条云：“杨大年与钱（惟演）、刘（子仪）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诗话》把“多用故事”至“语僻难晓”的责任完全推到争效西昆体的后学身上，而对始作俑者却多方回护，似有不妥。又《诗话》第 4 条云：“……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对于风格和人的关系，《诗话》也有论述。第 24 条谓石曼卿少以诗酒豪放自得，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属诗如其人一类；而第 26 条评龙图学士赵师民，说他的诗有不类其为人之句，则当属于另一类。这样的论述，比仅谓“诗如其人”，或只唱“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要深刻得多。

（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