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争论

说起近代意义的新闻报纸在中国的出现,如果从葡萄牙人1822年9月在澳门出版的《蜜蜂华报》算起,到现在已将近两百年了。这当中无数的报纸生生息息、此起彼伏。“名号”流传至今不变、仍在出版、年龄最大的,当属上海的《文汇报》。《文汇报》的特色是“文化”,从它可以了解到若干重要“文化事件”,比如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在《文汇报》等报纸发生的一场关于杂文创作的激烈争论,现在看来,就令人感慨不已。这种货真价实的争论,已经是非常“遥远”了!

争论源自于阿英的一篇评论《守成与发展》。作者在文章中表示:“鲁迅风”杂文是过去时代的产物,现在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杂文不要讽刺,不要隐约晦涩。并对杂文家王任叔的杂文《扪虱谈》等提出了批评。王任叔不同意他的意见,立即在自己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了《有人,在这里》,对阿英的说法予以反击。以此为开端,分别以王任叔和阿英为首的一大批作家连续发表文章,引发了一场大争论。由于王任叔和阿英都是中共党员,引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孙冶方表态,一方面肯定了“鲁迅风”,同时也要求双方“鸣金收兵”。最后,《译报》召集双方作家、编辑三十多人座谈,达成了一致结论:一、停止争论;二、鲁迅杂文的幽默讽刺风格和“鲁迅风”的杂文,不仅过去,就是现在和将来,都有伟大的价值。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次“争鸣”的意义,我以为首先在于它的“结论”中充分肯定了鲁迅和“鲁迅风杂文”,肯定了幽默讽刺的长远价值。

不过那次争论最叫人怀念的地方,还在于它是一次“真正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地位平等,文章都可发表。且指名道姓、针锋相对,任何一方都不担心戴帽子、受处分、“装档案”,以及突然变成了什么可恶的“分子”或“敌人”。

从那以后,至少到1978年,整整四十年的时间里,在杂文界,这样的“争论”不见了踪影。

其实,在1942年“文艺座谈”以前,在延安还有过一次关于杂文的“议论”。丁玲、罗烽、艾青、王实味等人发表文章,认为鲁迅式杂文并未过时,杂文抨击现实的弊端“甚至更重要”。从后来丁玲的受批判,罗烽的“挨整”,王实味被杀的悲惨下场,可知这绝不能说是一次“平等的争论”,只能说是有“论”无“争”。1949年以后,杂文家们战战兢兢,不要说“鲁迅风杂文”,就是一般的批评性杂文“此时更是销声敛迹”。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期,空气稍稍和缓,报刊上杂文渐多,徐懋庸以“回春”的笔名于1957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为小品文(杂文)请命,认为小品文(杂文)正出现“消亡的危机”。这篇文章在当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也有人反对,好歹算是“讨论”了一下。遗憾的是,“反右”风一起,鼓吹“干预现实弊端”的杂文立马成了“罪状”。《人民日报》在1957年11月26日发表关锋的《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是的号角》,只从这气势汹汹的标题就可知徐懋庸们的下场之不妙。须知当年《人民日报》重头文章的杀伤力是远超“人民法院”的判决的。于是,一场刚刚开始的“论”,还来不及怎么“争”,就又不得不收场。以后到了“”,一开场就拿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杂文《三家村札记》做“祭旗”,光这三位作者就被整得两死一伤。其他“鲁迅风杂文”及其作者们的遭遇,当然也不堪回首了。

1978年以后,说老实话,“装档案”的威胁倒是逐渐淡化――除了少数人曾经被指为“自由化分子”,怕了一下――而且在八十年代对所谓“新基调杂文”的讨论,基本上也可以算是比较平等。但总体说来,当年发生在“孤岛上海”的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大争论”,现在却很难得再见了。

这说明还是有点“怕”。怕什么呢?――这不能不令人更加怀念七十多年前的那场争论。

【选自《新浪・博客》本刊有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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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 危险之争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