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徽宗“崇宁重宝”雕制工艺浅议

【编者按:此文所述雕钱工艺,尚可探讨,文图均未尽如人意,但其思路及以图解文的做法颇可供广大作者参考。】

笔者好友某,世家子弟,其尤喜集藏古币,征得其同意,今将其珍藏的一枚宋徽宗时“崇宁重宝”(图1、2)飨之于读者,也就教于各藏家。此币重11克,径35毫米,厚2毫米,正反面刻深均为0.6毫米,字廓峻深,雕刻痕显而易见。因其如此,笔者窃以为:此币可以作为标本,引导我们探讨宋徽宗时期雕母钱的制作工艺:

(一)传世之品,历尽沧桑。此币从未入土,其内、外廓可见赤铜环绕,两面之地章绛紫色包浆均匀透亮,应是传世品。细看外廓之两面及外缘,但见各种创伤密布,形态不一(图3、4、7、13)。此币自问世至今,历经不知多少位收藏家之手,在收藏中此币被各种器物碰撞冲砸,致遍体鳞伤。同时也似乎暗示我们:此币既非一般的样钱或行用钱,也并非是收藏家所珍视的藏品。

(二)地章处理,正反面差异很大。此钱反面之地章处理得平整洁净,但仍有两处微见波纹(图5)。再看正面,不但有一处疑为未雕平之残余外,地章只能说是仅仅粗放雕就而已(图6),细观之,如无数土丘起伏绵延,显然还未及精细打磨。但观察字廓,仍能显示出深刻峻拔之势,如城堡兀立于丘原之上。根据上述特点,笔者推测:当年制作者很有可能是先刻反面,因相对容易,再刻正面,正面地章粗雕之后,未及打磨便废弃了。

(三)笔划之间,深浅不一,雕痕毕露。我们且看“宝”字之“贝”部中之“目”,可发现三个“口”的口沿,分为三层向下雕刻。口沿边缘处所刻笔划横平竖直,内角方正;向下约0.2毫米之后,所刻的笔划已有所弯曲,内角也变得圆钝;再向下刻,则只有一条刻划线而已,线与角都融合了。这种雕刻特征,在“重”字之“田”部、“崇”字之“示”部、“宁”字之“四”部,都有呈现(图7)。

值得玩味一番的是“宁()”字之“心”部,三点的处理也许反映了制作者的雕刻次序及经验。三点中中间的一点,其周围地章雕刻得明显较其他两点要深,但地章处理更显粗糙,刀痕历历在目(仍见图7)。

(四)正反面内廓内侧的“拔模斜面”锉磨细致。所谓“拔模斜面”,是笔者杜撰之词,指雕母钱内廓正反面的内侧,与内穿交界处的一种平面与立面的过渡式的斜面。据一些资料介绍,这个斜面可以保护以雕母钱制作的钱模,以免在雕母与钱模分离时损坏钱模(钱范),但均无所命名。为了论述方便,笔者只好姑且如此称呼之。在图8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钱反面内廓内侧的“拔模斜面”。若放大十倍以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斜面上的细微锉痕。

(五)内廓之内穿四壁,均匀分布有八条锉角痕(见图9、10、11)。经测量得知,以内穿四角之顶点为起点,左右两条锉角痕各距顶点1.5毫米,四个角周围共八条锉角痕,在本文所附照片上,只能看锉痕如细线。若放大十倍以上,可看到其锉痕如束丝状。但这八条锉角痕,已经能使内穿之四角有明显的凹陷视感(图12)。笔者推测:当年的制作者,应是用一把断面为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边各长1.5毫米(测量得知)、斜边长2毫米的锉刀来锉此钱内穿四个角的。

(六)终止此钱“性命”的三刀两痕使此钱最终没有成为一枚雕母!通过图13可以看到,在“宁()”字之“丁”部右下角,残留有未雕刻完毕而形成的“铜瘤”,这又是笔者的杜撰之词,以有别于一般行用钱在铸造时在钱币地章等处形成的“流铜”。细看“铜瘤”左侧,地章上留有制作者使用雕刀用“撬挖”式的粗暴手法留下的三道撬挖痕。更引人注意的是,这种撬挖,是以外廓的内边缘为支点的。雕刀支点处留下了两处压痕,完全破坏了外廓的完整,这无疑是给此钱“判了死刑”。从测量可知,两处压痕均宽2毫米,应是制作者所用雕刀在此处的宽度。但有两个问题相应而生:一是,为何雕到此处便废弃了接近制作完成的雕母钱呢?依笔者浅见,很可能是此钱正面字体中的几处明显失误:如“宝()”字之宝盖头与“尔”部相连的一处错刻、“重”字之“千”部长横右侧、“宁()”字之宝盖头等处的错刻(以上均有箭头指示);二是,撬挖的“三刀两痕”是否即为制作者惯用的结束制作的手法,还是一时气愤所为?这恐怕还有待于今后有更多的实物考证。

一枚雕母钱,也许就这样被“三刀两痕”判了死刑,成为一枚未成品。但也许正因为其为未成品,制作者未再继续加工,使遍布其身的各种雕刻、锉磨及破坏痕迹,都统统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枚研究宋徽宗时代雕母钱制作工艺的标本,也算得上此钱“残”得其所了!

(宋徽宗“崇宁”年号为公元1102年至1106年,共计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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