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与贸易利益:理论演进与中国经验

摘要：分工起因于人类进行交换的偏好，分工与贸易不可分。通过对经济学文献的梳理发现，伴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贸易利益的内涵也不断拓展。在要素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体现在：(1)满足人类多样化偏好；(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3)企业、产业组织技术效率提高；(4)贸易外部效应，如技术外溢、制度变迁等。贸易利益(3)、(4)尤为重要。

关键词：分工；贸易利益；要素分工；贸易外部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9－0104－05

一、古典分工模式与贸易利益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由于技术发展的限制，分工被迫限于产业间，此时贸易也主要是为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皆是因为劳动分工的结果。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极大增长，自然生产的产品数量也就增加。斯密认为三种不同原因导致劳动生产率改进。“第一，由于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的提高；第二，由于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普遍所丧失的时间；最后，由于发明了很多机器，便利和简单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在探讨专业化后的国际贸易利益时，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以获取金银财富多少为衡量标准的贸易利益观进行了批判。亚当・斯密认为一国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某个或某些产品，将内生出这些产品相对于他国的生产效率即技术优势来。在斯密那里贸易利益是与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归纳起来，斯密认为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第一，多样化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第二，专业化生产导致的技术进步；第三，资源配置优化，要素报酬提高，可以实现多样化产品消费。

大卫，李嘉图通过假定比较优势外生的方法来探讨哪种分工模式能够产生最大贸易利益。其分析的前提是要素和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在国家内部能够自由流动，而在国家之间不流动，两国消费者偏好相同。这些假设意味着，企业和国家的贸易利益是统一的，不存在冲突与矛盾。如图1所示，假设某国与它国相比，在Y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自给自足情况下，该国效用为U1；开放条件下，要素在国内从X部门自由流动到Y部门，即专业化生产Y产品。此时，该国出口Y，进口X，效用为U2，高于自给自足的效用U1。由模型分析得出，完全专业化的分工能够实现贸易利益的最大化。李嘉图模型利用外生给定两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假定分工后劳动要素不存在因“学习效应”产生的效率提高，排除了专业化生产导致技术进步的可能。在李嘉图那里，贸易利益来源于国际交换价格和国内交换价格的差异，贸易利益体现在贸易前后各国消费的产品数量的增加上。在李嘉图模型中，专业化生产贸易后并没有导致多样化产品的出现，没有贸易引致的劳动生产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利益，这不能不说是对斯密关于贸易利益理解的倒退。 新古典贸易理论代表人物赫克歇尔、俄林在李嘉图的基础上，将模型扩展到2×2×2模式，即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如图2所示：本国自给自足时获得效用U1。假定由于外生资源禀赋优势的影响，Y产品的生产成本较别国低；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内资源调整，多生产一些低成本的Y产品；通过出口换取本国需要高成本生产的X产品，此时该国获取效用为U30 U2代表在开放条件下国际相对价格为Pw时，本国资源还未做出调整时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效用。U2－U1为贸易的直接利益，此时该国要素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而U3－U2为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利益，是在该国资源发生流动，实现有效配置后得到的利益。显然，资源配置的利益被低估了，因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都被排除在模型之外。该模型继续保持着与李嘉图模型一样的传统，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产品多样化均不予考虑。

二、产业内分工模式与贸易利益的拓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已经完全被打破，垄断竞争成为主要的市场结构模式。由于科技革命的影响，世界生产力实现巨大增长，企业不断壮大和发展，分工也由产业间分工过渡到产业内分工，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这种分工模式中扮演主要角色。在产业内产品间分工模式阶段，虽然资本、劳动等要素仍然不能跨国界自由流动，但贸易利益却随着分工模式的发展而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

在考察这种分工模式下的贸易利益时，一些经济学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集古典经济学之大成者马歇尔首先在企业层面探讨分工与贸易利益。他提出产业外部规模经济和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指出专业化生产一部分产品，通过贸易交换可以实现产品多元化和购买成本降低的好处。在马歇尔那里，贸易利益在企业层面上微观化了。

阿林・杨格对马歇尔的规模经济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从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区分中来考察产业进步过程的性质必然带有片面性”。他进一步指出“表现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的经济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规模”。阿林・杨格把分工引致的贸易利益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分工和贸易的不断发展，不仅促进单个企业技术进步，同时也使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成为可能。他还认为单个产业发展具有外部性，会促进关联产业发展，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进步。

阿瑟・刘易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分工与贸易利益的问题。他认为贸易可以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贸易通过向社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需求，进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在刘易斯那里，满足人们多样化偏好是贸易利益的重要子集，对于多样化偏好的追求推动着分工的发展。同时他指出，“贸易也给人们带来新的观念――消费的新方式、新技术或社会关系的新观念……如果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经济突然急剧增长、信仰发生变化或社会关系有所改变，其原因几乎总是由于进行贸易的机会增多了”。据此可以推断，刘易斯将贸易利益内涵进一步完善并扩展到诱发制度变迁上，虽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贸易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

分工演变到产业内产品间阶段，物质产品已经极大丰富，多样化偏好的问题得到理论界的重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兹(1977)在张伯伦模型基础上重构垄断竞争模型，将产品多样化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引入模型，虽然该模型没有考虑生产差异产品的企业之间价格博弈的问题，但毕竟已经把专业化和多样化产品贸易联系起来。克鲁格曼(1980)将其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人们对于多样化偏好的效用满足被正式引入模型中，从而完成了多样化偏好这一基本贸易利益的

模型化工作。

综合以上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产业内产品间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在以下方面得到拓展：(1)满足人类多样化偏好，这在分工发展到产业内产品间分工以后体现得非常明显；(2)企业、产业组织技术效率提高；(3)贸易外部效应，如对关联产业的技术外溢、整个社会意识的制度变迁等。

三、要素分工与贸易利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趋势渐强，国际分工也进一步深化。当代国际分工展现出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某一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卢锋(2004)利用“产品内分工”来刻画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由于资本流动的管制在各国已经放松，加上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外资，资本能够在国际间较自由流动。与此同时，劳动力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仍然受到限制，跨国公司带领着自由流动的资本不断追逐符合产品工序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等不易流动资源。基于此，张二震等(2005)把这种同一产品内不同工序的国际分工现象归纳为“要素分工”。产品内分工概念是当代分工状态的一种形象归纳，要素分工概念则是对产品工序分工的本质原因的概括。在反映贸易利益的内涵时，要素分工似乎更显优势。

当代要素分工模式的出现与发展给我们考虑贸易利益时提了两个难题：其一，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分工模式的发展迫使我们将国家贸易利益和跨国公司贸易利益区别开来。此时，考虑贸易利益时，需考虑三个不同的主体。第一，跨国公司的贸易利益。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利用东道国丰富的适合产品工序发展的劳动力等资源，以实现跨国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跨国公司的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通过要素分工实现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第二，母国的贸易利益。要素分工条件下，母国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竞争力的提高以及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收益的部分汇回。第三，东道国的贸易利益。其贸易利益不仅体现在劳动等参与分工要素的报酬增长、劳动要素的熟练程度提高，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贸易具有外部性，即向东道国产业或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东道国整个产业和关联产业均有可能实现技术进步。对于我国这个最大的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怎样扩大要素分工中东道国的贸易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其二，在要素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扩张生产实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中间产品贸易急剧增加。中间产品贸易实现的贸易利益不完全同于最终产品贸易，最终产品贸易利益更多的体现在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的满足上，而中间品贸易的利益则更多的体现在贸易的外部性上。例如，体现在对于东道国关联产业的技术溢出、对于东道国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的完善以及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上。所以，当代要素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更要着重考虑中间品贸易的外部效应。实际上，贸易的技术溢出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重视。普遍的观点认为，通过贸易可以使贸易各国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而这些好处正是缩短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如Coe、Grossman和helpman(1995)利用其1991年提出的创新驱动模型增长实证考察了进口贸易与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认为进口贸易对技术溢出有显著性的影响。最近Blacock和Gertler(2004)利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层面的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通过出口学习也会发生技术溢出，即出口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综上所述，当代要素分工模式下，其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1)满足人类多样化偏好，这在分工发展到要素分工阶段后有所弱化；(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以要素报酬提高为衡量标准，当然是与本国要素流动以前或还没有流动的要素的报酬比较；(3)企业、产业组织技术效率提高；(4)贸易外部效应，如关联产业的技术外溢、整个社会意识等制度变迁、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等。特别要指出的是，要素分工模式下对于东道国而言，利益(3)、(4)尤为重要。

四、贸易利益实证分析――来自中国的经验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总额不断增长。特别是人世以来，我国外经贸的增长速度连续保持高涨，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由于加工贸易的特殊性，有人担心我们只能收取少量的加工费，获取的贸易收益很少，对加工贸易持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加工贸易是一种典型的以要素分工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它的贸易利益体现在哪里?我们可以利用上面归纳的贸易利益观点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以澄清对于贸易利益的误解。

(1)根据刘易斯的观点，贸易的发展快速可以带来社会关系的新观念，即带来社会制度的变革，而这些制度变革可能是在封闭的条件下不能完成或完成得不好的。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这与我国不断快速发展的对外贸易特是加工贸易有直接的关系，加工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元素，加快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使我国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为了检验加工贸易对于我国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建立以下模型：

LNindex=α0+α1LNtrade+α2east+α3midd+μ模型中因变量利用市场化指数的对数值，自变量代表加工贸易的对数值，该模型数据来源于2001～2002年的省际数据，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的核算，加工贸易额来源于商务部《贸易统计年鉴》，同时为了区别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影响，模型中加入了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east和midd。赋值如下：

eost=1，若该省市为东部地区；否则，east=0

midd=1，若该省市为中部地区；否则，midd=0 利用SPSS软件回归该模型，其回归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模型1不考虑地区间差异，其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与市场化进程有着显著的联系，加工贸易额每增加1％导致市场化程度指数上升0.11％，即市场化指数对加工贸易的弹性为0.11。结果表明，国际要素分工引致的加工贸易发展促进了我国市场化的进程；(2)考虑地区差异的模型2回归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对于加工贸易的弹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对加工贸易的弹性比西部地区高出约25.7％；中部地区的弹性高出西部地区约11.1％；而西部地区市场化指数对加工贸易的弹性仅为0.072。通过进一步计算，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市场化指数对于加工贸易的弹性分别为0.09和0.08。解释这些微小差距的理由就是加工贸易可能存在数量累积效应。由于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加工贸易额

的绝对量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聚集越多的地区自然也对当地市场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通过参与国际要素分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优化配置，在缓解我国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同时，劳动力的工资报酬也大幅提高。在要素可以流动的情况下，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体现于流动要素报酬的增长。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国内的经济体无法完全吸收过剩的劳动力，通过参与国际要素分工，可以解决一部分过剩劳动力就业，从而提高这部分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以2005年为例，该年港澳台投资企业在岗人数557万人，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在岗人数668万人，它们解决了我国1100万人口的就业。同时通过图3可以发现，劳动力要素报酬呈逐年上升之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进一步合理化。若考虑到相关配套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资源，则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将进一步合理。

(3)要素分工引致加工贸易发展，以加工贸易为媒介，技术会在进出口国家实现外溢。技术外溢也能够与自主创新起到同样的效果，能使国家技术能力得到提升。国外研究表明，通过进口渠道可以得到国外和国际R&D的溢出的好处。Coe和Helpman(1995)、利用OECD国家和以色列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口贸易是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另一部分国外学者认为通过学习效用(learning-from-exportingeffect)，出口的发展可以促进出口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技术的提升。他们认为，通过出口自我学习效应，可以提高出口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国内学者主要从进口贸易出发研究技术溢出，如李小平、朱钟棣(2006)分别利用6种方法计算验证了国际R&D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促进了中国工业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喻美辞、喻春娇(2006)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通过进口贸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2731个百分点。当然，在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影响上我国还缺乏相关实证文献，这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4)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正效应。加工贸易产业集聚会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链条不断延长以及配套产业发展的好处。加工产业在一个地区的不断积聚使该地区的产业形成规模优势。由于面向国际市场出口，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强大的产业会吸引配套和相关服务产业也参与积聚，从而促进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加快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张小蒂等(2006)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表明，我国工业制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上升。他们认为，“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中国这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良好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例如昆山IT产业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不仅产业特色、规模优势、集聚效应明显，而且发展潜力大、科技含量高，成为全国IT产业的重要基地。形成了以笔记本电脑、显示器、数码相机、自动交易系统等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生产为龙头，接插件、连接线等计算机零部件、印刷电路板、覆铜板、传感器、真空元件等电子元器件为基础，还有不间断电源、手机电池等一系列配套较全、规模较大的IT产品制造业体系。

(5)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要素分工条件下，外商投资企业要在我国开展加工贸易，必然投资办厂。贸易的直接利益大部分被外资企业以资本和技术报酬的方式取得，但通过税收可以使其中的贸易一部分被征缴进入国库。虽然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着种种税收优惠待遇，但随着税收优惠期限的届满，加上外资企业经营步入正轨，其税收效果就会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通过图4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的企业所得税逐年上升，2006年已经到达1534.8亿元，与1994年的48.1亿相比，增加了约31倍。需要指出的是，图4中的税收并没有考虑外商投资企业雇佣劳动力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五、结论

若将贸易利益的探讨集中于某个方面，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贸易利益的内涵和表现随着分工模式的演进而不断拓展。特别是在当代要素分工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优组合，企业的贸易利益和投资利益的界限越来越不可分，一国的贸易利益与该国所在的跨国企业的贸易利益出现不一致。我们应该抓住贸易利益的本质，即多样化产品产生的利益、资源优化配置、要素收益提高产生的利益以及由于专业分工产生的技术进步利益、由分工引致的贸易外部效应等。在要素分工条件下，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改善和提高贸易利益。首先，加强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含量，使劳动要素质量提高，从而获取更多的劳动要素收益。其次，搞好配套产业的建设工作，扩大要素分工产生的技术外溢，提升我国的技术水平。再次，加强监控，防止跨国公司通过不合理的转移价格转移贸易利益。最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在与外资企业争夺劳动力的过程中提高劳动力要素收益。

责任编校　一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