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中国奥林匹克运动

在晚清民初社会剧烈的变革中，兴起于19世纪中期以后的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开始在中国传播。随着宣传的日渐深入和广泛，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也开始提出了参加奥运会的要求，虽然，这一切是那样的艰难和漫长，但中国人最终还是在1932年派出了一名运动员参加了第十届运动会，回答了拷问中国人自尊的第一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

一、奥林匹克运动的传入

由于清廷的内忧外患，以及对外洋事物天生的警惕性，中国没能参加189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的传人也并非一帆风顺。这就延迟了中国人通过奥运会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时间，推迟了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进程，因为中国人最初了解奥林匹克运动也是通过奥运会来了解的。

1895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发起人顾拜旦曾致函李鸿章，劝说其参加首届奥运会；雅典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也曾于同年8月16日通过各国大使向中国转发了邀请书。由于当时的清廷风雨飘摇，不知奥运会为何物，未加理睬，中国第一次与奥运会擦肩而过。只是很少的几个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奥运会这项活动。

1900年，这年农历六月第67册的《中西教会报》上，已有了关于巴黎召开第二届奥运会的消息报道。1904年许多中国报刊上也报道了第三届奥运会的消息。但由于这两届奥运会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加之当时中国民众对现代体育了解较少，未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1907年以后，随着世界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人士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奥林匹克运动会。10月24日，著名体育家、教育家张柏苓先生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的演说中热烈呼吁中国加紧准备，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奥运会开始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1908年一些报刊报道了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奥运会的消息，称再过几个星期伦敦将举行一次盛大的奥运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会能与奥运会相比。比赛前夕，一位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在中国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刊《天津青年》上发表了署名为《竞技运动》的文章，提出了长久拷问中国人自尊的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10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六届学校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上，美籍体育干事饶柏森用幻灯机放映了奥运会的盛况，并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前景，激起了与会者对奥运会的极大兴趣。

1910年，中国在“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和“争取早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口号的鼓舞下，于10月18～22日在南京劝业会会场筹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全名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简称“全国学界运动会”。它是中国第一次以奥运会模式和内容为榜样举行的运动会，甚至连贸易博览会同时举行这一点，也和当时的奥运会相同；它是第一次跨省、区举行的具有全国比赛意义的运动会；它以空前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中国传播了奥林匹克的理想，使中国体育从此开始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国际体育接轨，至此奥运会在中国被广泛理解、接受和传播。

但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正式发生联系，还是191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开幕之前。运动会开幕前不久，担任大会组织工作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一封电报，建议取消“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奥林匹克”字样，表示“承认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其东方支部。将来万国运动会总干事部中国得派代表参加会议；下次万国运动会时，中国亦得派运动家前往预赛”。然而，燃遍欧洲大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不但使中国人实现奥林匹克之梦的希望又一次破灭，而且也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刚刚建立的联系。以至1922年中国才又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的名义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联系。但由于中国事后并未实际参加奥运会和奥委会的活动，而且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也在1924年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所取代，以至于到洛杉矶奥运会前一年即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才再一次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接纳。

二、奥林匹克运动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影响

作为一个国际化新事物的传人，奥运会对晚清民初中国社会的影响势必是潜移默化和广泛的，特别是对近代体育的影响更为显著。

随着奥运会的传人，加速了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促使现代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并促进了以奥运会为中心的竞赛制度形成。随着奥运会在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逐渐开始关注体育教育。1915年教育部门提出了“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并由过去的不开体育课发展到后来的官办学校也逐渐建立了各种运动部和运动队，开展各种课外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使以“兵式体操”为主盼体育课和以田径、球类为主的课外体育活动和竞赛在学校并存。从1913年到1934年间，由北京体育竞进会和后来的华北体育联合会主办的华北运动会前后共举办了18届之多。这些运动会的开展，加速了现代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同时也逐步确立了以奥运会为中心的竞赛制度。

由于奥运精神的传人，使运动员和观众的不良行为得到了约束，使尊重他人、文明体育得以深入人心。在旧中国的体育比赛中，充满了锦标主义，不讲体育道德。为了争冠军、夺锦标，比赛场上明踢暗打，伤害对方，比赛场外啦啦队互相漫骂攻击。更有甚者，调动军队荷枪实弹，威胁对方，闹得乌烟瘴气。在原有的这种比赛制度下，裁判也是轻则挨骂，重则挨打。而奥运会精神所提倡的则是“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强调的是友谊和尊重他人。奥运观念的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我国体育运动中的不良行为，为文明体育的开展起了引导作用。

奥运会观念的传入，对我国教育界的爱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奥运会的参加单位是以国为单位的，运动员除非代表自己的国家，否则就不得参加奥运会。这个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国初年的体育界，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收回体育权”为代表的爱国运动，因为民国初年，各种运动会的会务和体育组织的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这是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奇耻大辱。1927年7月7日，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在上海成立，此为力争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权，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及发展体育权力的先声。

以奥运会为中心的现代体育的传入，对我国的民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进人民国以后，武术、舞龙、舞狮、踩高跷等各种民间游戏和风俗虽继续保留，但它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已经大不如前了。同时，现代体育要求运动员的服装比较简约，背心、短裤、球鞋，而这同中国当时的长袍马褂完全不相容。运动员的这种穿着在公共场合的亮相，势必会影响到中国服装的近代化和国际 化。

三、清末民初奥运事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1932年当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办时，中国仅派出了一名代表参加，为什么中国的奥运事业会发展得如此缓慢和举步维艰?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对外贸易的市场较小，而且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直处于被动位置，通过奥运会来进行对外宣传，扩大市场，走向国际的要求微弱。而奥运会的复兴是受有关自由贸易的影响，它的宗旨之一也是通过奥运会来扩大自由贸易。如奥运会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所言：“让我们把我们的划浆者，我们的跑步选手，我们剑术家出口到其他国家，这将是未来真正的自由贸易。”对奥运会的热衷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由贸易特别是其中的对外贸易的强烈程度。中国当时所处的被动的小规模的对外贸易，自然只能缔造中国当时落后的奥运会现状。同时，随着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使大量的人口流入了城市，成为城市工商业的从业人员，农村在传统体育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渐渐开始让位于城市。但由于中国依旧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大海，自然经济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历次战争的赔款和各种横征暴敛，致使人民的生活低下，扩大再生产很难进行，从而使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如履薄冰。而以奥运会为中心的现代体育却是建立在城市化的基础上的，以小农经济占主导优势的国家，是很难在现代体育事业上取得发展的。

其次，列强瓜分，中央权力衰微，社会秩序混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奥运事业的发展。“旧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已，北京又是国家多事之地，因此，本来就艰难的体育运动，屡屡夭折。”就连中国人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也是受尽了国家局势不稳的苦，差点胎死腹中。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时，日本企图利用奥运会来骗取国际承认它一手造成的傀儡“满洲国”，决定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满洲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又有消息说，奥委会已经接受“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申请。此消息传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由于他们二人均拒绝以“满洲国”运动员的名义参加奥运会，以及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刘长春才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运动员，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终于正如随行工作人员宋君复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所说的“我二人是代表大中华民国”出席了奥运会。

最后，政府不重视，人民不关心。北洋军阀政府以及以后的政府对各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很差，中国处于一种实质上的四分五裂状态，加之连年不断的内战，中央财政极为拮据，始终入不敷出，对教育极不重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即使第十届奥运会，也因经费的问题，民国政府最初只决定派体协总干事沈嗣良一人作为观察员出席奥运会。即使后来刘长春能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也得力于时为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拿出八千银元(约合当时一千五百美元)作为经费。就拿当时“二人代表团”的阵势，政府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人民不关心主观上是由于当时民智未开，对这些舶来品不了解。奥运会虽是注重大众参与，但由于当时的宣传力度不够，离人民还是比较遥远。同时，人们在流离失所、灾荒连年、衣食无着的情况是没有心情和精力去关心，也不会去关心奥运会的。

1932年的奥运会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可它并没有过时，刘长春单刀赴会的身影还在我们眼前晃动，长期拷问我们自尊的三个问题还在耳边回荡。历史的沉重不能忘记，只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全民关注、齐心协力，我国的奥运事业才能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