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文化政治策略”刍议

[摘 要]詹姆逊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文化政治策略”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批判后现代的文化策略”；二是“抵抗全球化的政治策略”。由此，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形式，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辩证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积极投身于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这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策略”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89 ― 02

詹姆逊是当代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表现形式，并对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在政治实践中积极投身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当中。这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启发作用。

一、“文化政治策略”的概念

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我们必须正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并尝试去分析及了解其价值系统的生产及再生产过程。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在设计积极进步的文化政治策略时，掌握最有效的实践形式。”〔1〕詹姆逊“文化政治策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规范，包括它的价值体系以及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实际上是指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内部生产机制。詹姆逊是通过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来揭示这些价值系统和生产机制的，他得到的结论是：后现代主义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整体历史所表现出的文化形式。该部分是其“文化政治策略”中的理论策略，或称之为“批判后现代的文化策略”；其二是“文化政治策略”的实践形式，这实际上是指通过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而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从而寻找可能的政治形式来对晚期资本主义或全球化历史进行替代和抵抗。詹姆逊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来完成他的政治“实践”的，或称之为“抵抗全球化的政治策略”。

由此，詹姆逊的“文化政治策略”就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来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寻求某种政治形式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政治的替代或抵抗。它包含以上两个密切相关的策略，即“批判后现代的文化策略”和“抵抗全球化的政治策略”，这两个策略之间的关系是他所一直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关系，而这实际上是一条从文化批判走向政治实践的路线。这正如詹姆逊所强调的：“如果我们一贯地把大家困于历史的狂澜中，系统地抹杀种种实践的机会，结果将是我们变得更加被动和无助，只能感到事事都完全不能有所作为。要讨论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们跟当前文化政治的关系，为构造一个真正的政治文化而努力。”〔2〕

“文化政治策略”是在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力场中形成的。萨义德也曾指出：“文化不但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3〕文化的政治力量在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以及全球化条件下不断扩张。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可以从现代性、总体化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批判，“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4〕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表现形式，它本身就是政治的，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詹姆逊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是美国新的霸权主义形式，并主张对其进行抵抗和替代。而抵抗全球化力量则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每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去寻找。

二、文化政治策略的意义

首先，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在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变异，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题与现实之间已经很难找到直接的对应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和措施在晚期资本主义境遇中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和功能效应。尤其在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效论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兴高采烈地鼓噪：马克思主义终结了，历史终结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开始了。”〔5〕为了抵制这种思潮，詹姆逊则旗帜鲜明地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力的辩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6〕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设定了确定的立足点和针对性，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就拥有存在空间。这个立足点的确立是基于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上的，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而不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期，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晚期资本主义都具有，“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未超出伯恩斯坦时代的人们所想象的范围。”〔7〕不仅如此，“晚期或‘第三阶段’资本主义事实上较之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在形式上更为纯正。”〔8〕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证明了前者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存在必要性。

其次，詹姆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融合。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有着两个方面的针对性，其一，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是对以基础主义、表象主义以及普遍主义为特点的现代主义的造反。〔9〕其二，后现代主义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境遇下产生的文化现象，它以自身的支离破碎成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解中心的再现。由此，他把后现代的文化形式解读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全球性的，然而又是美国式的后现代文化，是对一种整体性新潮流的内在的与超结构性的表述，这一潮流就是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和政治支配。”〔10〕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身具有差异和分化，但他认为它还是存在着统一性的。人们在这些差异中努力寻找其统一性，减少和排除它的差异的作用，甚至强制运用一些新的概念来整合多元论，这种努力在詹姆逊看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所在，“我们要‘控制’历史，无论用什么方式，最终都是可能的：不论它用什么语言表达，从历史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人类作为征服者将控制那些似乎是盲目的和自然的社会――经济命运的‘法则’，保存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替代的遗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