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福生传奇二三事

死里逃生

1934年秋，袁福生参加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袁福生解下在堂市缴获的一根皮带去啃。袁福生对这根啃了又啃，救了自己性命的半节皮带，一直珍藏在身边，舍不得丢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武汉才将这件珍品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红六军团命令袁福生到红十七师任副特派员。不料还未到职，突然患了急性伤寒病，被送进了军团级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

不久，部队出发了。

袁福生病情不断加重，高烧39度多，不思饮食，四肢无力，无法行走。根据这些情况，组织决定将袁福生暂留在陕北苏区离铁锅城不远的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只有老两口，没儿没女，一心想把袁福生留做自己的干儿子。老两口对他关心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天除送茶送水，熬小米粥外，还积极寻找中草药给他治病。可袁福生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有时烧到40多度，昏迷不省人事。这可把老两口吓坏了，担心袁福生会死在他家里，到时不好向政府交代，于是叫来村里几个青年把袁福生抬到村外半里路远的一个打麦场里，用麦杆把袁福生“埋”了起来。第二天清早，麦杆堆温度升高，袁福生出了一身大汗，里里外外像水洗过一样，竟然苏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周围空无一人。他想，怎么会躺在这里呢？他想喊人，又喊不出来，口里干渴得要冒烟了。

正在这时，一群中青年来了，他们中有的背镢头，有的背门板，原来他们是前来掩埋袁福生的。他们一到跟前看到袁福生还睁着两只大眼睛时，一下子吓得全跑光了，都认为是人死了，冤魂不散。

此时的袁福生心里十分着急，嘴里想说话又说不出来，只是吃力地不断招手。其中有个胆子比较大的青年转身折了回来，他近前一看，高兴地喊着：“来呀！人还没死呢！”一下子大伙围拢了过来。袁福生以微弱的声音吐了几个字：“水，水，水！”

正当这时，干部休养连连长谭剑禄和几个同志路过这里，看到围着一群人就挤了进来。当一看到躺在地上的是袁福生时，连长忍不住扑了过去，抱头大哭。袁福生得救了，他回到休养连，随即又转到铁锅城医院治疗，没几天就痊愈了。袁福生出院后，被调到军团直属队，之后又调补充团、五十三团、四十九团担任特派员工作。

巧捉汉奸

1938年春，袁福生被任命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锄奸股股长。这年7月初，部队进入到察哈尔省蔚县桃花堡附近。

根据侦察获悉，桃花堡一带没有日伪政权维持会，只有情报所便衣队，这些家伙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为分化瓦解敌人，袁福生奉命带领几名侦察员化装成北平日本宪兵，深入到桃花堡地区。

袁福生曾经学过两个多月的日语，此次通过详细研究，制定了一个慎密的行动方案。袁福生化装成日本宪兵队上尉，由一个“翻译官”两个“宪兵”紧紧跟随。他们带着王八盒子手枪，身挎东洋刀，在统一暗号之后开始出发了。

当天，袁福生一行就到了桃花堡镇，很快就把伪镇长找来了。那个镇长一见到是“日本人”，便点头哈腰地说：“不知皇军长官驾到，没能远迎，失礼了，请多海涵！”

袁福生从他话里断定这个伪镇长是“双料货”，因为面对“皇军”不用“太君”，倒用“长官”来了。于是马上给“随从”人员使了个暗号，“翻译官”站出来质问：“这位是太君，你怎么连称呼也不懂呢”？

“是，是，是！‘太君’光临有何训示，本镇长愿效犬马之劳。”

袁福生用日语说了几句。

“太君说有紧急任务，要你把治安团长、情报所长、便衣队长、维持会长统统找来，有要事交代。”“翻译官”翻译之后，伪镇长满脸笑容地说：“好！好！我就派人去找来！”

伪镇长热情招待，又是香烟瓜子，又是水果糕点，摆满了一桌子。袁福生除派一人担任警戒外，其余3人边吃边谈。这可把这个伪镇长忙得不亦乐乎。

一会儿，伪镇长进来报告：“太君久等了，多多原谅，现在人员到齐，请训示！”

袁福生来到东厢房，正在那里等候的头目们霍地都站了起来。

“太君说要大家坐下！”“翻译官”翻译道。

接着，按预定方案，一个侦察员进来向“太君”作报告。

“翻译官”讲完之后，他们都跟着“太君”走出了镇子，行至一公里多，到了侦察连埋伏的村庄，他们刚进一户大院落座，侦察连十几名持枪战士冲了进来。

“不准动！举起手来！”

“我们是八路军，专来捉汉奸卖国贼的。”

此时，“翻译官”站起来笑着说：“太君，已经把他们都领来了，请八路军接收，可不要打收条。”

袁福生立即命令战士把这班头目带到耒水地区，经过审讯和上级批准，处决了干尽坏事的情报所长、便衣队长，其余的经过教育释放。那个伪镇长感激八路军不杀之恩，表示洗心革面，不再做民族败类，要为抗日救国出一分力。

智斗群妖

1945年秋，正当八路军三五九旅随第二批南下部队在河南漯河打仗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无条件投降了。可就在这时，一面下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大部队的到来。很明显，是妄图独吞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几天后，三五九旅传达了中央军委8月17日命令，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军委命令三五九旅和警备一旅抢在接受部队到来之前，快速赶赴东北，参加接管东北敌伪政权。为了赢得时间，决定从两个旅中抽调营以上干部120名和少数警卫人员，组成一支精干小分队率先行动，从河北涉县向关外昼夜奔驰。

旅锄奸科长袁福生也参加了这个小分队，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日夜兼程，赶到了沈阳。由于长期做锄奸工作，他和同行的李俭珠等5人被分配到长春公安总局。李俭珠化名李成功，袁福生化名颜福胜。因为在此之前，公安总局已被掌握，故只能以无党派的身份出现。

长春公安局的前身是警察厅，掌握着整个东北警察、治安大权。深知这个要害部门的极端重要性，故日军一投降，他们就派军统特务组织“真勇社”的头目张庆和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骗取了苏军和“抗联”的信任，抢先一步接管了公安总局，当上中将公安总局局长。袁福生一行的到来，完全出乎张庆和的意料。李俭珠当上少将副局长，袁福生当上准将警政司法科长，很快就上任了。